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自古到今，丰衣足食一直是国家和人民的理想，国家不仅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生产，也对食品的流通和管理采取了相应措施。
　　
　　果实未成熟严禁入市场
　　
　　古代商品经济虽然不断发展进步，但食品保鲜和储存技术并不发达，大多数蔬菜、水果、生鲜受到时令和地域的限制，流通不广泛，利润也有限，因此利用食品投机牟利的案件很少。
　　尽管如此，考虑到食品安全关系重大，国家仍然作出特别规定。《礼记》记载了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市场管理的记录：“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这里所说的“不时”，意思是未成熟。可见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防止未成熟的果实引起食物中毒，从周代开始，国家就严禁它们进入流通市场。而且，为了杜绝商贩们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国家还规定，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鱼鳖也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周代的食品交易内容，大致还是以直接采摘、捕捞的初级农产品为主，因此主要关心的是它们的成熟度。
　　
　　有毒食品致人死亡所有者被判处绞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食品交易的品种越来越丰富。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润，在商品中做手脚，最常见的是酒家在酒中掺水，严重时甚至以水代酒。不过，虽然投机活动并不少见，但危害到人身安全的例子却不多，大多奸商只是在分量和质量上打折扣。但也不排除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盈利，昧着良心出售有害食品，为此法律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唐代严格杜绝有毒有害食品的流通，根据《唐律疏议》可知，一旦某种食物变质，已经让人受害，那么所有者必须立刻焚烧，否则要被杖打90下。如果不毁掉有害食品，反而送人甚至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如果这种食品致人死亡，所有者则要被判处绞刑。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本应被焚烧但未被焚烧的有害食品造成死亡，食品的所有者也要按过失杀人来处罚。
　　
　　食品市场由行会把质量关
　　
　　在宋代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描绘了东京开封的繁华画面，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繁荣。
　　除了专门的酒楼、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在大街小巷和各大饭店内贩卖小吃、零食。
　　这些小商贩的产品包括点心、干果、下酒菜、新鲜水果、肉脯等等不下百种。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里，则提到了临安的各种食品市场和行会：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蟹行、青果团、柑子团、鲞团。投机分子仍常常使用“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之类的伎俩牟取利润。面对这样繁荣的食品市场，为了加强管理，宋代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
　　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行会把关之外，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食品的销售者给以严惩。但是行会的监管职能并不全面，并且小商贩们通常不加入行会，政府和行会对他们的控制就更加有限。
　　
　　气出来的《陋室铭》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因他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
　　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知县是个势利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偏僻的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
　　面对大江观白帆，
　　身在和州思争辨。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知县，知县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更僻远的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读书作文。并因景生情，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新居。
　　杨柳青青江水边，
　　人在历阳心在京。
　　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便想这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了，遂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一文，并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人间沧桑，那位知县早已化作黄土一堆，而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一文，却是光照历史，流传千古，至今仍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据《中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