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在中国史籍中，最早记载钓鱼岛的文献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该书将钓鱼岛称为“钓鱼屿”。其后的中国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等均有记载。因此，日本以所谓“无主地”的理由非法占据钓鱼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钓鱼岛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中，被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同割让给日本。此后直至1945年二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钓鱼岛一直被日本强占。
　　1943年12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提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也就表明，日本已无条件放弃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作为日本承认的国际文件，具有国际法效力，因此，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毋庸置疑。
　　
　　1951年9月8日，日美将对日作战战胜国的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的地理的境界》（第27号布告），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份布告所确定的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日本政府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日本的这些理由，违反其所承认的《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历史事实上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日本为何要挑起钓鱼岛争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共识。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发展的大门由此开启，中日关系才有了40年的巨大发展，东亚地区才有了40年的稳定与安宁。虽然日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于国内、国外各种原因，多次否认当时曾达成的共识，但实际上，日本的外相等高官数次在国会上表示“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在钓鱼岛问题上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而1992年时任首相的宫泽喜一在中国人大通过《领海、毗连区法》后也曾间接承认当时确实有过共识。因此，可以明确的是，当时日本也认为，钓鱼岛问题不应影响中日关系，也曾承认曾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强调中方主权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冲突，提出搁置争议、以共同开发来获得双赢。但日方在一开始虽然默认存在争议，也同意搁置争议，但在国会等场合一直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日方没有与别国谈判的打算”，对共同开发的态度一直非常消极。这就为日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埋下了伏笔。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所谓的钓鱼岛“所有人”签署协议，正式将其“国有化”。日本政府放出的理由是，东京都“购岛”会使事态复杂化，从而造成钓鱼岛形势的不稳定，因此，日本政府将其“国有化”，可以实现“平静稳定的管理”。但实际上，将钓鱼岛“国有化”并非因石原而引发，而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日本政府于2007年制定并颁布了《海洋基本法》，同时明确了“关于旨在加强海洋管理的离岛保全治理基本方针”。日政府认为，加强可作为“日本专属经济区”基点离岛的管理至关重要，实现“国有化”是该方针的重要一环。2011年，日本将23座离岛国有化，当时并未将钓鱼岛涵括在内，而此次国有化，并非如日本政府所指乃是针对于石原“购岛”，而是因于其既定的路线，石原“购岛”只是给了他一个可供诡辩的借口。
　　日本之所以要“国有化”，甚至不惜挑起争端，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中日围绕钓鱼岛爆发争议，日本实际上采取的是“压制争议扩大”的手法，尽管对与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谈判态度消极，但还是默认“搁置争议”，因为日本实际控制了钓鱼岛，日方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继续实际控制。但是，随着1996年日本批准《海洋法公约》，以及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要求各国提交有关数据，日本扩张“海洋国土”的欲望膨胀，在此背景下，日本国会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在其周边陆续划出了超出其国土面积数倍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当然，钓鱼岛也成为其梦想的扩张“海洋国土”的一个基点。
　　其次，日本挑起争端。也与目前日本的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不容否认，尽管田中角荣、福田赳夫等日本老一代政治家与中国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有其私心。但是他们同时也有重视中日关系的大局观，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态度，这也为中日能够稳定地发展关系、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环境。但是自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政治就向“劣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在经济上，这些政治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就越来越民粹，越来越喜欢以刺激本国的民族主义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看待中日关系的视野越来越狭隘。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时任国土交通相前原诚司的表现以及此次“国有化”闹剧中野田佳彦的表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第三，从外部环境上而言。美国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日本针对中国，从来都是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对中国采取对立的态度，日本往往比美国更为激进。而若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日本则会大大收敛。日本之所以此次会如此强硬，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有很大关系，美国插手南海局势，日本就趁势与菲律宾、越南大搞关系。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不断地要求美国承诺钓鱼岛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保护范围之内，企图“狐假虎威”，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而美国虽然不明确表示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态度，但多次确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覆盖钓鱼岛，这也为日本政府的嚣张提供了后盾。
　　
　　日方行动决定中日关系走向
　　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与领土问题历来就是中日关系中的难点，无论是中方还是日方对此都非常明了，而此次日本主动挑起钓鱼岛争端，实际上就是使中日关系中敏感的钓鱼岛问题再次被“引爆”，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9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座谈会上的论断——“日方的‘购岛’行动是由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所决定的。日本国内有一股‘邪气’正把日本和中日关系引向极其危险的方向”——很明确地分析了日本此次不择手段的“国有化”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今年9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来这是中日双方为未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的重要日子，但日方的单方面行动，不仅破坏了这次机会，而且也大大伤害了两国并不坚固的互信基础。
　　同时，中国民众的感情也被大大伤害，中国各地都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其实，中国老百姓都是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平稳发展的。中国民众反感的并非是日本本身，而是日本的态度与行为。据2012年中日共同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感觉不好最重要的两条理由就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与“日本攫取了中国的钓鱼岛”，如果日方不能因应民意，做出改善的努力，那么很难争取到中国民心，修复中日关系也会难上加难。
　　正如温家宝总理9月10日在外交学院所讲的那样，“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如果日本政府执迷不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日关系的大倒退，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本自己的利益也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霍建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