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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明辨是非”。但在我看来，医疗行业是最没有“是非”的行业。
不论是江洋大盗，还是人民公仆，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医生没有选择病人的权力，更没有替天行道的权力。
曾经有个颇有哲思的医学伦理辩题：一个死刑犯被送往刑场执行死刑，却在路上遭遇车祸。此时，医生该怎么做？能否因为死刑犯是将死之人而见死不救？答案是不行。医生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无论如何都要救人，等到死刑犯被救活之后，再执行死刑。
一个忙碌的值班夜，急诊室连续接收了两个有严重外伤的病人。一个是拾荒的中年妇女，她在路边捡拾瓶瓶罐罐时，被超速的车辆拦腰撞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跳与血压。急救无效之后，我们只好宣布她的死亡。
另一位则是这起事故的肇事者。在撞倒拾荒妇女后，他驾驶的车辆失控冲向路边护栏，整个车身变形，人也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病人被送到医院时，全身有多处外伤与骨折，再加上浑身的酒味和胡言乱语，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醉到不省人事，还是头部外伤造成了意识模糊。
我们一边固定这个病人的骨折处，一边脱下他的衣物进行全身伤口检查。他的衣服上混着汗水、血迹，还有充满酒味的呕吐物，刺鼻的臭味让人想靠近都难。或许是因为伤口疼痛，再加上意识不清，他口中的脏话一刻也没停过，甚至试图挥拳攻击医疗人员。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压制住他，但仍控制不了他口无遮拦地破口大骂。
“酒驾真是糟糕，自己不要命就算了，还连累无辜的人！”大家虽然忙着救人，但是对他的行为实在无法苟同。“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花力气、费资源救这种自寻死路、害人害己的人？”一位被他吐了一身秽物的住院医生忍不住抱怨。
没多久，死者的家属来了，当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惨死轮下时，群情激愤的众人要找肇事者理论，被我们赶紧挡在急救室门外。“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家属隔着铁门对里头大喊。
“你们为什么要保护这种人？”我刚好走出急救室，被愤怒的家属拦下来质问。为避免徒生事端，我什么话也没说，快步离开。
检查结果显示，肇事者有骨盆骨折造成的内出血，于是，我安排了血管造影栓塞治疗。将病人从急救室推往血管造影室的路上，死者的家属又是一阵追打。或许是由于过度悲恸而情绪失控，医护人员也成了他们的迁怒对象。
“这种人让他死掉就算了！”“你们把他救活，根本就是帮凶！”死者家属一句又一句的咒骂，像一把利剑刺进我们的心坎。我们难道是因为站在肇事者这一方才施救的？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感到迷惘——我为什么要救这个肇事杀人的醉汉？
但我马上恢复了理智。眼前这个病人或许十恶不赦，但我是否有权力替天行道，不去治疗而放任他死亡？显然，我没有这种权力。我只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是正义的仲裁者，更不是法律的执行者。尽管我的是非观念告诉我，此人死有余辜，但我还是必须本着良心，救治这样一个病人。
只是所谓的“良心”，究竟是忠于专业，还是忠于是非？
思绪一转，急促又尖锐的救护车鸣笛划破夜空，救护车前后各有一辆警车开道。虽然病人还没送来，但看到如此大的阵势，在急诊室待命的我们立刻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原来，离医院不远处发生了一起重大社会案件。原本只是酒店客人间的口角之争，在警方到场调解后，竟然演变成警匪枪战。共开了十几枪，双方都有人中枪，均被送到本院治疗。
一名警察虽然身中三枪，但所幸都是肢体上的伤害，没有生命危险。照完X光后，发现其中一颗子弹卡在病人大腿里，造成骨折，因此很快将其交由骨科医生进行手术。
另一个人虽然意识清醒，心跳、血压也还算稳定，但胸口与腹部各有一处弹孔，很明显，子弹已经穿透胸壁与腹壁形成穿刺伤。
“你去帮病人，插32号胸管，我来安排手术。”看完前一个大腿中枪的病人后，我走过来看了这个病人一眼，接着告诉住院医生我的决定。
“放胸管？不用先照X光片？”住院医生对我的处置似乎有点疑虑。
“这是明显的开放性气胸，照与不照X光都不会改变他需要插胸管的事实。”长期以来处理各种外伤的经验，让我几乎已经对各种状况形成了条件反射。
“他目前没有明显的出血性休克，为什么要马上手术？”住院医生接着问我。
“子弹已经穿透腹壁进入腹腔，手术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子弹没有贯穿肠子或其他器官。”在台湾地区以外治疗枪伤经验丰富的医学中心，或许会针对某些特定病人，选择性地实施非手术疗法，先采取保守的治疗与观察，若病情出现变化再进行手术。但在台湾，因为枪伤不普遍，所以，凡是贯穿腹壁的枪伤，几乎都会对病人进行剖腹探查或诊断性腹腔镜手术，以确保子弹对腹腔内器官没有造成伤害。
我走出急救室，向在外面等候的家属说明我的处置方案，以及马上要去手术的决定。陪同的警察大哥知道自己的同事没有大碍，松了一口气。反而是另一方气急败坏，大声指责开枪的警察：“喝酒打架而已，需要开那么多枪吗？出了人命你们怎么负责？”警察不作声，没有和他们争辩。我隐隐约约听到家属说要找媒体与民意代表出面，控诉警方执法过当。
台湾因为有枪支管制，枪伤相对罕见，再加上事件具有新闻性，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手术结束后，果然有一群媒体记者围在重症监护病房外等候消息。基于保护病人隐私与不乱发言的原则，我刻意从侧门离開，避开媒体记者，打算等第二天早上由院方开新闻发布会来发布消息。
但当晚枪战的新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其中也包含了几则有关质疑警方执法过当的报道，家属声泪俱下地对着镜头表示，他们只是善良的老百姓。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不禁想，警察为了执行公务而开枪，理论上应该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但从家属或舆论“伤者为大”的观点来看，善与恶的界限似乎开始模糊。我想不通这个中的道理，似乎孰善孰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置评的。
第二天早上遇到同事，他问道：“听说昨晚有警匪枪战，你给其中一个中枪的病人做手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病人。”我回答。
（傅志远/著，摘自《拼命：只有医生知道的生死一刻》，中信出版集团）
不论是江洋大盗，还是人民公仆，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医生没有选择病人的权力，更没有替天行道的权力。
曾经有个颇有哲思的医学伦理辩题：一个死刑犯被送往刑场执行死刑，却在路上遭遇车祸。此时，医生该怎么做？能否因为死刑犯是将死之人而见死不救？答案是不行。医生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无论如何都要救人，等到死刑犯被救活之后，再执行死刑。
一个忙碌的值班夜，急诊室连续接收了两个有严重外伤的病人。一个是拾荒的中年妇女，她在路边捡拾瓶瓶罐罐时，被超速的车辆拦腰撞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跳与血压。急救无效之后，我们只好宣布她的死亡。
另一位则是这起事故的肇事者。在撞倒拾荒妇女后，他驾驶的车辆失控冲向路边护栏，整个车身变形，人也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病人被送到医院时，全身有多处外伤与骨折，再加上浑身的酒味和胡言乱语，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醉到不省人事，还是头部外伤造成了意识模糊。
我们一边固定这个病人的骨折处，一边脱下他的衣物进行全身伤口检查。他的衣服上混着汗水、血迹，还有充满酒味的呕吐物，刺鼻的臭味让人想靠近都难。或许是因为伤口疼痛，再加上意识不清，他口中的脏话一刻也没停过，甚至试图挥拳攻击医疗人员。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压制住他，但仍控制不了他口无遮拦地破口大骂。
“酒驾真是糟糕，自己不要命就算了，还连累无辜的人！”大家虽然忙着救人，但是对他的行为实在无法苟同。“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花力气、费资源救这种自寻死路、害人害己的人？”一位被他吐了一身秽物的住院医生忍不住抱怨。
没多久，死者的家属来了，当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惨死轮下时，群情激愤的众人要找肇事者理论，被我们赶紧挡在急救室门外。“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家属隔着铁门对里头大喊。
“你们为什么要保护这种人？”我刚好走出急救室，被愤怒的家属拦下来质问。为避免徒生事端，我什么话也没说，快步离开。
检查结果显示，肇事者有骨盆骨折造成的内出血，于是，我安排了血管造影栓塞治疗。将病人从急救室推往血管造影室的路上，死者的家属又是一阵追打。或许是由于过度悲恸而情绪失控，医护人员也成了他们的迁怒对象。
“这种人让他死掉就算了！”“你们把他救活，根本就是帮凶！”死者家属一句又一句的咒骂，像一把利剑刺进我们的心坎。我们难道是因为站在肇事者这一方才施救的？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感到迷惘——我为什么要救这个肇事杀人的醉汉？
但我马上恢复了理智。眼前这个病人或许十恶不赦，但我是否有权力替天行道，不去治疗而放任他死亡？显然，我没有这种权力。我只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是正义的仲裁者，更不是法律的执行者。尽管我的是非观念告诉我，此人死有余辜，但我还是必须本着良心，救治这样一个病人。
只是所谓的“良心”，究竟是忠于专业，还是忠于是非？
思绪一转，急促又尖锐的救护车鸣笛划破夜空，救护车前后各有一辆警车开道。虽然病人还没送来，但看到如此大的阵势，在急诊室待命的我们立刻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原来，离医院不远处发生了一起重大社会案件。原本只是酒店客人间的口角之争，在警方到场调解后，竟然演变成警匪枪战。共开了十几枪，双方都有人中枪，均被送到本院治疗。
一名警察虽然身中三枪，但所幸都是肢体上的伤害，没有生命危险。照完X光后，发现其中一颗子弹卡在病人大腿里，造成骨折，因此很快将其交由骨科医生进行手术。
另一个人虽然意识清醒，心跳、血压也还算稳定，但胸口与腹部各有一处弹孔，很明显，子弹已经穿透胸壁与腹壁形成穿刺伤。
“你去帮病人，插32号胸管，我来安排手术。”看完前一个大腿中枪的病人后，我走过来看了这个病人一眼，接着告诉住院医生我的决定。
“放胸管？不用先照X光片？”住院医生对我的处置似乎有点疑虑。
“这是明显的开放性气胸，照与不照X光都不会改变他需要插胸管的事实。”长期以来处理各种外伤的经验，让我几乎已经对各种状况形成了条件反射。
“他目前没有明显的出血性休克，为什么要马上手术？”住院医生接着问我。
“子弹已经穿透腹壁进入腹腔，手术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子弹没有贯穿肠子或其他器官。”在台湾地区以外治疗枪伤经验丰富的医学中心，或许会针对某些特定病人，选择性地实施非手术疗法，先采取保守的治疗与观察，若病情出现变化再进行手术。但在台湾，因为枪伤不普遍，所以，凡是贯穿腹壁的枪伤，几乎都会对病人进行剖腹探查或诊断性腹腔镜手术，以确保子弹对腹腔内器官没有造成伤害。
我走出急救室，向在外面等候的家属说明我的处置方案，以及马上要去手术的决定。陪同的警察大哥知道自己的同事没有大碍，松了一口气。反而是另一方气急败坏，大声指责开枪的警察：“喝酒打架而已，需要开那么多枪吗？出了人命你们怎么负责？”警察不作声，没有和他们争辩。我隐隐约约听到家属说要找媒体与民意代表出面，控诉警方执法过当。
台湾因为有枪支管制，枪伤相对罕见，再加上事件具有新闻性，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手术结束后，果然有一群媒体记者围在重症监护病房外等候消息。基于保护病人隐私与不乱发言的原则，我刻意从侧门离開，避开媒体记者，打算等第二天早上由院方开新闻发布会来发布消息。
但当晚枪战的新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其中也包含了几则有关质疑警方执法过当的报道，家属声泪俱下地对着镜头表示，他们只是善良的老百姓。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不禁想，警察为了执行公务而开枪，理论上应该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但从家属或舆论“伤者为大”的观点来看，善与恶的界限似乎开始模糊。我想不通这个中的道理，似乎孰善孰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置评的。
第二天早上遇到同事，他问道：“听说昨晚有警匪枪战，你给其中一个中枪的病人做手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病人。”我回答。
（傅志远/著，摘自《拼命：只有医生知道的生死一刻》，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