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那种将福泽谕吉看做“脱亚入欧”之先驱，认为他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之观点，是在对福泽思想进行全面考察，或者至少是在对其与“脱亚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儒学观进行综合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吗？看来不是的。因为只要对福泽的儒学观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与“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杜维明的观点竟是如此相近：杜氏将儒学分为“孔孟之道”与“封建之遗毒”，福泽则将之分为“周公孔子之教”与“腐败之余毒”。福泽所竭力排斥的是毒而非教，对于“周公孔子之教”不仅无非难之词，反而亟称其作为道德人伦之标准应当敬重。因此，福泽的“脱亚”主要是指摆脱业已腐朽的、儒教式的政治体制而决非整个东亚文化；所谓“入欧”，也只是要导入其科学技术而非主张包括道德人伦内在的全面欧化，他对于“开化先牛”的辛辣嘲讽便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