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中山装的人，如果还是个年轻一点儿的，定会觉得奇怪，但还可以“容忍”；但要看见一大队人穿着颜色一致的中山装，无论在哪儿，那就一定是在拍电影了。中山装绝对是世界上来得最凶猛、走得最凄凉的一种服装样式。它曾经流行最广，穿它的人往少里说也有三亿吧？还有一亿人求之不得；然而现在，绝少在大街上或正式场合见到它的踪影。中山装确切讲是四明兜（暗兜的已不够正统）束领男装，由中国的孙中山和前苏联的斯大林取长补短，共同推向世界，毛泽东时代达到顶点，随后淡出，现如今几近销声匿迹，只有少数变种还在小范围内求存。
　　中山装当年享有的殊荣，是现代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中国，年轻人穿着它是“狂”，中年人穿着它是有地位，在外国人眼里穿它的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人——几近于星外来客。敢说世界上的任何一款男装都没有这般待遇。1971年的11月，中国破天荒向资本主义“大本营里的大本营”美国纽约派遣常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毛主席钦点，周总理壮行，家庭出身左查右审，高矮胖瘦尽量找齐；一人2000块钱置装费（当时一个随行翻译的月工资为62元），一个星期内准备完毕等等，多少件事都是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头一遭。其实大感紧张的还远不止咱中国人，美国和法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其兴奋度不亚于1969年报道人类首次登月和其后的随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第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把世界媒体关注中国的程度推向顶峰。1971年底，白宫的新闻官正为安排名额有限的随行采访记者大伤脑筋。西方人号称以诚信为本，可到了这时候，纷纷露出动物本性，斯文礼让一概全无。许多总裁、副总裁、总编辑之类的高层，不惜假报身份，以音响师、通讯技术维护甚至电工这样的蓝领工作岗位申请到中国采访。一句话，我们到他们那儿是“政治任务”，他们到我们这儿是“探险式”采访。说法不同，性质差不多。一时间，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电视通通搭上了顺风车。1971年底，中国人在前往纽约途中在巴黎转机，各路记者蜂拥而至，为拍一张身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的照片，从纽约乘飞机直飞巴黎的美国大牌摄影记者不在少数，然而其中没有一个人拍到了哪怕是还像点儿样的照片，即便如此，纽约报纸的发行量还是立刻上升了20%。当时纸质媒体的日子真好过，摄影记者更是春风得意。
　　看到这些稀罕的老照片，也勾起我无尽的思念。当年四个兜的布中山装（还不是明兜的）穿在身上是个什么感觉？绝不比现如今几千块钱的英国意大利羊绒西装差。那个自豪感、优越感，岂是三言两语能形容？在这里还要提一笔的是，中山装还不单是个样式问题，还有那个颜色。普通人穿的中山装原则上只有蓝灰两色，其他颜色的并不多见，甚至连浅灰色的都不多。毛主席当年穿的浅灰色中山装世界上绝无仅有，非立领而是专门设计的“趴领”且略大；用的是英国顶级舍未呢；而开国大典上穿的黄呢中山装的料子来自美国，那时候叫马裤呢，这些细节在以前都是机密。据说为老人家做衣服的上海服装技师不能近身量体裁衣，只能在10米开外“遥测”，做出来的毛式中山装竟然非常合体，几乎未加改动，堪称一绝。由于中国人当年衣服的颜色出奇地统一，所以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总统夫人帕特里夏毫不犹豫决定穿红色呢大衣在飞机门口亮相，这样才能突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惊艳效果。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又是2月，北京街头除了标语和天安门城墙以外甚少见到红色的东西。今年2月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那时候几乎是件中国的东西拿到美国去都能卖个好价钱，上面有文革标志的当然更好。最近美国记者约翰·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述说他当年随尼克松到中国采访时的传奇经历。美国总统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款待来宾。主宾席上有两对象牙筷子和金属制座位卡和菜单卡——现在这后两种东西在北京随便一家稍微讲究点儿的饭店都能见到，在旧货市场上加在一块儿也值不了50块钱——这位大胆且怀有恶毒念头（他自己形容的）的美国记者瞄中了这几样东西，趁表情严肃身着中山装的保安人员不注意，一把统统揣进自己兜里，迅速离去。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伯恩斯说更胜他一筹的是位貌不惊人的华盛顿女性——白宫记者团的领头人，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记者海伦·托马斯。据说在华盛顿没人敢走到她和电话之间（以前远程新闻要靠电话口述），白宫记者招待会只要她在，永远是她第一个得到发问的机会。托马斯问伯恩斯搞到了什么？伯恩斯据实回答，再没想到这个“恶行”无意中成就了海伦·托马斯的又一条头条新闻。没过24小时（那时中国还没有国际长途电话），一封电报已送达伯恩斯在北京的住处，意思是美国现在都知道了这条爆炸性新闻，一位纽约古董商愿出价2.5万美元买下他所有的掠获物。2.5万美元在当时是个神马概念？是这个在业内拼打了十多年的记者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也可以让他立刻成为两辆最新款别克轿车的主人。
　　还有一件事甚是奇怪，中山装乃是“贵族”出身，属于自上而下流行，如今倒没能繁衍壮大。而现在卖得贼贵的英国巴宝莉围巾和风衣原本是草根品牌，100年前是靠给一战中的英军做雨衣起家的。再有牛仔裤的两位发明人利瓦·施特劳斯和雅各布·戴维斯，在1873年5月20日这天，向当地的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立意是为开矿的工人提供坚固耐磨的工作服，现如今也是咸鱼翻身，草鸡变凤凰。而中山装的命运似乎正相反，是凤凰变草鸡。曾几何时，中山装是革命和提倡新生活的象征。风靡中国上下逾30年的中山装甭管是用什么料子做的，穿在什么人身上，那都是“范儿”。中山装从来没有女式的，许多女孩不爱红妆爱武装，有条件的也搞一件套在身上，再配两条辫子，多少男孩子看着心里痒痒。如今在旧货市场上还能偶见中山装的身影，但旧花瓶不愁没人买，旧衣服多半少人疼。
　　中山装之后中华大地立刻刮起一阵西服热。记得那是1984年前后，其势头远超过西服的诞生地。如今多少年又过去了，世界正统女装自古希腊以来没大变化，实际上还是“维纳斯”身上的那一身，坦胸露肩拖地长裙是永远的主题；男装得到最后认同的正是所谓的西装，虽然源自西方帝国主义，但从东方的金日成到伊朗的内贾德照穿不误，并未受意识形态所影响，可见世界对西装的认同度之高。不过现代西装的定型与流行的时间并不长，不过100年多一点。从服装史的观点来看，西式正统男装在18世纪时还各行其是，不成一统。中国当然是长袍马褂，洋人的则是紧身外套或燕尾服配丝巾或领结，领带则是后来的事。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为他并没有见到完工的国会大厦的奠基仪式上所穿的“国服”，就是这类样式，与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装差异很大。那时候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身上穿的只是廉价的外套，谈不上什么样式，既不挺括，也无须领带。即使在相对比较富裕的西欧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正统男装也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流行。
　　19世纪后半叶，一些适合户外运动的男装开始流行起来。短款西装、夹克、比较宽松的裤子、短夹大衣……在赛马、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等一系列运动的风尚带动下，这些“不伦不类”的服装迅速普及。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又有了汽车这玩艺儿，正统的燕尾服和高筒礼帽才真正让人感到不合时宜。汽车的座位毕竟不是马背，进车门时必需要先摘下帽子，还得把后面那两块布料坐在屁股底下（原先是甩在马背两侧），这两点委实让人大感不便。很快，高筒帽换成了小礼帽，燕尾服变成了短款西装，领结变成了领带。“三件套”的男装缺一不可，如何搭配甚有讲究，尤其是衬衣，并非人人都能经常换，善于节俭且具备首创精神的德国人率先兴起了假衬衣领，其他国家的男士们竞相效仿，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刚兴起穿西装的时候，假衬衣领也来到了中国，现在倒很少见了。
　　中山装的最后淡出，或许还就跟这衬衣有关。众所周知，穿西装时领子和袖口这两个最容易脏和磨破的部分并不直接与人体接触，而都被衬衣所率先“牺牲”。衬衣可以经常换，相对昂贵和打理费事的西装受到了保护。而中山装则相反，领头和袖口直接与人体摩擦，总是先脏先破，经常是衣服本体还好，领头袖口已补了再补。中文里原先管顶级领导人称之为领袖，自中山装淡出之后，这个称呼也不取自消。现如今多大的官都穿西装却不兴再被称为领袖，这和中山装领袖最易脏破的原因似有些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