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神奇的中央特科，内部有个称为“打狗队（团）”的特殊组织，又称“红色恐怖队——红队”，打狗队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惩处背叛党的叛徒为其重要任务，展开了惊险而又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打狗行动”——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一时间阴霾密布，暗无天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上海创建中央政治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情报， 对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共产党高层人物被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
刺杀叛徒曹伯谦
在30年代初期，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一些党内不坚定分子在被捕后，背叛自己的信仰，并积极出卖革命党员同志，给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因此，除掉这些背叛者被党组织视为当务之急。可是除掉这些叛徒却是一件艰难的事，当时上海极端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等反动当局对这些叛徒保护甚严，刺杀行动难以得手。可是这些困难阻挡不了特科的“打狗”英雄们。
曹伯谦，原是共产党员，曾打入上海公安局内做密探，后被发现、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和特务一起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给上海共产党人带来严重危害。于是，中央特科接到指令，给“打狗队”的重要成员欧志光、袁友芳等人下达了除掉曹伯谦的任务。
1932年11月22日早晨，在租界大通路斯文里1045号，临危受命的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实施刺杀行动。结果却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账房兼庶务办事员周翰（周子猷）误杀。 但是欧志光、袁友芳等人没有气馁，于11月25日下午2点，再次实施“打狗”行动，在大通路斯文里1040号，在曹伯谦夫妇及来客黄少锡、吴秀贞会餐时，他们将黄少锡击毙，将曹伯谦夫妇等人打成重伤。随后他们急速撤离现场，等警察来后，已无影无踪，一切是那样干净利索。
刺杀中统上海特务头目
1932年11月, 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派史济美（化名马绍武，黄埔军校毕业生）来沪组建成立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以加强反共力量。
马绍武在上海期间气焰十分嚣张，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在他的指挥下，逮捕了重要共产党人王云程、孙际明等人。他也曾参与策划逮捕了陈广、罗登贤、余文化等多名共产党人。
马绍武实施的逮捕行动中最恶劣的是抓捕知名革命志士——左翼作家丁玲。1933年5月14日，因叛徒出卖，马绍武带领特务到虹口昆山花园路寓所，绑架了丁玲、潘梓年。当夜共产党员应修人前来联系工作，这时丁玲已被捕带走，应修人被把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觉，他英勇地徒手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不幸坠楼牺牲。
一个月后的1933年6月14日晚，晚风拂煦，在上海浙江路的小花园妓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派欢乐景象。“打狗队”成员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悄悄隐身于附近，等待执行一个大的行动。
晚7时许，牌号4223的汽车停在浙江路22号东方饭店前，下车后的马绍武趾高气扬地前往后街，当走到浙江路小花园妓院入口，霎那间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闪出，马绍武猝不及防，几声枪响过后，马绍武头部和胸部中弹，当夜8点15分，在仁济医院绝命。欧志光等中央特科成员，以精湛的枪法，成功伏击射杀了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马绍武后，便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马绍武被刺的消息便在各大报纸刊出。马绍武死去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如丧考妣，极为伤心。6月17日发电蒋介石“恳请从优抚恤上海特务史济美（马绍武）”。陈立夫并在以后的纪念活动中，号召国民党特务们要向马绍武学习。
有关马绍武之死，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但是白色恐怖没有停止，变得更加疯狂。马绍武被杀4天后，1933年6月18日，戴笠手下的特务将知名进步人士杨杏佛暗杀于离宋庆龄寓所不远的中央研究院门口。
作为革命的反击，1933年8月25日夜11点，在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准确情报下，接受绝密令的“打狗队”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等人事先潜入南京路上的新新旅舍内，毅然将来此处的上海公安局督察马绍武的下一任王永华及保镖秦荣勤当场击毙。王永华也是位残忍迫害革命志士的反动分子，他除接替了死去马绍武的公安局职务外，还担任海员特别党部要职，把持海员工会。他和马绍武一样,心狠手辣，一贯反共且十分凶残，大肆抓捕革命人士，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是镇压革命的老手。他曾参与逮捕陈独秀、彭述之及谢少珊等事件，他指挥了逮捕和审讯共产党人刘仲武及蔡维坤的行动。马绍武被杀,使王永华变得更加谨慎，行动十分诡秘。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击毙的下场。
“打狗队”的这一系列“打狗”行动使上海的特务叛徒们闻风丧胆，胆战心寒。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密探雷大甫，与马绍武、王永华同样并列“反共高手”。他以前是中共党员，被捕后变节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密探打手，秘密调查共产党人，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破坏活动。他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极大危害。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句话得到体现，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1933年9月11日上午9时许，在南市小西门中华路路角，雷大甫在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后，急忙拔腿飞奔向北方向逃去，并掏出警笛放在口中，说时迟那时快，枪响之处，他头部和胸部已各中一枪，当场绝命。原来，“打狗队”又乘胜追击，在各方紧密协作下，身手不凡的张玉山、袁友芳、董纪全、张德新等人顺利刺杀了密探雷大甫，又一次成功利索地完成打狗锄奸任务。
这五位“打狗队”的英雄们赤胆忠心，凭借精湛熟练的枪法，并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革命气概，无往不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对革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打狗队”内部成员陈香萍的叛变，英雄们惨落敌手。
英雄被捕、就义
1933年11月6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获得有力情报后，于南市小东门中央旅舍逮捕了中共党员陈香萍。在严刑拷打下，陈香萍自供是中共对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员。依据陈的供述，上海市公安局得知在上海租界内有数处“打狗队”成员的秘密潜伏据点。
国民党当局上海公安局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联络，要求援助。同日晚10点依次在多个地点进行了迅速搜索，逮捕“打狗队”成员及关联者，搜缴出多把手枪、瓦斯手枪，以及子弹、刀剑等。在陈香萍的带领下，在龙门路40号，未发现居住者，但从房间床下包装纸内搜出手枪7支、弹夹5个、子弹156发等。在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打狗队”成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
11月7日晨6点，国民党当局又在北成路载德里88号2楼逮捕张德新、陈阿氏（女），搜出手枪4支、子弹998发、瓦斯手枪（笔型） 3支、瓦斯手枪子弹31发、手榴弹2个、刀剑2把、手铐2对等，并发现多件共产主义文书、文件。然后，警察和密探在此屋内潜伏，当天上午将来此处的董纪全逮捕。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马上对6人进行审讯，得知除陈阿氏以外，全都是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在调查清楚五人的情况后，将5人以“杀人罪”及“危害民国罪”，陈阿氏以“违反武器取缔法”罪，一同送往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933年12月13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打狗队”成员、共产党人欧志光等5人死刑。威震敌胆的“打狗队”五位英雄遂即被害。
（据《老年世界》）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一时间阴霾密布，暗无天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上海创建中央政治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情报， 对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共产党高层人物被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
刺杀叛徒曹伯谦
在30年代初期，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一些党内不坚定分子在被捕后，背叛自己的信仰，并积极出卖革命党员同志，给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因此，除掉这些背叛者被党组织视为当务之急。可是除掉这些叛徒却是一件艰难的事，当时上海极端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等反动当局对这些叛徒保护甚严，刺杀行动难以得手。可是这些困难阻挡不了特科的“打狗”英雄们。
曹伯谦，原是共产党员，曾打入上海公安局内做密探，后被发现、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和特务一起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给上海共产党人带来严重危害。于是，中央特科接到指令，给“打狗队”的重要成员欧志光、袁友芳等人下达了除掉曹伯谦的任务。
1932年11月22日早晨，在租界大通路斯文里1045号，临危受命的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实施刺杀行动。结果却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账房兼庶务办事员周翰（周子猷）误杀。 但是欧志光、袁友芳等人没有气馁，于11月25日下午2点，再次实施“打狗”行动，在大通路斯文里1040号，在曹伯谦夫妇及来客黄少锡、吴秀贞会餐时，他们将黄少锡击毙，将曹伯谦夫妇等人打成重伤。随后他们急速撤离现场，等警察来后，已无影无踪，一切是那样干净利索。
刺杀中统上海特务头目
1932年11月, 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派史济美（化名马绍武，黄埔军校毕业生）来沪组建成立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以加强反共力量。
马绍武在上海期间气焰十分嚣张，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在他的指挥下，逮捕了重要共产党人王云程、孙际明等人。他也曾参与策划逮捕了陈广、罗登贤、余文化等多名共产党人。
马绍武实施的逮捕行动中最恶劣的是抓捕知名革命志士——左翼作家丁玲。1933年5月14日，因叛徒出卖，马绍武带领特务到虹口昆山花园路寓所，绑架了丁玲、潘梓年。当夜共产党员应修人前来联系工作，这时丁玲已被捕带走，应修人被把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觉，他英勇地徒手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不幸坠楼牺牲。
一个月后的1933年6月14日晚，晚风拂煦，在上海浙江路的小花园妓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派欢乐景象。“打狗队”成员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悄悄隐身于附近，等待执行一个大的行动。
晚7时许，牌号4223的汽车停在浙江路22号东方饭店前，下车后的马绍武趾高气扬地前往后街，当走到浙江路小花园妓院入口，霎那间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闪出，马绍武猝不及防，几声枪响过后，马绍武头部和胸部中弹，当夜8点15分，在仁济医院绝命。欧志光等中央特科成员，以精湛的枪法，成功伏击射杀了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马绍武后，便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马绍武被刺的消息便在各大报纸刊出。马绍武死去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如丧考妣，极为伤心。6月17日发电蒋介石“恳请从优抚恤上海特务史济美（马绍武）”。陈立夫并在以后的纪念活动中，号召国民党特务们要向马绍武学习。
有关马绍武之死，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但是白色恐怖没有停止，变得更加疯狂。马绍武被杀4天后，1933年6月18日，戴笠手下的特务将知名进步人士杨杏佛暗杀于离宋庆龄寓所不远的中央研究院门口。
作为革命的反击，1933年8月25日夜11点，在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准确情报下，接受绝密令的“打狗队”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等人事先潜入南京路上的新新旅舍内，毅然将来此处的上海公安局督察马绍武的下一任王永华及保镖秦荣勤当场击毙。王永华也是位残忍迫害革命志士的反动分子，他除接替了死去马绍武的公安局职务外，还担任海员特别党部要职，把持海员工会。他和马绍武一样,心狠手辣，一贯反共且十分凶残，大肆抓捕革命人士，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是镇压革命的老手。他曾参与逮捕陈独秀、彭述之及谢少珊等事件，他指挥了逮捕和审讯共产党人刘仲武及蔡维坤的行动。马绍武被杀,使王永华变得更加谨慎，行动十分诡秘。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击毙的下场。
“打狗队”的这一系列“打狗”行动使上海的特务叛徒们闻风丧胆，胆战心寒。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密探雷大甫，与马绍武、王永华同样并列“反共高手”。他以前是中共党员，被捕后变节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密探打手，秘密调查共产党人，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破坏活动。他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极大危害。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句话得到体现，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1933年9月11日上午9时许，在南市小西门中华路路角，雷大甫在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后，急忙拔腿飞奔向北方向逃去，并掏出警笛放在口中，说时迟那时快，枪响之处，他头部和胸部已各中一枪，当场绝命。原来，“打狗队”又乘胜追击，在各方紧密协作下，身手不凡的张玉山、袁友芳、董纪全、张德新等人顺利刺杀了密探雷大甫，又一次成功利索地完成打狗锄奸任务。
这五位“打狗队”的英雄们赤胆忠心，凭借精湛熟练的枪法，并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革命气概，无往不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对革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打狗队”内部成员陈香萍的叛变，英雄们惨落敌手。
英雄被捕、就义
1933年11月6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获得有力情报后，于南市小东门中央旅舍逮捕了中共党员陈香萍。在严刑拷打下，陈香萍自供是中共对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员。依据陈的供述，上海市公安局得知在上海租界内有数处“打狗队”成员的秘密潜伏据点。
国民党当局上海公安局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联络，要求援助。同日晚10点依次在多个地点进行了迅速搜索，逮捕“打狗队”成员及关联者，搜缴出多把手枪、瓦斯手枪，以及子弹、刀剑等。在陈香萍的带领下，在龙门路40号，未发现居住者，但从房间床下包装纸内搜出手枪7支、弹夹5个、子弹156发等。在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打狗队”成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
11月7日晨6点，国民党当局又在北成路载德里88号2楼逮捕张德新、陈阿氏（女），搜出手枪4支、子弹998发、瓦斯手枪（笔型） 3支、瓦斯手枪子弹31发、手榴弹2个、刀剑2把、手铐2对等，并发现多件共产主义文书、文件。然后，警察和密探在此屋内潜伏，当天上午将来此处的董纪全逮捕。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马上对6人进行审讯，得知除陈阿氏以外，全都是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在调查清楚五人的情况后，将5人以“杀人罪”及“危害民国罪”，陈阿氏以“违反武器取缔法”罪，一同送往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933年12月13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打狗队”成员、共产党人欧志光等5人死刑。威震敌胆的“打狗队”五位英雄遂即被害。
（据《老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