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是2004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各方面向“三农”倾斜。
　　就在此际，陈桂棣、春桃，一对作家夫妇对中国“三农”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深入、最真实的发言。2003年第六期的《当代》选发了陈桂棣和春桃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几乎所有看过的人都为之震撼。同样让人震撼的是，闪烁在陈桂棣夫妇身上的那来自民间的珍贵品质：真实与责任。
　　2003年12月，一位安徽蚌埠的农民专程来到省城合肥寻找两位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当他千方百计打听终于找到这二人的时候，这二人正有事往蚌埠赶，这个农民硬是挤上他们乘坐的那趟火车，与陈桂棣、春桃从合肥一路畅谈至蚌埠。
　　这个农民不是文学爱好者，在他眼里，陈桂棣、春桃也不是作家，而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刚刚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中国农民一直要大声疾呼的话。
　　“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中国农民调查》足以让所有看过的人感受震撼。
　　让人同时感到惊奇的是，尽管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尽为人知，但是迄今为止对“三农”问题做最深入、最真实发言的人，不是那些专业的学者专家，而是一对作家夫妇。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
　　
　　我们的工作和这场改革一样激动人心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读完《中国农民调查》后，在电话中问陈桂棣：“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春桃是个写作班子吗？”陈桂棣告诉他，春桃是自己的爱人。陆学艺惊讶万分，连说“不容易，很不容易”。
　　陈桂棣1942年冬天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小乡村。这个地方因淮河经过此地拐了一个大弯，其形状酷似牛的嘴巴，被称为“黑牛嘴”。在这里，陈桂棣度过了难忘而快乐的童年时光。在陈桂棣9岁的那年，他告别农村开始成为一个“城里人”，在安徽蚌埠市的一所学校读书。
　　陈桂棣是一个天生的文学爱好者，在他还是一名初中生时，就在当地的《蚌埠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首诗歌，这在当时的学生中属于凤毛麟角。但是在高中毕业后，他鬼使神差似的学习柴油机制造，后又被分配至安徽合肥市的一家拖拉机厂，主要从事宣传等工作。
　　改变陈桂棣命运的事情,是1971年他编写的一出歌剧被合肥市文工团看中，并搬上舞台，陈桂棣被市文工团借用了一年时间。之后又被调到《合肥晚报》，并创办《希望》杂志，这份杂志曾被圈子里人誉为全国“四小名旦”之一。
　　从那时候起，陈桂棣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历程，1986年成为专业作家。很快他被证实是块天生的作家料，1984年他采写的报告文学《主人》获得《当代》文学奖。
　　1991年对于陈桂棣来说，具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这一年，作为三个重点培养对象之一，陈桂棣被安徽省文联推荐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进修，鲁迅的“硬骨头”从此影响着他的一生。此后，陈桂棣专攻报告文学，直击社会热点和痛点。
　　另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是他在这里遇到了吴春桃。
　　吴春桃1963年出生于湖南省的浏阳河畔。11岁那年，开吊车的父亲因工伤不幸去世，之后母亲被安排顶替父亲的职位，春桃和3个弟弟跟着母亲一起进城，来到江西省萍乡市。
　　1991年春桃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也是作为江西省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推荐至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独自一人在京城远离家乡和亲人，难免会有孤独之感，于是经常被同寝室一位青海姑娘拉去陈桂棣的宿舍玩，这位青海姑娘一直爱慕陈桂棣，不料发生戏剧性的结果，吴春桃和陈桂棣走到了一起。她比陈桂棣小21岁。
　　在春桃的眼里陈桂棣是一个粗犷的北方汉子，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关心国家大事。在陈桂棣的眼里，春桃是一个爱吃辣椒的湘妹子，性格中也有着辣椒的品格，生活得很真实，对虚伪深恶痛绝。
　　婚后不久，陈桂棣完成了一篇报告文学《悲剧的诞生》，在《当代》杂志发表。文中披露了长期被严密封锁的安徽省著名劳动模范高永喜冤死狱中得不到昭雪的真相。这是一个陈桂棣转型的标志。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一起诈骗的背后》、《淮河的警告》等作品，聚焦社会热点和痛点。他还与春桃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民间包公》。
　　评论家周政保对《民间包公》的评论是：昔日报告文学创作中常见的那种横亘在讴歌与批判之间的隔墙被打通了。讴歌中包孕着对“社会生态”的剖露与批判，而正是这种剖露与批判的深入与融贯，才显示出了改革者的本色，同时也使我们从赴汤蹈火的献身者那里领受到一个民族的曙光。
　　陈桂棣认为，报告文学要弘扬正气，就不应该回避生活中敏感的问题。因为有些敏感问题往往正是改革的难点和必须突破点，也是社会的焦点和人民关心的热点。血性和艺术对于一个作家同样重要。
　　陈桂棣在《中国农民调查》的引言中写着：“我们采写工作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
　　


　　为什么要写《中国农民调查》
　　
　　虽然陈桂棣夫妇从小就离开农村生活在城市，但两人都对农村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这种情感是他们完成《中国农民调查》的内在精神力量。
　　1993年春节刚过没几天，陈桂棣第一次带着新婚妻子春桃回怀远老家走亲访友，却发现这个淮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几乎见不到多少“年味”，许多农户连春节的爆竹都没有放。一位亲戚告诉陈桂棣夫妇，村里有一户人家，全家人的过年费居然只有5元钱，而这5元钱还是年三十早晨卖了一板车青菜得来的。
　　后来有一次采访经过安徽淮北某县的农村，有一位农民扳着指头给他们算了一笔账，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各种税费，小麦如果亩产达不到900斤，这一年就算白干了，而这还不包括农民四季下田耕耘的人力成本。可是在淮北平原的农村，小麦亩产达到800斤就已经是奇迹，达到900斤几乎是幻想，普遍的亩产都只在600斤左右。因此，许多农村劳力靠外出打工来补贴种地所必须交的名目多样的税费。
　　这些事情极大地刺激了陈桂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2000年2月，春桃在家乡江西萍乡的一家医院临产时，隔壁产房发生一出惨剧。一位农村妇女“前置胎盘”未及时救治，送来医院时已经死亡。春桃后来得知，这名妇女三天前就在这家医院被诊断为“前置胎盘”，并被告知这种情形死亡率非常高，但医院要求先交3000元的费用。该妇女家无力拿出这么多钱，只好决定碰碰运气回家临产。在孩子快要出生时，这名产妇突然开始大出血，因家中无钱，挨了半天看实在不行了，才被送往医院，在半路上人就断了气，死时年仅28岁。
　　在孩子出生前，春桃被诊断患有“产妇孕高症”，也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病症，但她一开始就住在医院并得到较好的护理，孩子出生时也就较为顺利。“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进城，那位妇女的境遇，很可能也就是自己的下场。”这件事情促使她在孩子不足7个月的时候，就毅然丢下孩子，与丈夫一起深入农村采访。
　　1994年，陈桂棣和春桃前往临泉县采写《一起诈骗的背后》，因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安徽法制报》的一位记者，晚上住宾馆时，有几个闻讯的农民要冲进来递交材料反映问题，却被县里的一些干部给拦截住，不让他们与记者见面。不过庆幸的是，后来这几个农民还是将材料交到了陈桂棣之手，这就是《中国农民调查》一文中第三章的“白庙事件”。
　　这一经历给了陈桂棣和春桃更大的刺激：农民心中有着许多苦，但是却缺乏诉说的渠道。“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
　　
　　一段人生的历险
　　
　　2000年3月2日是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陈桂棣与春桃的孩子出生了，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在这一天，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这一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寄出了后来曾轰动全国的那封信，信上写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在就在这一天，陈桂棣与春桃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用三年的时间，搞一个中国农民调查。
　　2000年10月1日，陈桂棣和春桃将不足7个月的孩子托付其外婆照料，从合肥出发前往陈桂棣最熟悉的地方，他的老家安徽怀远县。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们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还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农业、社会专家及政府官员。
　　采访调查过程是一段人生的历险。
　　在前往安徽省最贫穷的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采访时，在这个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地方，陡峭的山路还是民国时期修的，稍不留神就有滑下悬崖的可能。在这样的山路上，陈桂棣足足走了一天，早晨8时出发直到天已黑透才到达。他未顾上休息，连夜进行采访，以致于第二天醒来时，开口竟说不了话，嗓子失语。他是有史以来到此地采访的第一人。
　　最大的艰难险阻来自于人。
　　《中国农民调查》中四个反映农民负担的大案，在当地几乎都是禁区，不仅当地政府部门极力隐瞒事实真相，阻挠外来采访人员的调查，当地农民也“谈虎色变”，不敢接受他们的采访。特别是其中的“抗税案”，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当地人一提起这件事，就避之惟恐不及，生怕牵连上自己。
　　有时为了能得到第一手的材料和事实真相，陈桂棣夫妇穿着当地农民的服装掩人耳目，并扮作走亲戚的模样，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将举报和知道实情的农民接到自己住宿的旅社，进行秘密采访。
　　在采访《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的“白庙事件”时，为了避免被地方政府部门发现，陈桂棣和春桃选择了2002年春节前夕来到临泉县，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官员都正在忙着准备过年，无暇顾及他事。然而当他们正在白庙镇王营村采访时，一些村民突然发现有人盯梢，几个农民赶紧将二人送到一路之隔的河南省境。晚上，二人又专程打的将几名农民代表接到他们投宿的临泉县一家招待所，在夜间完成了这一重大案件的采访。
　　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将一些农民代表约至家中详谈，而农民的路费及吃住等费用，则全部给予“报销”。
　　惟一让他们感到难过的是，一些农民的绝望和麻木，这些人往往反问说：“你们文人，即使知道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完全私人化的“项目”
　　
　　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大包干”一样，再次在安徽进行试点工作。作为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认为他们有义务对此加以书写。他们满怀热情地深入调查，决定用自己的笔去讴歌安徽人在改革大潮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气概。
　　税费改革一年后，也就是在他们的这项调查开始不久，他们发现减轻农民负担的试点效果并不明显，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又衍生出了义务教育危机、乡村两级机构财政危机等新问题。
　　陈桂棣和春桃陷入了苦闷之中，最后他们选择了“真实”。为此，他们不敢报选题，不敢申请资金支持，更不敢把作品的真实内容透露一丝半毫，这是一个完全私人化的“项目”。
　　2002年春，也就是他们完成初稿后不久，安徽省决定拿出数百万元重奖文艺作品，其中一项就是，谁若写出反映安徽税费改革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并在全国产生影响，将会获得10万元的奖金，并公开对外“招标”。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陈桂棣和春桃正在采写反映安徽税费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家都认为这10万元非陈桂棣夫妇莫属了。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揭标会上，还特地安排陈桂棣第一个发言，希望他们能够接标，但陈桂棣夫妇婉言谢绝了。省里于是又组织了第二次落实会议，但他们还是没有接标。
　　陈桂棣说，不是不想要这10万元，而是不能要。这部报告文学，既写了成绩，更写了困难和问题，其中有很多是体制的原因，也有不少是政府的失误造成的。如果拿了这10万元，作品就必须在安徽经过层层审批，最后也许就会夭折。
　　《中国农民调查》也是个私人化项目，采访所花费的将近3万元费用，几乎全是陈桂棣夫妇自己掏的腰包。陈桂棣在北京采访专家、学者和农业部门官员时，在一宾馆住了将近一个月，身上带的钱已全部用完，可是还有许多采访任务没有完成。就在这关键时刻，春桃从家中打来电话，说他获得了五年一次的“人民文学奖”，奖金是1万元，就在北京领奖。
　　“这才救了我一次。”陈桂棣说。
　　


　　《南方周末》年终专稿“致敬！2003中国传媒”
　　
　　特别致敬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 《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
　　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力作。2000年10月1日开始，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走遍安徽农村。3年后，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刊发。他们的调查，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在“三农”问题已成全民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境下，文章没有回避安徽部分高层官员在农村问题上的功过得失，中国原任和现任的高层领导人也悉数登场。
　　中国的进步，永远不会产生于沙龙里。陈桂棣、春桃两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极为珍贵的气质：诚实、坚持。人文关怀，对底层民众真切的爱，以及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他们的原创性工作，令人由衷敬佩。
　　
　　震撼与隐痛
　　——陈桂棣、春桃如是说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暇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了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珍藏的三份“红头文件”
　　
　　在陈桂棣和春桃的家中，珍藏着三份“红头文件”。珍藏的意思在于，这三份“红头文件”正好与陈桂棣的三篇报告文学一一对应。
　　第一份是安徽合肥市政府奖励陈桂棣一套住房的“红头文件”，陈桂棣因此成了全国作家中获政府奖励住房的第一人，而且还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外发布的，至今该记录无人打破。奖励的原因是，陈桂棣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于1996年在《当代》杂志发表后，在中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出生于淮河岸边的陈桂棣，从小亲眼目睹了淮河水质由好变坏的过程。1995年，深为淮河水质忧心的陈桂棣花了108天的时间，躲躲闪闪走访了淮河沿线的48座城市，对淮河流域触目惊心的污染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在《淮河的警告》一文中，他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以及污染数字，并对造成污染的原因、污染的程度、40年的治污误区、根治污染的出路以及对策，都作了详尽的阐述。
　　《南方周末》1996年7月26日将陈桂棣评为“本周人物”，并认为《淮河的警告》为国人上了一堂深刻的环保课，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国家环保局长称这篇报告文学“为全面治理全国的江河湖泊吹响了前奏，为治理淮河提供了依据”。《淮河的警告》因此获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介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
　　第二个“红头文件”是安徽蚌埠市委1994年下发的3号文件——《关于〈悲剧的诞生〉一文给蚌埠市带来很坏影响的报告》。
　　《悲剧的诞生》是陈桂棣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的第一篇作品。文章发表于在1993年的《当代》杂志，披露了长期被严密封锁的安徽省著名劳动模范高永喜冤死狱中得不到昭雪的真相，文中点名批评了安徽省蚌埠市当时在职主要干部100多人。此文一出立即在蚌埠、安徽乃至全国都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国家和安徽省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给当时的蚌埠市委、市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消除影响，蚌埠市委出台了上述“红头文件”。然而没多久，当时的蚌埠市委被改组，市委书记也调离。
　　第三个“红头文件”是安徽临泉县委1995年的第21号文件－－《关于〈一起诈骗的背后〉严重失实的情况报告》。陈桂棣5万字的报告文学《一起诈骗的背后》牵涉到时任安徽省检察长的刘某，并在文中点名批评了他。
　　陈桂棣当时在采写此案时，是经过临泉县委及检察院等多个部门同意的，而且原稿上还盖有县委等多个部门的印章，并准许发稿。但该县县委后来又突然改口，并出台这一“红头文件”，并将陈桂棣和刊载此文的《安徽法制报》告上了法庭。后来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原告突然撤诉。
　　文中牵涉的安徽省检察长刘某于1996年被中纪委撤销党内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