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创新思维和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是中国经济长期走不出“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说到消费不足,就说收入分配不合理;一说收入分配不合理,就说社会保障水平低,云云,一直在经济领域打转转。
　　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正在退去,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回首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痛定思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更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而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分工和提高专业化水平,培育新的发展部门。
　　培育新的部门意味着加强社会分工。经济社会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而进行的,社会越是发展,社会分工的程度必然是越深化、越细化。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共领域的出现和扩大也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共部门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生产方式上来说,人类大致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的供给形式。
　　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公共责任重不堪负,于是第三部门兴起。事实上,第三部门在政府承担起重任之前就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如慈善事业等。进入信息社会后,人类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组织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公共部门在不断扩大,其内部分工在不断强化。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必然会发生组织的支出,包括运行支出和人员支出,也必然涉及人员的布局和就业,于是就有了公共消费和就业。公共消费是指政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包括就业服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社会救助、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就业是指在上述部门的就业。
　　在由传统经济到工业化初期,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投向有形资本,诸如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生活供水、卫生设施等。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政府更多向人力资本投入,诸如教育、健康、福利保障等公共服务。公共支出的变化不是政府自身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决定的。当政府支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时,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市场和企业,随着政府转向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主要面向的是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前者是市场和企业的扩张,后者是公共部门的扩张。因此,必须对这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着清醒地认识并不失时机地转变发展方式。
　　为了适应传统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在消费和就业问题上只是在经济领域打转,绕开了公共部门这个20世纪不断壮大的领域。公共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动消费和就业,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也要在国际的视野中分析审视。要在实践中走出“囚徒困境”,必须首先从理念上走出来,这样也就真正理解了先辈们不断倡导解放思想的深刻含义了。
　　鉴于我国以往几轮投资过程中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甚至出现所谓“产能过剩”,因此,更应侧重于公共领域的投入。在经历发展、改革和开放,尤其是在经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在积极推进城市化基础上,大力发展公共部门,通过公共部门的创新来拓展消费和就业空间,帮助目前的就业和消费走出“囚徒困境”。(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