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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势”一词,出现在西汉公文巨擘贾谊著作《新书·数宁》的开篇,意指国家大事和当前形势。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8篇《新书》(亡佚《问孝》、《礼容语上》)中,“事势”则作为一类文类而存在。《新书》的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中,除《权重》未标类属外,在题下均标有“事势”字样,意指该文属“事势”类,共计31篇。根据《新书》内容,大体上可推断出,“事势”类多涉及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即是对时政发表见解、专论时弊的疏奏组论,故《权重》也应划为“事势”类。此外,卷五至卷八(《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共计18篇;卷九(《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卷十(《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亦为“杂事”类,共计四篇。
从“事势”类论述的核心内容来看,贾谊《新书》中四卷32篇“事势”类文书,均是从维护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谈对匈奴问题、礼治问题、农业问题、诸侯王权力制约等问题的看法。而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也在其史学著作《汉书》中大量收录了贾谊《新书》中“事势”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与贾谊《新书》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新书》“事势”类与《汉书》的关系
在学术史上,曾对《新书》抄《汉书》、还是《汉书》抄《新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研讨争论,如《四库提要》中说《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①,而认为《汉书》抄《新书》的说法则在学术界的验证中逐渐占了上风。宋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指出:“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②清人刘台拱、汪中等均持此看法。而近人俞嘉锡则从班固逻辑断裂、语法苟简、文不对题等行文之疏,力证“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③,得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一文乃班固从《新书》所载的58篇文书中剪裁熔铸而成的结论。
贾谊的《新书》分为“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从班固选文的内容上来看,31篇标示“事势”的文章中,有23篇被班固摘录编入了《汉书》。其中,18篇被编入《汉书·贾谊传》,分别是:《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属远》、《亲疏危乱》、《解县》、《势卑》、《滩难》,5篇被编入《汉书·食货志》,分别是:《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匈奴》则在《贾谊传赞》中提及主要观点及部分内容。此外,《汉书·贾谊传》中同时还收录了标示“连语”的《连语》与《保傅》的部分内容。而未被收录于《汉书·贾谊传》中的《新书》中的《等齐》、《服疑》、《审微》3篇也并非与《汉书》脱离了干系。这3篇恰与班固在贾谊本传中所持的“欲改定制度”的观点相一致,属于其所囊括的内容。
从选文的小类上看,构成《汉书·贾谊传》的文章绝大多数节选于《新书》的“事势”部分,少数节选于“连语”部分。就其选文的标准来看,诚如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④即班固是从贾谊所撰的58篇原书中摘取“切于世事者”收入了本传,而班固所选的篇章,正是经过了他的取舍与编排后,方才形成了贾谊的名篇《治安策》。同时,《汉书·贾谊传》中也明确指出:“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⑤这就表明,《汉书》中所列贾谊之文,为班固结许多篇贾谊的著作而集成。
可以说,班固在选文入《汉书》时,对《新书》的“事势”部分做了较大幅度的编辑工作,因此,我们比对《汉书·贾谊传》和《新书》,可以从中探寻到班固在择文录之时的选文观,这种选文观大致可以管窥在曹丕“以体论文”的文体分类标准形成以前,古人进行文体分类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潜在的分类方法。
班固《汉书·贾谊传》的选文观
从上文可以得知,班固在对《汉书·贾谊传》进行择文时,多根据其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来予以选择,而这些内容的主要构成则是根据贾谊的自发意识来做的,我们管窥班固的选文观,可以发现以下择文标准,也可窥见班固的编辑意识。
其一,取舍标准。班固择文入传,舍弃了“事势”部分的《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5篇内容,其涉及的内容都关乎民生,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等,编入《汉书·食货志》;舍弃了“事势”部分的《匈奴》,编入《贾谊传赞》;舍弃了“杂事”部分的所有篇章,不入《汉书》;舍弃了除《连语》、《保傅》两篇外的“连语”部分的作品,不入《汉书》。而选取入传的作品中,主要包含了“事势”部分的18篇文章,且均围绕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点来展开论述。
根据班固“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的自述,以及其之所选绝大部分取自“事势”篇,我们可以推断,贾谊的“事势”部分以组论的形式构成了上疏给皇帝的奏疏,是带有公文性质的文章,而班固通过对之的选择,将《新书》中的组论连缀修编后,形成上疏给皇帝的奏疏名篇,这直接反映出班固对公文文体辨识的一种自觉意识。
其二,编排标准。首先,从分类方法上看,班固在选文编排时遵循了一定的分类标准和先后顺序,即集中选取了专论时弊的奏疏,并加以编排组合,形成《治安策》、《请封建子弟疏》入《贾谊传》,选取关乎粮食、货币等民生时弊的奏疏入专论类的《食货志》。而在《治安策》中,又分类阐述了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矛盾,汉王朝与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之矛盾,着重论述了第一类矛盾,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主张,又分两类进行对策分析,即通过定地制与定礼制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类矛盾。先论述定地制,后论述定礼制,有条不紊,有章可循。 其次,从收录方式和编排方法上看,班固在进行编排时,并非机械地照搬过来,一字不动地加以整合,或生硬地按照《新书》中的文章排列顺序加以安排,而是有所選择地节略后部分收录,并按照“合并同类项”的方法予以归纳整合。“合并同类项”,就是将《新书》中单篇文章对某一问题在不同角度的论述集中起来,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予以裁剪、熔铸,从而形成新的行文顺序和篇章结构。换句话来说,班固所为,正是将贾谊原有的“一文一事”的雏形进行了归类合并的调整,按照主题进行整合和重新的安排。以《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为例。第一,是编排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治安策》中选取《新书》中内容的顺序大致如下图:
第1段:《数宁》→第2段:《数宁》→第3段:《藩伤》→第4段:《宗首》→第5段:《宗首》+《亲疏危乱》→第6段:《制不定》→第7段:《藩强》+《五美》→第8段:《大都》→第9段:《数宁》+《解县》→第10段:《势卑》+《威不信》→第11段:《孽产子》→第12段:《时变》+《俗激》→第13段:《俗激》→第14段~第17段:“连语”部分→第18段~第20段:《阶级》,这与《新书》中单篇文章的选文顺序有着极大的差别。《新书》中,上述涉及的各单篇文章中,安排的顺序应为:《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亲疏危乱》、《解县》、《威不信》、《势卑》。第二,是编排的体例进行了整合。《汉书·贾谊传》中,第1段与第2段对《数宁》篇的摘选,着重指出了国家形势目前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因此要求皇帝用有作为的圣帝标准要求自己,将精力从涉猎娱乐转移到治理国家上来,可视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内容的开头。第3段《藩伤》开始到第9段的《大都》部分,主要论述了诸侯王势力过大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定地制”的解决方案。第9段后半部分《解县》开始到第10段,简要地表述了匈奴与汉王朝民族之间的矛盾。第11段到第13段、第18段到第20段均集中论述了“定礼制”以解决王朝内部矛盾这一措施。可见,班固在择文时,对其既有的体例进行了调整,将表达同一主题的内容归结在一起,化零散为集中,使论述更为全面、有力。
《汉书》的选文特点及其评价
根据班固的选文标准,我们可从中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紧密围绕论述中心,抽取与中心论点相关的《新书》所含内容进行重组整理,因需而取材入传。汉文帝时,汉王朝面临着匈奴的眈眈虎视与诸侯王势力割据的内忧外患。贾谊在《新书》的“事势”类中,分数十篇文章对此危机进行论述,尽管论证有力,但由于论述较为松散,“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直接造成了篇章间论证逻辑不连贯,各项事宜相杂糅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书》中熔铸剪裁而成的《治安策》一文,可谓观点鲜明,主题集中,紧密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条分缕析地进行了全面论证与剖析,集中论述了要加强中央集权的观点,使原本零散在《新书》各个篇目中的各项主张,有条不紊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排布,一方面使得文章更有气势,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与录入也使《汉书·贾谊传》中,对贾谊的刻画显得更为真实生动,与传前所附的贾谊所撰的《屈原赋》一起,侧面表现出贾谊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干,也使这部记录史实的《汉书》,有了传记文学生动形象的文学造诣。
第二,分类明确,归口妥帖。《新书》的“事势”部分,均“切于世事”而作,其之所指,既包括了对统治者集权的维护的内容,也包括了对百姓民生的关注之内容。班固选取“事势”中最有价值、最能反映贾谊政见的内容摘录进了《贾谊传》中,同时,他也看到了《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等反映民生问题的内容的价值。尽管同为贾谊政治、经济策论,班固并未将其杂糅进《贾谊传》中,而是有所选择地将之归类至《汉书·食货志》之中。我们知道,《汉书·食貨志》是为汉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丰富的史料而存在的,贾谊将“事势”部分中涉及这一部分的内容汇总起来,纳入《食货志》的门下,使反映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门类的史料得到了集中展现,且不会与反映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见相杂糅,使《汉书》文学与史学价值并存。
第三,班固在对《新书》的“事势”类进行选排时,不仅从内容上进行了精心挑选与编排,也从文体形式上予以了补充。在贾谊的《新书》中,原文仅以主题内容作为标题,分别入卷,而班固则主动为这些以内容为题的政论文,加入了“策”、“疏”等公文体裁,这就不仅从内容上实现了量体裁衣式的剪切,也在形式上彻底将原来的非公文转化成为公文。如前文所述的《汉书》中所收录的《治安策》一文,选录了原《新书》中《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亲疏危乱》、《解县》、《威不信》、《势卑》的内容;《汉书》中所收录的《请封建子弟疏》一文,选录了《益壤》、《属远》、《权重》的内容:“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⑥这一部分内容出自《属远》(《属远》中作“类不少矣”⑦);“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⑧一句出自《权重》(《权重》中作“遇诸侯之俱少也”⑨);其余均出自《益壤》篇。
综上所述,从班固对《新书》中“事势”部分的选择与编排中,反映出重大的史学意义与文学价值。
首先,《新书》作为贾谊的一部智慧的结晶,在《汉书》的《贾谊传》、《食货志》以及《贾谊传赞》中均或有涉猎,或有收录,足见其重要性与史学价值。
其次,班固从《新书》中择文入《汉书》的选文观,体现了两种意识的自觉:其一,他选取了《新书》中大部分和时弊有关的奏疏组论,体现出自觉的主题甄别意识,即能有效地发现出“切于世事”之文的价值;其二,他采用了适当的编排方式,对提取出的《新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了编排,将《新书》中同一主题不同方面的论述进行了合并同类项式的归类集中,反映出其根据文体内容进行归类的自觉意识。
再次,班固在对《新书》进行取舍时,杂糅进了部分“连语”类的文章,一方面反映出“事势”体系的划分标准本身也不够明晰、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同时证明了班固在划分文类时并未遵循已成定势的标准,而依靠的仍然是一种自觉意识。
最后,班固选文编辑的自觉意识,多受贾谊所标示的“事势”类的影响,但客观上也确实填补了这一阶段文体分类的空白。我国古代最早的文体分类法当属曹丕提出的“以体论文”之说,在此之前,尚无对此的系统性的论述。贾谊对《新书》中的58篇文章,按文章的主题、功能,划分为三类,班固择文,又以之为主体,从中选取了反映时事、切于世事的内容加以增改,形成传世之作,这就为之后的文体分类法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可谓文体分类法的先驱。
注释:
①⑦⑨本书校点组:《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方向东集解》,《贾谊集汇校集解》,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⑤⑥⑧班固[汉]:《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
从“事势”类论述的核心内容来看,贾谊《新书》中四卷32篇“事势”类文书,均是从维护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谈对匈奴问题、礼治问题、农业问题、诸侯王权力制约等问题的看法。而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也在其史学著作《汉书》中大量收录了贾谊《新书》中“事势”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与贾谊《新书》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新书》“事势”类与《汉书》的关系
在学术史上,曾对《新书》抄《汉书》、还是《汉书》抄《新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研讨争论,如《四库提要》中说《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①,而认为《汉书》抄《新书》的说法则在学术界的验证中逐渐占了上风。宋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指出:“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②清人刘台拱、汪中等均持此看法。而近人俞嘉锡则从班固逻辑断裂、语法苟简、文不对题等行文之疏,力证“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③,得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一文乃班固从《新书》所载的58篇文书中剪裁熔铸而成的结论。
贾谊的《新书》分为“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从班固选文的内容上来看,31篇标示“事势”的文章中,有23篇被班固摘录编入了《汉书》。其中,18篇被编入《汉书·贾谊传》,分别是:《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属远》、《亲疏危乱》、《解县》、《势卑》、《滩难》,5篇被编入《汉书·食货志》,分别是:《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匈奴》则在《贾谊传赞》中提及主要观点及部分内容。此外,《汉书·贾谊传》中同时还收录了标示“连语”的《连语》与《保傅》的部分内容。而未被收录于《汉书·贾谊传》中的《新书》中的《等齐》、《服疑》、《审微》3篇也并非与《汉书》脱离了干系。这3篇恰与班固在贾谊本传中所持的“欲改定制度”的观点相一致,属于其所囊括的内容。
从选文的小类上看,构成《汉书·贾谊传》的文章绝大多数节选于《新书》的“事势”部分,少数节选于“连语”部分。就其选文的标准来看,诚如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④即班固是从贾谊所撰的58篇原书中摘取“切于世事者”收入了本传,而班固所选的篇章,正是经过了他的取舍与编排后,方才形成了贾谊的名篇《治安策》。同时,《汉书·贾谊传》中也明确指出:“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⑤这就表明,《汉书》中所列贾谊之文,为班固结许多篇贾谊的著作而集成。
可以说,班固在选文入《汉书》时,对《新书》的“事势”部分做了较大幅度的编辑工作,因此,我们比对《汉书·贾谊传》和《新书》,可以从中探寻到班固在择文录之时的选文观,这种选文观大致可以管窥在曹丕“以体论文”的文体分类标准形成以前,古人进行文体分类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潜在的分类方法。
班固《汉书·贾谊传》的选文观
从上文可以得知,班固在对《汉书·贾谊传》进行择文时,多根据其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来予以选择,而这些内容的主要构成则是根据贾谊的自发意识来做的,我们管窥班固的选文观,可以发现以下择文标准,也可窥见班固的编辑意识。
其一,取舍标准。班固择文入传,舍弃了“事势”部分的《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5篇内容,其涉及的内容都关乎民生,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等,编入《汉书·食货志》;舍弃了“事势”部分的《匈奴》,编入《贾谊传赞》;舍弃了“杂事”部分的所有篇章,不入《汉书》;舍弃了除《连语》、《保傅》两篇外的“连语”部分的作品,不入《汉书》。而选取入传的作品中,主要包含了“事势”部分的18篇文章,且均围绕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点来展开论述。
根据班固“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的自述,以及其之所选绝大部分取自“事势”篇,我们可以推断,贾谊的“事势”部分以组论的形式构成了上疏给皇帝的奏疏,是带有公文性质的文章,而班固通过对之的选择,将《新书》中的组论连缀修编后,形成上疏给皇帝的奏疏名篇,这直接反映出班固对公文文体辨识的一种自觉意识。
其二,编排标准。首先,从分类方法上看,班固在选文编排时遵循了一定的分类标准和先后顺序,即集中选取了专论时弊的奏疏,并加以编排组合,形成《治安策》、《请封建子弟疏》入《贾谊传》,选取关乎粮食、货币等民生时弊的奏疏入专论类的《食货志》。而在《治安策》中,又分类阐述了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矛盾,汉王朝与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之矛盾,着重论述了第一类矛盾,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主张,又分两类进行对策分析,即通过定地制与定礼制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类矛盾。先论述定地制,后论述定礼制,有条不紊,有章可循。 其次,从收录方式和编排方法上看,班固在进行编排时,并非机械地照搬过来,一字不动地加以整合,或生硬地按照《新书》中的文章排列顺序加以安排,而是有所選择地节略后部分收录,并按照“合并同类项”的方法予以归纳整合。“合并同类项”,就是将《新书》中单篇文章对某一问题在不同角度的论述集中起来,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予以裁剪、熔铸,从而形成新的行文顺序和篇章结构。换句话来说,班固所为,正是将贾谊原有的“一文一事”的雏形进行了归类合并的调整,按照主题进行整合和重新的安排。以《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为例。第一,是编排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治安策》中选取《新书》中内容的顺序大致如下图:
第1段:《数宁》→第2段:《数宁》→第3段:《藩伤》→第4段:《宗首》→第5段:《宗首》+《亲疏危乱》→第6段:《制不定》→第7段:《藩强》+《五美》→第8段:《大都》→第9段:《数宁》+《解县》→第10段:《势卑》+《威不信》→第11段:《孽产子》→第12段:《时变》+《俗激》→第13段:《俗激》→第14段~第17段:“连语”部分→第18段~第20段:《阶级》,这与《新书》中单篇文章的选文顺序有着极大的差别。《新书》中,上述涉及的各单篇文章中,安排的顺序应为:《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亲疏危乱》、《解县》、《威不信》、《势卑》。第二,是编排的体例进行了整合。《汉书·贾谊传》中,第1段与第2段对《数宁》篇的摘选,着重指出了国家形势目前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因此要求皇帝用有作为的圣帝标准要求自己,将精力从涉猎娱乐转移到治理国家上来,可视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内容的开头。第3段《藩伤》开始到第9段的《大都》部分,主要论述了诸侯王势力过大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定地制”的解决方案。第9段后半部分《解县》开始到第10段,简要地表述了匈奴与汉王朝民族之间的矛盾。第11段到第13段、第18段到第20段均集中论述了“定礼制”以解决王朝内部矛盾这一措施。可见,班固在择文时,对其既有的体例进行了调整,将表达同一主题的内容归结在一起,化零散为集中,使论述更为全面、有力。
《汉书》的选文特点及其评价
根据班固的选文标准,我们可从中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紧密围绕论述中心,抽取与中心论点相关的《新书》所含内容进行重组整理,因需而取材入传。汉文帝时,汉王朝面临着匈奴的眈眈虎视与诸侯王势力割据的内忧外患。贾谊在《新书》的“事势”类中,分数十篇文章对此危机进行论述,尽管论证有力,但由于论述较为松散,“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直接造成了篇章间论证逻辑不连贯,各项事宜相杂糅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书》中熔铸剪裁而成的《治安策》一文,可谓观点鲜明,主题集中,紧密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条分缕析地进行了全面论证与剖析,集中论述了要加强中央集权的观点,使原本零散在《新书》各个篇目中的各项主张,有条不紊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排布,一方面使得文章更有气势,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与录入也使《汉书·贾谊传》中,对贾谊的刻画显得更为真实生动,与传前所附的贾谊所撰的《屈原赋》一起,侧面表现出贾谊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干,也使这部记录史实的《汉书》,有了传记文学生动形象的文学造诣。
第二,分类明确,归口妥帖。《新书》的“事势”部分,均“切于世事”而作,其之所指,既包括了对统治者集权的维护的内容,也包括了对百姓民生的关注之内容。班固选取“事势”中最有价值、最能反映贾谊政见的内容摘录进了《贾谊传》中,同时,他也看到了《瑰玮》、《铜布》、《忧民》、《无蓄》、《铸钱》等反映民生问题的内容的价值。尽管同为贾谊政治、经济策论,班固并未将其杂糅进《贾谊传》中,而是有所选择地将之归类至《汉书·食货志》之中。我们知道,《汉书·食貨志》是为汉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丰富的史料而存在的,贾谊将“事势”部分中涉及这一部分的内容汇总起来,纳入《食货志》的门下,使反映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门类的史料得到了集中展现,且不会与反映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见相杂糅,使《汉书》文学与史学价值并存。
第三,班固在对《新书》的“事势”类进行选排时,不仅从内容上进行了精心挑选与编排,也从文体形式上予以了补充。在贾谊的《新书》中,原文仅以主题内容作为标题,分别入卷,而班固则主动为这些以内容为题的政论文,加入了“策”、“疏”等公文体裁,这就不仅从内容上实现了量体裁衣式的剪切,也在形式上彻底将原来的非公文转化成为公文。如前文所述的《汉书》中所收录的《治安策》一文,选录了原《新书》中《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亲疏危乱》、《解县》、《威不信》、《势卑》的内容;《汉书》中所收录的《请封建子弟疏》一文,选录了《益壤》、《属远》、《权重》的内容:“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⑥这一部分内容出自《属远》(《属远》中作“类不少矣”⑦);“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⑧一句出自《权重》(《权重》中作“遇诸侯之俱少也”⑨);其余均出自《益壤》篇。
综上所述,从班固对《新书》中“事势”部分的选择与编排中,反映出重大的史学意义与文学价值。
首先,《新书》作为贾谊的一部智慧的结晶,在《汉书》的《贾谊传》、《食货志》以及《贾谊传赞》中均或有涉猎,或有收录,足见其重要性与史学价值。
其次,班固从《新书》中择文入《汉书》的选文观,体现了两种意识的自觉:其一,他选取了《新书》中大部分和时弊有关的奏疏组论,体现出自觉的主题甄别意识,即能有效地发现出“切于世事”之文的价值;其二,他采用了适当的编排方式,对提取出的《新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了编排,将《新书》中同一主题不同方面的论述进行了合并同类项式的归类集中,反映出其根据文体内容进行归类的自觉意识。
再次,班固在对《新书》进行取舍时,杂糅进了部分“连语”类的文章,一方面反映出“事势”体系的划分标准本身也不够明晰、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同时证明了班固在划分文类时并未遵循已成定势的标准,而依靠的仍然是一种自觉意识。
最后,班固选文编辑的自觉意识,多受贾谊所标示的“事势”类的影响,但客观上也确实填补了这一阶段文体分类的空白。我国古代最早的文体分类法当属曹丕提出的“以体论文”之说,在此之前,尚无对此的系统性的论述。贾谊对《新书》中的58篇文章,按文章的主题、功能,划分为三类,班固择文,又以之为主体,从中选取了反映时事、切于世事的内容加以增改,形成传世之作,这就为之后的文体分类法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可谓文体分类法的先驱。
注释:
①⑦⑨本书校点组:《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方向东集解》,《贾谊集汇校集解》,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⑤⑥⑧班固[汉]:《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