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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大会上，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与中国两弹一星功臣钱学森，王淦昌和王大珩一起登上_了领奖台，得到了100万港元的奖金。基金委员会给他的获奖理由是，根据他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中国实现了找油的重大突破，相继发现了大庆等高产油气田。
他就是中国石油大发现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
挑战中国“贫油”论
1904年3月30日，黄汲清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为他取名黄德淦。黄汲清的父亲毕业于洋学堂——通省师范，参加过保路同志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黄汲清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从北洋大学预科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读大三时，黄汲清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他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后，写出了论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 40块银元的奖金。
北大毕业后，黄汲清进入地质调查所，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转战四方敲石头。1932年，黄汲清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成为瑞士浓霞台大学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这段留学经历为黄汲清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
1935年，黄汲清获得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了在中国地质和石油研究领域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
对于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并广为接受的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以此推理，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就不可能有油。上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也确实没有找到石油，中国由此被戴上了贫油的帽子。
但是，学成回国后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坚信，在中国一定能找到石油。
1937年，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结果在甘肃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油田。
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同一年，黄汲清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
这些初步的科学发现对黄汲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2年底，黄汲清带领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人开始了为时半年的新疆石油地质考察。那年10月，天山北坡风云突变，风雪交加，他们乘坐的运输机竟在迷蒙中好久找不到迪化(乌鲁木齐)机场，一行人被气流颠簸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在万分不安中落到地面。那时，独山子油田虽然是中苏合办，但是苏方不肯把地质图全部拿出来，黄汲清只好带着大家自行测制地形图和地质图。春节来临，迪化的气温骤降到零下35℃，几个人披着棉被在招待所里突击工作简报。接着，他们又转战南疆，在汗腾格里峰东南坡的草地上，在牛毛帐篷里，挑起马灯夜晚作业……
1943年，在黄汲清领衔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关于陆相生油理论，虽然也有科学家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是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黄汲清喜欢用一句四川话杀死来说明问题，他说，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七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关键是杀死!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他的陆相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就是一个杀死的理论。
1945年，黄汲清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黄汲清曾经诙谐地说，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之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正是得益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成为援华苏联专家的必读参考书。
大庆石油发现的挽救者
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黄汲清被从四川召唤到北京，与地质矿产大师谢家荣一起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统领全国石油普查的技术工作。
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凭借解放初期有限的普查队伍和装备，如果漫天撒网寻找石油，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石油普查的关键是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布署，即在广袤的国土上圈定理想的普查区域。若是圈定出错，搞错了方向，接下来的一切都将是白费——这就是黄汲清与谢家荣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普查区域上体现出来。1954年，翁文波，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1955年2月，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召开。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与谢家荣一起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优选了五大盆地，组成了五个石油普查大队。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桔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
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中，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希望的大庆所在地松辽平原，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确定的普查项目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任务，没有任务何谈去发现?等到黄汲清发觉东北地质局根本没有动静时，他着急了，立即找到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技术员苏云山，让他赶快补充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1955年6月11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接着，东北地质局派出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 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据说松辽平原项目当时是被遗漏了，但怎么被遗漏的，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松辽盆地扶27号和松基3号发现井喷油。几天后的国庆节，《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1963年12月3日，在二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骄傲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30年前的邓小平批示之谜
10年文革，中国地质科学院这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成为重灾区。1966年8月8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爆发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八暴动，几十名原领导和技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台上跪了一大片。黄汲清头顶着特字号国民党员的高帽，背负着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自然难以幸免。
在地下室被关了180多天，黄汲清从130多斤的壮汉变成了只有78斤体重的牛鬼蛇神，随后，他又被赶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五七干校。从此，在这个农场的养猪班里，总会看到一个瘦弱的老猪倌，戴一顶劳动布帽子，穿一件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高筒雨靴，腰围粗布蓝围裙，围着一百多头猪忙忙碌碌。不过，一辈子跑野外的黄汲清并没有将体力劳动视为苦难，相反，他还以此为乐，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七月炎天似火烧，
圈内气温四十超。
放出猪群前院耍，
手握长舀把粪抛。
这点苦，怕什么，
种好庄稼乐陶陶。
但是，当他从干校回到北京，面对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的时候，却感到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于是，他决定要说出真话。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黄汲清在公开场合放出了一颗被称为震动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原子弹。他在长篇发言中说道，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样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
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黄汲清就开始为自己正名了，他先后向中央发出了两次强烈的呼吁，只是后来公开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给党中央的信及邓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这封信中，黄汲清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黄汲清在信中说：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黄汲清还在信里写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
然而，关于邓小平这次对黄汲清的批示，长期以来都只有大意转述，而没有原词原句。直到20多年之后，北京的一位收藏爱好者在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个杂纸包，里面竟然有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首页上除了当时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科院的几位领导的批示或签名，最醒目的字句是，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小平。
原来，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但邓小平没有直接在黄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质总局先拿出一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手写件。
1977年8月4至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了这次会议。就在会议期间的8月5日，他在地质总局送上的那份情况说明上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8月8日，邓小平又在座谈会讲话中特别指出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
显然，这场黄汲清争鸣的意义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的大背景下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界，超过了事件本身。
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了最高等级的一等奖，黄汲清的名字出现在23人的获奖名单中。
晚年的时候，黄汲清多次在全国政协会上为加速新疆油气资源开发提出建议和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1995年1月12日，黄汲清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在颁奖会上的答辞中说，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深知地质科学是实践性区域性很强的科学。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质特点，走不走到，看不看到，大不一样。本着这个原则，70多年来我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敲了无数块石头……
70天后，1995年3月22日，91岁高龄的黄汲清与世长辞。
遵照黄汲清的生前愿望，他的家属将其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励中的50万元港币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科技发展基金同时匹配5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成为对中国优秀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他就是中国石油大发现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
挑战中国“贫油”论
1904年3月30日，黄汲清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为他取名黄德淦。黄汲清的父亲毕业于洋学堂——通省师范，参加过保路同志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黄汲清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从北洋大学预科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读大三时，黄汲清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他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后，写出了论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 40块银元的奖金。
北大毕业后，黄汲清进入地质调查所，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转战四方敲石头。1932年，黄汲清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成为瑞士浓霞台大学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这段留学经历为黄汲清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
1935年，黄汲清获得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了在中国地质和石油研究领域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
对于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并广为接受的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以此推理，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就不可能有油。上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也确实没有找到石油，中国由此被戴上了贫油的帽子。
但是，学成回国后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坚信，在中国一定能找到石油。
1937年，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结果在甘肃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油田。
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同一年，黄汲清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
这些初步的科学发现对黄汲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2年底，黄汲清带领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人开始了为时半年的新疆石油地质考察。那年10月，天山北坡风云突变，风雪交加，他们乘坐的运输机竟在迷蒙中好久找不到迪化(乌鲁木齐)机场，一行人被气流颠簸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在万分不安中落到地面。那时，独山子油田虽然是中苏合办，但是苏方不肯把地质图全部拿出来，黄汲清只好带着大家自行测制地形图和地质图。春节来临，迪化的气温骤降到零下35℃，几个人披着棉被在招待所里突击工作简报。接着，他们又转战南疆，在汗腾格里峰东南坡的草地上，在牛毛帐篷里，挑起马灯夜晚作业……
1943年，在黄汲清领衔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关于陆相生油理论，虽然也有科学家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是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黄汲清喜欢用一句四川话杀死来说明问题，他说，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七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关键是杀死!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他的陆相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就是一个杀死的理论。
1945年，黄汲清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黄汲清曾经诙谐地说，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之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正是得益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成为援华苏联专家的必读参考书。
大庆石油发现的挽救者
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黄汲清被从四川召唤到北京，与地质矿产大师谢家荣一起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统领全国石油普查的技术工作。
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凭借解放初期有限的普查队伍和装备，如果漫天撒网寻找石油，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石油普查的关键是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布署，即在广袤的国土上圈定理想的普查区域。若是圈定出错，搞错了方向，接下来的一切都将是白费——这就是黄汲清与谢家荣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普查区域上体现出来。1954年，翁文波，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1955年2月，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召开。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与谢家荣一起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优选了五大盆地，组成了五个石油普查大队。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桔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
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中，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希望的大庆所在地松辽平原，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确定的普查项目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任务，没有任务何谈去发现?等到黄汲清发觉东北地质局根本没有动静时，他着急了，立即找到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技术员苏云山，让他赶快补充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1955年6月11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接着，东北地质局派出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 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据说松辽平原项目当时是被遗漏了，但怎么被遗漏的，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松辽盆地扶27号和松基3号发现井喷油。几天后的国庆节，《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1963年12月3日，在二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骄傲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30年前的邓小平批示之谜
10年文革，中国地质科学院这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成为重灾区。1966年8月8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爆发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八暴动，几十名原领导和技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台上跪了一大片。黄汲清头顶着特字号国民党员的高帽，背负着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自然难以幸免。
在地下室被关了180多天，黄汲清从130多斤的壮汉变成了只有78斤体重的牛鬼蛇神，随后，他又被赶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五七干校。从此，在这个农场的养猪班里，总会看到一个瘦弱的老猪倌，戴一顶劳动布帽子，穿一件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高筒雨靴，腰围粗布蓝围裙，围着一百多头猪忙忙碌碌。不过，一辈子跑野外的黄汲清并没有将体力劳动视为苦难，相反，他还以此为乐，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七月炎天似火烧，
圈内气温四十超。
放出猪群前院耍，
手握长舀把粪抛。
这点苦，怕什么，
种好庄稼乐陶陶。
但是，当他从干校回到北京，面对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的时候，却感到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于是，他决定要说出真话。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黄汲清在公开场合放出了一颗被称为震动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原子弹。他在长篇发言中说道，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样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
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黄汲清就开始为自己正名了，他先后向中央发出了两次强烈的呼吁，只是后来公开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给党中央的信及邓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这封信中，黄汲清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黄汲清在信中说：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黄汲清还在信里写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
然而，关于邓小平这次对黄汲清的批示，长期以来都只有大意转述，而没有原词原句。直到20多年之后，北京的一位收藏爱好者在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个杂纸包，里面竟然有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首页上除了当时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科院的几位领导的批示或签名，最醒目的字句是，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小平。
原来，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但邓小平没有直接在黄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质总局先拿出一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手写件。
1977年8月4至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了这次会议。就在会议期间的8月5日，他在地质总局送上的那份情况说明上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8月8日，邓小平又在座谈会讲话中特别指出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
显然，这场黄汲清争鸣的意义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的大背景下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界，超过了事件本身。
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了最高等级的一等奖，黄汲清的名字出现在23人的获奖名单中。
晚年的时候，黄汲清多次在全国政协会上为加速新疆油气资源开发提出建议和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1995年1月12日，黄汲清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在颁奖会上的答辞中说，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深知地质科学是实践性区域性很强的科学。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质特点，走不走到，看不看到，大不一样。本着这个原则，70多年来我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敲了无数块石头……
70天后，1995年3月22日，91岁高龄的黄汲清与世长辞。
遵照黄汲清的生前愿望，他的家属将其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励中的50万元港币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科技发展基金同时匹配5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成为对中国优秀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