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林博士撰写的《东方外交史》厚厚书稿摆上了我的书桌。近50万字的巨著积聚了他近20年的心血。我们可以说是外交史研究的同行，又都同属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大范畴，共同话题甚多，彼此也都十分关注对方学术工作的进展情况。
　　即将出版的《东方外交史》告诉我们，奉林博士的成功与他的研究有一个宏伟的学术设计和规划分不开，这种学术生涯的“顶层设计”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关重要。早在2006年，奉林博士就在外交学院举办了首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此后，从设计“东方外交史”概念、构建研究框架、撰写学术论文，到策划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研究文集，再到培养研究生、组建学术团队和申请国家课题，他锲而不舍地奋斗了十几年。2018年东方外交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就是他不懈努力结出的丰实成果。奉林博士的这段学术经历给我的启示很大。很多学人追逐热门，风光一时却难以留下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传世之作。而奉林博士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东方外交史》的启示意义还在于奉林博士所开启的学术路径及其学术和社会影响。他开拓了一条开放式的学术活动新路径，他的研究始终与中外学术界同行紧密联系，学问研究与学术观点推广紧密结合，学理研究与国家现实外交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者，在国内外已主持举办了12届有影响的“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地点分别为北京、澳门、丹东、重庆、成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俄罗斯）、乌兰巴托（蒙古国）、大连和长春等地，先后有10余个国家、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数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他和他的合作者组织主持的相关研究活动，出版了九部会议论文集。研讨主题除了明确东方外交学的概念、体系、理论、历史诸问题外，还特别关注了当代东方外交的热点问题，并以东方外交史中的中国台湾问题、日本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印度崛起问题等为研讨主题，举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活动。
　　注重学术体系的构建和阐述，是陈奉林博士及其团队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书稿中可以看出，他提取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东西方世界的汇合与西方的冲击、东方外交走向近代的曲折历程、进入近代后的东西方国家关系、东方国家被卷入东西方冷战体系、东方国家进入整体崛起的新时期等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以纵横交叉的逻辑思维全方位论述了东方外交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基本上完成了对东方外交史框架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确立起对问题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这些都是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
　　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重在理论建设，内容包括明确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内涵及理论方法，突破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框架，扩大外交史的研究领域，确立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和基本框架，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等几個方面;后期则注重专题性的细化研究，研究时限涉猎古代、近代到现代，内容囊括历史、外交、经济、国家安全、文化移民和国家关系等多个领域;注重东西方国家各自形成与外交思维有关的文化渊源、外交理念、行为模式，各国文化传统与各自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跨文化、跨时空和跨区域多方面的研究和比较，超出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内容逐步细化，更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东方外交史是一门开创性的新兴学科，其成熟和完善还会有一个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需要探索的问题众多且难度不小。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东方外交史研究来说，一些概念的界定和规范历来存在争议，有待更精确的界定，如书中某些部分关于东方与东亚概念的区别和运用，需要进一步界定;一些问题的研究范围及研究顺序也有待探索，如第六章“东方国家被卷入东西方冷战体系”，重点谈了冷战时期的日本及中日美关系，却未涉及非常重要而且迄今尚未走出冷战旧轨的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美间的冷战对抗，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漏。但这些不足和有待努力之处，并不妨碍《东方外交史》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