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3日，斯坦福大学隆重举行了美国顶尖中国学专家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教授的追思会。同日，刘易斯·杰姬（刘易斯之妻）基金会正式宣告成立，旨在协助研读国际政治学的有志学生。
　　刘易斯因患癌癥，2017年9月4日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寓所逝世，享年86岁。他一贯注重精神修养，投身高校研究领域后，终身贯注于直接涉及美、中两国关系的战略研究以及全球一系列热点问题，积累了精湛的学问。
　　1984年8月16日，我进入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控中心任职以来，与中心主任刘易斯合作研究中国学，出版学术专著及发表专题文章，至今33年矣。在这漫长的期间，我们讨论学术问题，彼此切磋琢磨，几乎天天朝夕相处，可谓教学相长。
　　刘易斯著作等身，一生撰述了多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并在世界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权威文章，观点独到、中允，可圈可点。在美、中学界，他在学养造诣上堪称翘楚，称为一代宗师也非过甚其词。

刘易斯家族与中国的渊源

　　1930年11月16日，刘易斯生于美国西雅图。其父是华盛顿大学教授，1943年在前往摩洛哥达尔贝达途中，因所乘的军用飞机被纳粹德国军队击落而身亡。
　　刘易斯的外祖父曾被卫理公会（TheMethodistChurch，基督教卫斯理宗的教会，布道于英、美、中等地）派往中国传教，其后长期留在中国。其子女也长期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他的舅舅在中国当传教士期间曾开办了一座女子学校。
　　中国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由北南下，数以万计难童由于父母在战乱中丧生，流落在华东各地街头，惨不忍睹。难能可贵的是，值此中国国难关头，刘易斯的姑姑在华东开办了一所颇具规模的难童学校，专门接收难童并给予切实保护，让他们不致落入日寇毒手。除了人身保护外，数以千计的难童衣食无忧，学校还为所有入学的难童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1945年4月至6月，美、英、法、苏和中等50个国家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会议确认了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这次会议是中国的一次外交成功，提高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当时刘易斯还是一个高中生，在旧金山会议上担任青年助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活动。他的杰出表现获得会议组织者的赏识，被评为青年助理中的佼佼者。
　　刘易斯先后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正在念大学，成为预备役军官，在一艘
　　驱逐舰上担任枪炮军士长。在美国所有中国问题专家中，刘易斯是第一个以撰写中国事务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前专注写中国事务的论文是不能拿到博士学位的，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在台学中文关系闹僵

　　刘易斯在主持斯坦福智库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也没有邀请过台湾学者访学。有一次，他告诉我，这同他在台湾学习中文时的不快经历有关。

　　上世纪50年代，刘易斯根据美国基金会一项联合项目，携家眷赴台湾学习中文。台湾当时缺乏合格的翻译人才，将“联合项目”误译为“联合国”，认为他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官员，予以隆重接待。
　　刘易斯在台北受到诸多高官接见，阖家整天受到盛宴款待，还作出周详安排，让他携家眷四处参访及观赏名胜风景。台北甚至安排资深教师辅导他夫妇和儿子学习中文，在相关的参访活动中，也将学习中文的需要纳入考量。
　　当时刘易斯还年轻，一生中从未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款待，因此感到异常兴奋。后来台北询问他是否有意参访金门岛，他欣然接受。他乘台湾军机抵达金门岛后，台军金门防卫指挥部（简称金防部）安排高阶军官专程接待，并在欢迎晚宴上由京剧团进行专场表演。其后金防部安排他到各处参访，并让他参加诸如向大陆施放“心战”气球等活动。
　　接着，他特地写了一篇文稿向美国报刊投去，描述这次参访台湾之行的感受。他说，这是他毕生第一次向报刊投稿，那篇文稿发表后，还魂牵梦萦，激动了数天之久。
　　可是，乐极生悲。一天，台北官员召见刘易斯，对他说台方业已了解，他并不是联合国官员，仅是一个普通学生而已，因此，宣布他是不受欢迎之人。他辩解说，他从未声明自己是联合国官员，而是反复陈述仅是受到基金会一项联合研究项目的资助来台湾参访而已。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于是他携家眷回到美国。
　　由于这一过节，刘易斯主持斯坦福智库期间，没有与台湾进行过学术交流。直至进入了新世纪，他才邀请台湾军事战略家陈进甫来斯坦福访学，研究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陈进甫在1985年以第一名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又负笈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台湾战略界知名度很高。

反对越战名噪一时

　　刘易斯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康奈尔大学任教7年。其间，他与同事乔治·卡辛教授合著了《美国在越南（TheUnitedStatesinVietnam）》一书。此书对美国的越战政策公开提出了挑战。书中指出，美国政界一再强调多米诺骨牌理论，其实该理论对于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并不那么重要。作者还指出，最终华盛顿可能不得不接受越战的另一种结局，而这种结局则会比较合理地体现出实际存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
　　此书出版后一度引起美国亲政府人士的抨击。但事实上，越战的结局并没有体现多米诺骨牌理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正确性，因为越战结束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格局并未受到大的冲击。
　　于是刘易斯成为“第一位公开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截至1967年，他在美国学术界已名噪一时。1968年，斯坦福视其为“特殊人才”，以优厚的条件聘他为教授。 　　随着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淖不能自拔，战局日益证实了此书作者的先见之明。至此，白宫聘请刘易斯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处理部门工作。刘易斯说，美国学者尖锐批评白宫的政策，会被亲政府人士猛烈抨击，然而，一旦世局变化证实了学者的真知灼见，白宫就会延聘他们为国家效力。他说，这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侧面。
　　不久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拟定访问北京。行前，基辛格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由于刘易斯是唯一以中国事务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的专才，所以被指定为基辛格撰写关于中国国情介绍的专题报告。基辛格在启程前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乃是基于这份报告。此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先后聘请刘易斯担任顾问。
　　刘易斯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期间，协助安排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次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这一“乒乓外交”有助两国关系解冻，并促成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

朝核问题二轨牵头人

　　刘易斯在斯坦福次第创办了3个研究中心：国际安全和军控中心（与著名物理学家西德尼·德雷尔共同创办，冷战结束后改名为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东北亚—美国国际政策论坛（现名亚太研究中心）和东亚研究中心，分别专注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东北亚经济发展和美中文化交流三方面的研究。他担任这三个中心的主任，主要精力专注于国际安全和军控中心，研究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战略问题。
　　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以及亚太研究中心共拥有约140位工作人员，是美国各大学中规模最大的智库。美国处理国际热点问题基本上有两条途径，政府部门主持的是一轨，民间智库学者主持的是二轨。二轨同国务院有密切联系，或称为一轨半。三条涉及中国的二轨都设在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第一条二轨研究美中关系，由前国防部长佩里牵头主持;第二条二轨研究朝核问题，刘易斯在世时由他牵头主持;第三条二轨研究台湾问题，也由佩里牵头主持。
　　1970年代中期起，刘易斯访问中国数十次，并与中国党政军著名智库及高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出于为中国培养从事国际战略谋划人才的目的，经刘易斯安排邀请，100多位中国学者先后来斯坦福访学。访学年限长的有两年，一般为半年，个别最长的达三年之久。
　　从1980年代中期起，刘易斯多次应朝鲜邀请率团访朝。在朝核问题浮上台面后，朝鲜多次邀请他率团参观设在宁边的朝鲜核武器研究设施。朝鲜在研制核武器上的关键性信息，都是在刘易斯迭次率团参访时，朝方经刘易斯转告美国政府的。
　　刘易斯坦承，1990年代末，若干美国政治家访朝时，就朝核问题同朝鲜高层展开会谈，同时美、朝两国政府也在洽谈。朝鲜时任领袖金正日以美、朝关系正常化为前提，有意向同美国达成协议。在2000年时，美、朝是有可能就朝鲜弃核签署协议的。其后，小布什政府倾向认为“朝鲜将因经济压力而崩溃”，未延续与朝鲜开展对话的有效方针。接着，奥巴马执政8年期间，低估了朝鲜加速研制战略核导弹的能力，对朝核改采“战略耐心”亦即不作为的政策，而朝鲜在核武器上由原子弹到氢弹的升级换代、在运载工具上从中程导弹急剧过渡到洲际导弹，也就是发生在这8年中。据此，美国政策显然摇摆不定，缺乏延续性。否则，朝核问题决不会臻于当前高度爆炸性的僵局。

注重实际的研究风格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刘易斯在教育界素以启发能力强著称，在涉及国际热点问题上，他又以开辟并维持非官方的外交沟通渠道而闻名各界。他前后培养了多位高足，堪称桃李满天下。他培养了多名美国博士，包括芬格、兰普顿、哈丁等人，后来都成为久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据我体会，刘易斯治学有下列几个鲜明特点，在美国战略学界显得卓尔不群：
　　其一，他是彰明较著的和平主义者，凡是国际争端都不主张军事解决，被一些人称为泛和平主义者。他回应说，在美、中两国，热衷于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者，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有切身体会：越战期间，他同朋友一起行走，那个年轻人上一秒还在话语不断，下一秒即被枪弹击中，顿时死在他身边。他说对于民众而言，坏的和平也强过“好的”战争。这与中国警句“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刘易斯从事学术研究都是挑选高难度、其他学者未曾涉足的课题，然后以著书立说为目标。无论撰书还是写文章都是如此，彰显其独具匠心，能人所不能。他担任中心主任，百务丛集，还要埋头撰述，每年除了圣诞节，几乎所有假期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
　　其三，刘易斯强调，针对热点问题作出判断，应基于世界大势的全局性，同时需具有前瞻性。他认为专家的判断一般都不缺乏紧迫性和可操作性，究竟是否为真知灼见，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前瞻性。
　　1980年代，刘易斯邀请朝、韩两国代表团在本中心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会谈，这是两国代表首次进行这样的会谈，开了先河。1990年代，他邀请中、美两国海军战略家在本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联合研究，研究如何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对方的意图，建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1998年1月，中、美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成为两国第一个建立信任措施的軍事协定。我们联合研究的结果最终为这一协定提供了蓝本。由此可见，过去刘易斯推动的几个研究项目都堪称划时代创举。
　　其四，刘易斯一贯将实务处理和理论研究并重。在分析国际热点问题时，甚至更注重实务处理。他说他在美国国安会工作过，在那里讨论热点问题时，除了某些政策性建议要具有前瞻性外，则主要着眼于就紧迫性和可操作性展开辩论，而不顾及这些建议是否符合什么理论，因为战略家对理论阐述已耳熟能详，早就过了这一阶段。在他们心目中，理论仅是教授对大学生授课时才讲述的。
　　我与刘易斯相处三十三载，对其感受是一位真诚的和平主义者。终其一生，魂牵梦萦，乃是“和平”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