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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电影史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主旋律影片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主旋律影片在几代電影人的努力下，不断推陈出新，题材、风格日益丰富多彩，同作为国庆献礼影片，《开国大典》和《建国大业》是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旋律电影，二者在诸多方面具有可对比性以及理论研究性，从二者的风格对比出发，试图探索我国主旋律影片风格转变的理论原因、特征以及其对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意义。
关键词：主旋律；开国大典；建国大业；话语学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0-0111-02
主旋律影片，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的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1]纵观我国电影史，主旋律影片始终占据着我国电影的主流地位，从1949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黑白故事片《桥》到2009年的《集结号》、《风声》、《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影片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走过了60年的历程，这期间影片始终追求开拓创新，风格不断演变，如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989年，作为奉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一份厚礼，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的《开国大典》取得了盛况空前的成功，当时被公认为是“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能够常映不衰”的主旋律影片。20年后，同样作为国庆献礼片，中国电影公司摄制的《建国大业》，在主流电影的模式上有了新突破，上映后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4亿元票房成绩，产生了空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力地证明了主旋律电影也可以“既叫好又叫座”，同时它的摄制风格也必将深刻影响今后我国主旋律影片的生产。作为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里程碑之作，从媒介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学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两部影片中探索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的根源所在，这对正确把握我国今后主旋律影片的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开国大典》与《建国大业》之比较
同是作为共和国的献礼影片，两部影片都描述了从解放战争的打响到新中国成立的艰难历程，比较之后我们发现，这两部电影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制作手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在叙事方式和涵盖内容方面
《开国大典》片长164分，片头以解放战争的激烈场面开始，形象地描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走向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走向胜利的这段历史。它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主要人物为主线，中间贯穿着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主要有：三大战役，北平和谈，蒋介石退隐溪口，李宗仁支撑南京政府残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逃往台湾，开国大典等等。
《建国大业》片长135分钟，涵盖了从重庆谈判到开国大典四年多的历史，与《开国大典》以解放战争形势变化为角度不同，《建国大业》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背景，以1945年“重庆谈判”破裂揭开序幕，然后通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而达到高潮和结局。此外，另一个主要不同点是《建国大业》并没有把这段历史过多地聚焦在毛、蒋二人身上，它加入了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在国共纷争的危难之际，看清形势，以国家统一的大局为重，最终北上参加中共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卓越贡献的史实，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既避免了与《开国大典》过多地重复，又使得观众对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即扩展了影片内容，又加重了影片分量。
（二）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开国大典》中，主要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等领袖以及蒋介石、毛人凤、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电影追求人物的真实性，从声音、面貌到神态，性情，都尽量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是人物的口音都力求真实，毛泽东一口地道的韶山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拍摄于1989年《开国大典》虽然没有特效镜头，但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精雕细琢，剧组是本着高度严谨认真的精神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创作了这样一部杰作。
《建国大业》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它没有采用完全依照史实的做法。首先，片中由唐国强等饰演的中共领袖们的形象塑造相比《开国大典》严格依照史实的做法有了新的突破，领袖们不再是被拔高、神化的，而是加入了更多人性化、生活化的因素；蒋介石、蒋经国等反面人物也不再是脸谱化、妖魔化，而是在反面人物身上发掘“人性”，在表现他们冷漠、凶恶的同时也表现出他们的智慧，情感。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父子情，蒋、孔二家的亲情等，这一做法让人物的真实感得到加强，观众与人物形象之间的距离得到拉近。
其次，人物塑造的“明星化”可以说是影片的最大看点，在135分钟里，共有来自港、澳、台的172位明星参与演出，其中一百多位都是在两岸三地有着票房号召力的影视红星，这些明星的出场率精确到以秒为单位，所饰演的历史人物不求相像，只求神似；此外，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人物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虽然这样更易于观众的接受，但作为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这一偏离史实的做法，是导致影片被有关人士批评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人物形象的心灵和情感在172位明星的精湛演技下有了更深层次的突显，与《开国大典》的历史事实高于人物形象塑造不同，《建国大业》中从大到小的每个角色都被演绎的细腻、到位，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有性格、有灵魂的形象，影片的内涵也就更加丰富。
二、《建国大业》风格转变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部电影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同，可以说这是《建国大业》在原有电影的基础上追求风格转变的结果，那么《建国大业》寻求风格转变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可以通过媒介文化研究中的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学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找到答案。
（一）话语学理论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利密切相关，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所以说，“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从话语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对历史的讲述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时代影响了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和风格讲述历史。不管是20年前的《开国大典》还是如今的《建国大业》，主旋律影片都清楚地刻印下当时受国内外政治文化环境影响而留下的文化痕迹。“既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同时，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又在宣传政府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业已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历史走向，这给了人们想象‘强者’和‘盛世’的机会。”新世纪以来，关于“民族复兴”和“盛世社会”的话语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兴起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这种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为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制作奠定了一个基调。历史在今日之所以有价值或者被关注,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借助文字或影像去复原历史。从话语学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在主旋律影片中简单地复原历史已不能满足民族复兴和盛世情怀的需要，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赋予主旋律影片更多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庆60周年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展示我国盛世社会的关键时刻，《建国大业》向我们表达了没有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完成历史性的建国大业,便没有60年来建设现代国家的独立主权、国际地位和强大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形成今日中国崛起于全球化时代、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伟大成果。所以，在国庆60周年举国欢庆之际，我们需要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众星云集的主旋律大片来欢庆共和国成立60周年。此外，《建国大业》在叙事手法上打破《开国大典》的叙事模式，加入了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以第三方的角度观望、徘徊、最终接受共产党，北上共商国计的历史，见证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对各民主党派以诚相待，最终成功组织并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难历程，这种另类的叙事角度不仅增强了本片在叙述史实方面的客观性，也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战争、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这种主旋律的高歌必将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權理论也叫文化领导权理论，这是意大利的葛兰西提出。它强调用非暴力的方式，即以自愿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文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启示是：统治集团在争取道德、知识、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必须赢得从属群体的自愿认同和普遍赞同，在赢得同意的过程中，充满了统治集团（强势集团）和从属群体（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与谈判，甚至是妥协与让步。因而，经由大众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是各种势力“交战的场所”、是“意义的角斗场”。
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看我国主旋律电影的风格转变，我们可以得出着这样的结论，这种风格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强势集团）和从属群体（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与谈判，甚至是妥协与让步，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我国主旋律电影所走过的20年的历史，也是我国电影格局不断变化，电影市场走向繁荣，不同性质的电影不断寻求自身突破与相互吸收的历史，今天在我国的电影文化格局上，与我国当代文化格局一样，也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主旋律电影无疑是占据主导文化地位的主流电影，但是，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外商业电影不断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原属于大众文化层面的商业电影对观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所以，主旋律电影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得不融入一些商业电影吸引受众的有效手段。
《建国大业》中，影片在细小情节的精心演绎明显地体现着商业电影的元素，几个细小却不失幽默的故事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王宝强与葛优的戏份中，王宝强饰演的一名战士急冲冲像领导（葛优饰演）报告：“前面有家地主大院，墙太高了攻不进去，请求炮兵支援！”，原来，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突击队已到达北平城下。很明显，这一情节是导演为增加电影的感染力的刻意之举，让观众在严肃的电影氛围中获得一份轻松。
总体上，《建国大业》所吸收的商业电影元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唯美的视觉效果、巨大的明星效应、以演绎方式增加影片细节的幽默感和感染力、精雕细琢的细节刻画和唯美的音乐制作等等，这么多商业影片所必备的元素被融合进《建国大业》这部主旋律电影当中，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毋庸置疑。
透过这场主旋律电影风格的大转变，我们看到了在电影这一媒介中，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共融，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文化走向繁荣，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三、结语：对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应冷静看待
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与经济的全球化和电影市场化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这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思考来看待这一转变。
《建国大业》无疑为我国主旋律影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也应该看到,《建国大业》在追求“既叫好又叫座”的同时不可避免发地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作为这样一部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它在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肃性、谨慎性方面与《开国大典》存在差距，这一差距也是《建国大业》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主旋律电影吸收商业电影的元素扩大自身影响以取得预期效果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转变必须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的，否则，作为回顾历史、弘扬主导精神的主旋律电影最终将失去它的原始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颐武.《建国大业》：国家合法性的庄严表达[J].当代电影,2009,(11).
[2]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关键词：主旋律；开国大典；建国大业；话语学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0-0111-02
主旋律影片，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的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1]纵观我国电影史，主旋律影片始终占据着我国电影的主流地位，从1949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黑白故事片《桥》到2009年的《集结号》、《风声》、《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影片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走过了60年的历程，这期间影片始终追求开拓创新，风格不断演变，如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989年，作为奉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一份厚礼，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的《开国大典》取得了盛况空前的成功，当时被公认为是“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能够常映不衰”的主旋律影片。20年后，同样作为国庆献礼片，中国电影公司摄制的《建国大业》，在主流电影的模式上有了新突破，上映后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4亿元票房成绩，产生了空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力地证明了主旋律电影也可以“既叫好又叫座”，同时它的摄制风格也必将深刻影响今后我国主旋律影片的生产。作为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里程碑之作，从媒介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学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两部影片中探索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的根源所在，这对正确把握我国今后主旋律影片的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开国大典》与《建国大业》之比较
同是作为共和国的献礼影片，两部影片都描述了从解放战争的打响到新中国成立的艰难历程，比较之后我们发现，这两部电影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制作手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在叙事方式和涵盖内容方面
《开国大典》片长164分，片头以解放战争的激烈场面开始，形象地描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走向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走向胜利的这段历史。它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主要人物为主线，中间贯穿着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主要有：三大战役，北平和谈，蒋介石退隐溪口，李宗仁支撑南京政府残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逃往台湾，开国大典等等。
《建国大业》片长135分钟，涵盖了从重庆谈判到开国大典四年多的历史，与《开国大典》以解放战争形势变化为角度不同，《建国大业》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背景，以1945年“重庆谈判”破裂揭开序幕，然后通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而达到高潮和结局。此外，另一个主要不同点是《建国大业》并没有把这段历史过多地聚焦在毛、蒋二人身上，它加入了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在国共纷争的危难之际，看清形势，以国家统一的大局为重，最终北上参加中共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卓越贡献的史实，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既避免了与《开国大典》过多地重复，又使得观众对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即扩展了影片内容，又加重了影片分量。
（二）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开国大典》中，主要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等领袖以及蒋介石、毛人凤、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电影追求人物的真实性，从声音、面貌到神态，性情，都尽量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是人物的口音都力求真实，毛泽东一口地道的韶山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拍摄于1989年《开国大典》虽然没有特效镜头，但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精雕细琢，剧组是本着高度严谨认真的精神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创作了这样一部杰作。
《建国大业》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它没有采用完全依照史实的做法。首先，片中由唐国强等饰演的中共领袖们的形象塑造相比《开国大典》严格依照史实的做法有了新的突破，领袖们不再是被拔高、神化的，而是加入了更多人性化、生活化的因素；蒋介石、蒋经国等反面人物也不再是脸谱化、妖魔化，而是在反面人物身上发掘“人性”，在表现他们冷漠、凶恶的同时也表现出他们的智慧，情感。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父子情，蒋、孔二家的亲情等，这一做法让人物的真实感得到加强，观众与人物形象之间的距离得到拉近。
其次，人物塑造的“明星化”可以说是影片的最大看点，在135分钟里，共有来自港、澳、台的172位明星参与演出，其中一百多位都是在两岸三地有着票房号召力的影视红星，这些明星的出场率精确到以秒为单位，所饰演的历史人物不求相像，只求神似；此外，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人物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虽然这样更易于观众的接受，但作为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这一偏离史实的做法，是导致影片被有关人士批评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人物形象的心灵和情感在172位明星的精湛演技下有了更深层次的突显，与《开国大典》的历史事实高于人物形象塑造不同，《建国大业》中从大到小的每个角色都被演绎的细腻、到位，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有性格、有灵魂的形象，影片的内涵也就更加丰富。
二、《建国大业》风格转变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部电影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同，可以说这是《建国大业》在原有电影的基础上追求风格转变的结果，那么《建国大业》寻求风格转变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可以通过媒介文化研究中的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学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找到答案。
（一）话语学理论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利密切相关，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所以说，“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从话语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对历史的讲述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时代影响了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和风格讲述历史。不管是20年前的《开国大典》还是如今的《建国大业》，主旋律影片都清楚地刻印下当时受国内外政治文化环境影响而留下的文化痕迹。“既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同时，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又在宣传政府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业已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历史走向，这给了人们想象‘强者’和‘盛世’的机会。”新世纪以来，关于“民族复兴”和“盛世社会”的话语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兴起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这种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为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制作奠定了一个基调。历史在今日之所以有价值或者被关注,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借助文字或影像去复原历史。从话语学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在主旋律影片中简单地复原历史已不能满足民族复兴和盛世情怀的需要，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赋予主旋律影片更多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庆60周年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展示我国盛世社会的关键时刻，《建国大业》向我们表达了没有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完成历史性的建国大业,便没有60年来建设现代国家的独立主权、国际地位和强大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形成今日中国崛起于全球化时代、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伟大成果。所以，在国庆60周年举国欢庆之际，我们需要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众星云集的主旋律大片来欢庆共和国成立60周年。此外，《建国大业》在叙事手法上打破《开国大典》的叙事模式，加入了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以第三方的角度观望、徘徊、最终接受共产党，北上共商国计的历史，见证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对各民主党派以诚相待，最终成功组织并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难历程，这种另类的叙事角度不仅增强了本片在叙述史实方面的客观性，也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战争、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这种主旋律的高歌必将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權理论也叫文化领导权理论，这是意大利的葛兰西提出。它强调用非暴力的方式，即以自愿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文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启示是：统治集团在争取道德、知识、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必须赢得从属群体的自愿认同和普遍赞同，在赢得同意的过程中，充满了统治集团（强势集团）和从属群体（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与谈判，甚至是妥协与让步。因而，经由大众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是各种势力“交战的场所”、是“意义的角斗场”。
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看我国主旋律电影的风格转变，我们可以得出着这样的结论，这种风格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强势集团）和从属群体（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与谈判，甚至是妥协与让步，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我国主旋律电影所走过的20年的历史，也是我国电影格局不断变化，电影市场走向繁荣，不同性质的电影不断寻求自身突破与相互吸收的历史，今天在我国的电影文化格局上，与我国当代文化格局一样，也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主旋律电影无疑是占据主导文化地位的主流电影，但是，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外商业电影不断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原属于大众文化层面的商业电影对观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所以，主旋律电影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得不融入一些商业电影吸引受众的有效手段。
《建国大业》中，影片在细小情节的精心演绎明显地体现着商业电影的元素，几个细小却不失幽默的故事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王宝强与葛优的戏份中，王宝强饰演的一名战士急冲冲像领导（葛优饰演）报告：“前面有家地主大院，墙太高了攻不进去，请求炮兵支援！”，原来，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突击队已到达北平城下。很明显，这一情节是导演为增加电影的感染力的刻意之举，让观众在严肃的电影氛围中获得一份轻松。
总体上，《建国大业》所吸收的商业电影元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唯美的视觉效果、巨大的明星效应、以演绎方式增加影片细节的幽默感和感染力、精雕细琢的细节刻画和唯美的音乐制作等等，这么多商业影片所必备的元素被融合进《建国大业》这部主旋律电影当中，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毋庸置疑。
透过这场主旋律电影风格的大转变，我们看到了在电影这一媒介中，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共融，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文化走向繁荣，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三、结语：对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应冷静看待
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我国主旋律影片的风格转变与经济的全球化和电影市场化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这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思考来看待这一转变。
《建国大业》无疑为我国主旋律影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也应该看到,《建国大业》在追求“既叫好又叫座”的同时不可避免发地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作为这样一部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它在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肃性、谨慎性方面与《开国大典》存在差距，这一差距也是《建国大业》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主旋律电影吸收商业电影的元素扩大自身影响以取得预期效果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转变必须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的，否则，作为回顾历史、弘扬主导精神的主旋律电影最终将失去它的原始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颐武.《建国大业》：国家合法性的庄严表达[J].当代电影,2009,(11).
[2]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