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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走出去”，已由企业孤军出海上升到了国家战略。2014年春夏两季，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欧洲、拉美多次推介中国核电。
一边是国家首脑兼任“推销员”，为核电出口铺路；另一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尚无一个落地项目。
与近邻韩国、日本主推一种堆型不同，目前中国有“华龙一号”与CAP1400两种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外同场竞争。
好在全球核电蛋糕足够大。尽管有着日、韩、俄、美及法等核电强国的竞争压力，在全球低碳经济的压力下，中国核电的海外空间依然不小。
相比其他清洁能源，核电是目前少数可以稳定、大规模获取的。国际原子能机构2013年乐观预测，到2030年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373吉瓦增长到722吉瓦。
出海的中国核电，面临一场内炼与外修。
“走出去”呼声高涨
一个常被提起的说法是：出口一个核电站，相当于出口100万辆桑塔纳轿车。
“核电‘走出去’首先发声于设备制造领域。设备制造能力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后，仍有余力，需要走出国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赵成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在广东、浙江、辽宁、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布局新建核电站，并于2007年确定了“2020年建成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的目标。
为适应核电发展，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特别是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以及一重、二重，先后投入300多亿元，全方位提高设备加工能力。
至今，中国的核电制造行业已经形成每年8到10套核电主设备生产能力，并有望在两三年内达到每年14套的能力。
福岛核电站危机前夜的两三年，更是中国核电突飞猛进的时代：每年都有6到9台机组获批，目前在建的30多台机组大部分都是那时获批的。
到2010年，“十二五”规划中将2020年的核电装机目标提高到“8600万千瓦，在建规模在4000万千瓦”。
不过福岛危机的突袭，使得中国政府谨慎下调了数字：“到2020年建成运作装机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
如此，每年6套机组产能过剩，亟待寻找出口。“今年任务还可以，假如明后年没有新的任务，我们就有了挑战。”日前在北京的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展览会上，上海一家核电装备企业销售主管向本刊记者透露。
在此背景下，中国核企及设备制造企业多次呼吁实施核电“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最近一次集体发声是2014年两会， 核电全产业链的1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国家支持核电出口。
“从长远看，中国核电企业要走出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带动国内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为民创利，符合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有力支持。”赵成昆说。
海外激烈拼杀
等待中国核企的，是一场激烈的海外拼杀。
2009年底，韩国电力公司在阿联酋竞标中，一举击败老牌法国企业等强手，获得20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
过去几年，韩、日在海外屡获大单。福岛危机后，虽然日本国内核电定位尚不明朗，首相安倍晋三在海外推销日本核电却不遗余力。
韩日核电的崛起，大大压缩了中国的市场空间。
2013年4月，安倍到沙特阿拉伯推销日本核电技术。次年2月19日，沙特阿拉伯王子萨尔曼就到东京与安倍缔结了核能协议。
2013年底，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曾造访沙特，推介中国核电产品。尽管当时双方“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但现在沙特留给中国的份额已经变少。
业内不乐观地认为，中国可能失去沙特核电市场。
赵成昆说：“俄罗斯是全球核电的最大赢家，占据了近四成世界市场，在中国、中亚、印度、伊朗、越南等地都有收获。”
中国核企姗姗来迟：过去两年收获了4个订单，相继签约巴基斯坦、英国、罗马尼亚、阿根廷。此前，中国在海外仅有4个核反应堆，均为在巴基斯坦的二代技术。
此次出口巴基斯坦的ACP1000反应堆，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而罗马尼亚、阿根廷的项目都是与加拿大共建的二代重水堆。其与安全性能更好的三代机组比，已不是市场主流。
承建上述项目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没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与加拿大康杜公司（Candu Energy Inc.）合建，以融资、建安的优势介入。
最为轰动的还是中广核获得英国巨额反应堆扩建项目，这是中国核企首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核电市场。
其实此次英国项目160亿英镑的合作中，中广核出资140亿英镑，与法国电力公司共建，却持股30%至40%。中方资本输出的方式与日韩的技术输出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三大核企，主攻阵地各有侧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的目标为阿根廷、非洲；中广核的阵地是英国、罗马尼亚、乌克兰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国核技）的重点则是南非和巴西。
久不落地的示范堆
第三代核电技术将主宰未来核电市场，但中国还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反应堆落地。
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少。中国核企在海外推销技术，已经不止一次被买家质疑：“你们自己都没有使用过，怎么让我们放心”。
俄罗斯的VVER核电技术，连获20多个海外合同，也得益于它在国内、中国田湾核电站成功运行的示范作用。
“核电项目如没有经过技术、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工程考验，走出去有一定困难。‘走出去’最紧要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建一个示范堆，给人家信心。”赵成昆说。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也是掌控核电市场的先决条件之一，否则“只有当小伙伴”。
据赵成昆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郝东秦介绍，中国现在有两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化率都已达到85%以上。
一个是国核技在引进、消化、吸收美国西屋公司AP1000的基础上，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CAP1400。
另一个是中核、中广核在过去30年核电发展基础上研究的“华龙一号”。这也是国家能源局解决中国核电技术路线不统一的产物。
2012年英国一个核电项目招标，中广核、国核技分别联手法国阿海珐公司、美国西屋电气搭档竞标。
在南非，三家企业也是争相邀请对方来中国考察。在中国三代核电尚未真正出口之时，这样的内部竞争让人慨叹“相煎何急”。
中核ACP1000、中广核ACPR1000 ，源头都是法国的核电技术。2011年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将两者合并，中核、中广核谈判十多次没有进展。直到2013年4月，国家能源局负责人找双方负责人谈话，才促成“华龙一号”的合并。
郝东秦是“华龙一号”设计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之一。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设计标准有消除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的可能性、纵深防御、抗震抗洪、寿命60年、良好的经济性等标准。”
“华龙一号”落地的前提是，通过国家能源局、核安全局等单位的评审。
赵成昆透露，CAP1400在国家能源局的初步设计审查从2013年就开始做了，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审查也正在进行中。按照常规，接到任务到给出评价需要一年。
郝东秦也是国家核安全局评审专家库的成员之一，他说：“目前还没有听说谁被选中去作评价。”
而CAP1400也在等待最终审查结论。目前它的问题是，其前身AP1000最重要的主泵，美国西屋公司同意转让，却在制造中遭遇困难。
CAP1400主泵的容量更大。国核技预见到困难，打算更换国产化的屏蔽电动机主泵、湿绕组主泵。上海电气、沈鼓集团正在开发这两种零件。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本来计划2014年8月在山东石岛湾建造两台CAP1400机组，现已很难实现。郝东秦说：“8月底前，国核技已经做好开工准备，年底之前可能开工。”
客观形势也催促着核企与审查者们。按照到2020年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十几个堆。建核电厂周期5～6年，也就是说今明两年有十几个堆要开工。而现在2014年过半，还没有一个堆开工。
2014年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到6月13日，在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中国财经领导小组会上，“适时”变成了“抓紧”。
资本优势助力出海
此前业界曾传说：主管部门确定“华龙一号”只用于出口。
本刊记者向赵成昆、郝东秦等人求证，均未获肯定。
“理论上都可以出口，近期‘华龙一号’也许更加现实一点。走出去还是要先建示范堆，技术、运行等等需要工程检验。‘华龙一号’属于渐进式的，技术设备一步步过来，到目前为止所有重要实验都完成了，它的风险，我个人认为要低一些。”赵成昆说。
郝东秦则认为：“两个技术都有‘走出去’的潜能，世界上要建设核电的国家很多，国情各不相同，对核电也各有需求。每一种机组机型都要与国外技术竞争，独立参加招投标。”
赵成昆的理解是，“华龙一号”既然能走出去，表明有技术、经济上的竞争力。中国是一个需要发展核电的国度，在一个大国内采用两种技术，并不为过，也可避免风险。
曾有专家向本刊记者坦言，AP1000当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如果“华龙一号”进展顺利，在国内获得成功，那AP1000处境将十分尴尬。
“华龙一号”、CAP1400尚未落地，两大核电巨头与国核技之间就有些剑拔弩张。
目前国核技并没有核电运营牌照，还不是核电业主单位。“国核技打算和拥有核电运营牌照的中电投合并，操作到很深的地步了，不知道最近进展如何。我本人支持这种合并，于国家于企业都有利。”赵成昆透露。
出海之前，新的核电格局下已是暗潮涌动。
为在海外形成合力，4月初，三家核企发起成立了中国核电技术装备“走出去”产业联盟，邀请14家核电产业链单位参加。
三家核企轮值主席，国家能源局派遣观察员参与秘书处工作。
如果说“走出去”产业联盟是核企发起的一场内炼，那么后起之秀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也需要在海外循序渐进地“修行”。
如上文所述，中广核以资本优势与法国公司一道叩开英国核电大门，这是中国核企进入海外项目的一条典型路径。
“科学地分析国际核电市场，找准位置，稳扎稳打。当前可跟国外组成联队，一道寻找项目，争取把优势发挥出来，争取到项目，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整体出口的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积累方方面面的经验。”赵成昆说。
中国核电的优势首先是充裕的资金。英国项目中，正是英国公用事业企业森特理克集团及法国电力公司前期融资不够，才有了中广核的机会。
此前30年，中国企业是全球唯一没有间断核电建设的企业，建造技术和能力得到国际认可。2012年秋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其全世界唯一的核电建设培训机构——核电建设国际培训中心设在了中核二三公司。该中心面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核电同行展开培训，这些国家都是亚洲新兴的核电市场。
而且，中国核电厂运行20多年，在7级事故标准中，还没有发生过2级或2级以上的事件和事故，未发生环境事故。
福岛危机后，国家环保部核与安全审批中心的审查人数由100多人增至600多人，国家核安全局的地方派出机构也由4个增加至6个。
“中国核电‘走出去’既要强化战略推进，也要重视战术跟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示范堆，改善自身的软环境，提供技术输出的能力，成熟的管理团队，精通商务法律的班子，等等。只要持之以恒，再过7到10年，我相信中国一定可以达到批量化整体出口的能力。”赵成昆说。
一边是国家首脑兼任“推销员”，为核电出口铺路；另一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尚无一个落地项目。
与近邻韩国、日本主推一种堆型不同，目前中国有“华龙一号”与CAP1400两种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外同场竞争。
好在全球核电蛋糕足够大。尽管有着日、韩、俄、美及法等核电强国的竞争压力，在全球低碳经济的压力下，中国核电的海外空间依然不小。
相比其他清洁能源，核电是目前少数可以稳定、大规模获取的。国际原子能机构2013年乐观预测，到2030年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373吉瓦增长到722吉瓦。
出海的中国核电，面临一场内炼与外修。
“走出去”呼声高涨
一个常被提起的说法是：出口一个核电站，相当于出口100万辆桑塔纳轿车。
“核电‘走出去’首先发声于设备制造领域。设备制造能力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后，仍有余力，需要走出国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赵成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在广东、浙江、辽宁、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布局新建核电站，并于2007年确定了“2020年建成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的目标。
为适应核电发展，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特别是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以及一重、二重，先后投入300多亿元，全方位提高设备加工能力。
至今，中国的核电制造行业已经形成每年8到10套核电主设备生产能力，并有望在两三年内达到每年14套的能力。
福岛核电站危机前夜的两三年，更是中国核电突飞猛进的时代：每年都有6到9台机组获批，目前在建的30多台机组大部分都是那时获批的。
到2010年，“十二五”规划中将2020年的核电装机目标提高到“8600万千瓦，在建规模在4000万千瓦”。
不过福岛危机的突袭，使得中国政府谨慎下调了数字：“到2020年建成运作装机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
如此，每年6套机组产能过剩，亟待寻找出口。“今年任务还可以，假如明后年没有新的任务，我们就有了挑战。”日前在北京的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展览会上，上海一家核电装备企业销售主管向本刊记者透露。
在此背景下，中国核企及设备制造企业多次呼吁实施核电“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最近一次集体发声是2014年两会， 核电全产业链的1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国家支持核电出口。
“从长远看，中国核电企业要走出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带动国内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为民创利，符合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有力支持。”赵成昆说。
海外激烈拼杀
等待中国核企的，是一场激烈的海外拼杀。
2009年底，韩国电力公司在阿联酋竞标中，一举击败老牌法国企业等强手，获得20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
过去几年，韩、日在海外屡获大单。福岛危机后，虽然日本国内核电定位尚不明朗，首相安倍晋三在海外推销日本核电却不遗余力。
韩日核电的崛起，大大压缩了中国的市场空间。
2013年4月，安倍到沙特阿拉伯推销日本核电技术。次年2月19日，沙特阿拉伯王子萨尔曼就到东京与安倍缔结了核能协议。
2013年底，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曾造访沙特，推介中国核电产品。尽管当时双方“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但现在沙特留给中国的份额已经变少。
业内不乐观地认为，中国可能失去沙特核电市场。
赵成昆说：“俄罗斯是全球核电的最大赢家，占据了近四成世界市场，在中国、中亚、印度、伊朗、越南等地都有收获。”
中国核企姗姗来迟：过去两年收获了4个订单，相继签约巴基斯坦、英国、罗马尼亚、阿根廷。此前，中国在海外仅有4个核反应堆，均为在巴基斯坦的二代技术。
此次出口巴基斯坦的ACP1000反应堆，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而罗马尼亚、阿根廷的项目都是与加拿大共建的二代重水堆。其与安全性能更好的三代机组比，已不是市场主流。
承建上述项目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没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与加拿大康杜公司（Candu Energy Inc.）合建，以融资、建安的优势介入。
最为轰动的还是中广核获得英国巨额反应堆扩建项目，这是中国核企首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核电市场。
其实此次英国项目160亿英镑的合作中，中广核出资140亿英镑，与法国电力公司共建，却持股30%至40%。中方资本输出的方式与日韩的技术输出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三大核企，主攻阵地各有侧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的目标为阿根廷、非洲；中广核的阵地是英国、罗马尼亚、乌克兰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国核技）的重点则是南非和巴西。
久不落地的示范堆
第三代核电技术将主宰未来核电市场，但中国还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反应堆落地。
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少。中国核企在海外推销技术，已经不止一次被买家质疑：“你们自己都没有使用过，怎么让我们放心”。
俄罗斯的VVER核电技术，连获20多个海外合同，也得益于它在国内、中国田湾核电站成功运行的示范作用。
“核电项目如没有经过技术、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工程考验，走出去有一定困难。‘走出去’最紧要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建一个示范堆，给人家信心。”赵成昆说。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也是掌控核电市场的先决条件之一，否则“只有当小伙伴”。
据赵成昆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郝东秦介绍，中国现在有两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化率都已达到85%以上。
一个是国核技在引进、消化、吸收美国西屋公司AP1000的基础上，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CAP1400。
另一个是中核、中广核在过去30年核电发展基础上研究的“华龙一号”。这也是国家能源局解决中国核电技术路线不统一的产物。
2012年英国一个核电项目招标，中广核、国核技分别联手法国阿海珐公司、美国西屋电气搭档竞标。
在南非，三家企业也是争相邀请对方来中国考察。在中国三代核电尚未真正出口之时，这样的内部竞争让人慨叹“相煎何急”。
中核ACP1000、中广核ACPR1000 ，源头都是法国的核电技术。2011年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将两者合并，中核、中广核谈判十多次没有进展。直到2013年4月，国家能源局负责人找双方负责人谈话，才促成“华龙一号”的合并。
郝东秦是“华龙一号”设计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之一。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设计标准有消除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的可能性、纵深防御、抗震抗洪、寿命60年、良好的经济性等标准。”
“华龙一号”落地的前提是，通过国家能源局、核安全局等单位的评审。
赵成昆透露，CAP1400在国家能源局的初步设计审查从2013年就开始做了，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审查也正在进行中。按照常规，接到任务到给出评价需要一年。
郝东秦也是国家核安全局评审专家库的成员之一，他说：“目前还没有听说谁被选中去作评价。”
而CAP1400也在等待最终审查结论。目前它的问题是，其前身AP1000最重要的主泵，美国西屋公司同意转让，却在制造中遭遇困难。
CAP1400主泵的容量更大。国核技预见到困难，打算更换国产化的屏蔽电动机主泵、湿绕组主泵。上海电气、沈鼓集团正在开发这两种零件。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本来计划2014年8月在山东石岛湾建造两台CAP1400机组，现已很难实现。郝东秦说：“8月底前，国核技已经做好开工准备，年底之前可能开工。”
客观形势也催促着核企与审查者们。按照到2020年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十几个堆。建核电厂周期5～6年，也就是说今明两年有十几个堆要开工。而现在2014年过半，还没有一个堆开工。
2014年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到6月13日，在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中国财经领导小组会上，“适时”变成了“抓紧”。
资本优势助力出海
此前业界曾传说：主管部门确定“华龙一号”只用于出口。
本刊记者向赵成昆、郝东秦等人求证，均未获肯定。
“理论上都可以出口，近期‘华龙一号’也许更加现实一点。走出去还是要先建示范堆，技术、运行等等需要工程检验。‘华龙一号’属于渐进式的，技术设备一步步过来，到目前为止所有重要实验都完成了，它的风险，我个人认为要低一些。”赵成昆说。
郝东秦则认为：“两个技术都有‘走出去’的潜能，世界上要建设核电的国家很多，国情各不相同，对核电也各有需求。每一种机组机型都要与国外技术竞争，独立参加招投标。”
赵成昆的理解是，“华龙一号”既然能走出去，表明有技术、经济上的竞争力。中国是一个需要发展核电的国度，在一个大国内采用两种技术，并不为过，也可避免风险。
曾有专家向本刊记者坦言，AP1000当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如果“华龙一号”进展顺利，在国内获得成功，那AP1000处境将十分尴尬。
“华龙一号”、CAP1400尚未落地，两大核电巨头与国核技之间就有些剑拔弩张。
目前国核技并没有核电运营牌照，还不是核电业主单位。“国核技打算和拥有核电运营牌照的中电投合并，操作到很深的地步了，不知道最近进展如何。我本人支持这种合并，于国家于企业都有利。”赵成昆透露。
出海之前，新的核电格局下已是暗潮涌动。
为在海外形成合力，4月初，三家核企发起成立了中国核电技术装备“走出去”产业联盟，邀请14家核电产业链单位参加。
三家核企轮值主席，国家能源局派遣观察员参与秘书处工作。
如果说“走出去”产业联盟是核企发起的一场内炼，那么后起之秀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也需要在海外循序渐进地“修行”。
如上文所述，中广核以资本优势与法国公司一道叩开英国核电大门，这是中国核企进入海外项目的一条典型路径。
“科学地分析国际核电市场，找准位置，稳扎稳打。当前可跟国外组成联队，一道寻找项目，争取把优势发挥出来，争取到项目，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整体出口的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积累方方面面的经验。”赵成昆说。
中国核电的优势首先是充裕的资金。英国项目中，正是英国公用事业企业森特理克集团及法国电力公司前期融资不够，才有了中广核的机会。
此前30年，中国企业是全球唯一没有间断核电建设的企业，建造技术和能力得到国际认可。2012年秋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其全世界唯一的核电建设培训机构——核电建设国际培训中心设在了中核二三公司。该中心面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核电同行展开培训，这些国家都是亚洲新兴的核电市场。
而且，中国核电厂运行20多年，在7级事故标准中，还没有发生过2级或2级以上的事件和事故，未发生环境事故。
福岛危机后，国家环保部核与安全审批中心的审查人数由100多人增至600多人，国家核安全局的地方派出机构也由4个增加至6个。
“中国核电‘走出去’既要强化战略推进，也要重视战术跟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示范堆，改善自身的软环境，提供技术输出的能力，成熟的管理团队，精通商务法律的班子，等等。只要持之以恒，再过7到10年，我相信中国一定可以达到批量化整体出口的能力。”赵成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