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中国的税收收入也一改多年来高歌猛进的态势，增速大幅放缓。
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为25857.81亿元，同比仅增长10.3％。这一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最低水平。
主体税种收入增速更是普遍回落。前三个月，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增速，均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17个百分点以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增速也大幅回落，其中土地增值税较去年同期的增速回落了108个百分点。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政学两界人士皆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税收的增长不可能永远超出GDP增速过多，税收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
减速拐点来临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速一直处于高位，特别是2004年到2011年间，税收收入已连续八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幅，很多年份增收都超过1万亿元。由于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八成，正是在高税收的支撑之下，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也开始步入10万亿元时代。
不过，在国内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销售下降、结构性减税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进入2011年四季度，税收收入开始呈现出低速增长的态势，该季度增幅只有6.9％。
其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记者会上就曾表示，“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前两个月财政收入没有再连续高增长，增速只有11％左右，税收收入的增长只有8％－9％。
由于税收收入水平的下降，地方财政与以前相比显得“吃紧”。据统计，一季度经济大省广东财政收入增长9.7％，较上年同期回落12.32个百分点，创近三年来同期最低增幅；江苏增长12.8％，增幅回落18.2个百分点。此外，河北等地财政收入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今年以来的税收收入情况看，多年来的高增长已不可持续，税收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他判断，如果没有特殊增收因素，今年全年中国的税收增幅将很难超过15％。如果今年后几个月仍然维持目前8％的经济增速，全年税收增幅很有可能降至11％－12％。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财政税务学系教授郑榕认为，税收本身就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赢利水平和个人的收入水平较高，税收就多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企业赢利水平下降，个人收入也减少，税收就少一些。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增速放缓的阶段，税收当然也要随之减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地方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崔军也表示，剔除统计数据测算口径的差异，税收增幅与GDP增幅还是应该适当匹配，前者超越后者过多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正常现象。
崔军说，近年来税收收入出现高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因素，二是政策性增收因素，三是税收征管因素。
从近些年税收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推动方面的因素毋庸多言。税收政策因素方面，其实从2002年迄今增税政策并不多，相反减税措施却有不少，因此这方面因素推动税收增长的力度并不是太大。恰恰是税收征管因素在推动税收收入增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期税务部门对税收收入的管理有指令性计划，而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改为指导性计划，但即使如此，加强征管在推高税收收入增长的增幅方面还是“功不可没”。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此前曾撰文表示，从经验数据来看，当经济增长高于9％时，税收增长往往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并随着经济增长的上升而更快地增长；而当经济增长低于9％时，税收增长就会进入个位数增长状态，并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甚至是负增长。税收增长的这种巨大弹性，给今年及以后一个时期的税收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征管如何适应“减速”
税收低增长时代的到来，对于负责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税收征管和税法规定往往是两张皮，相比严肃的税法规定，税收征管的随意性较大，征管水平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经济形势受到影响，所下达的税收任务还是努力完成了。
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税收增长“保八”也变得异常艰难，但经过税务系统全国上下“挖掘”税源，加之调高燃油消费税税额等政策性加税措施，最后还是勉力达标，增速接近10％。
在郑榕看来，任何一次减税政策的推出，保增收永远是一个大前提，包括2006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都是经过财税部门反复测算，虽然名义上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下降了，但是收入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保持增长。近年来的结构性减税也是如此，施行后至少要保证税收的总盘子不减少收入，只不过增长放缓。
据《财经》记者了解，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一季度河南省一些收入较差的县区在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增收，还由区委书记、区长亲自带队到企业调研，督促税收达标。
辽宁省财科所所长王振宇就此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这个阶段开始，全国税务部门应冷静面对税收收入的常态化增长，而不宜对利用征管手段主抓增收期望过高。税务稽查目前已经日渐常态化，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之间的空间也不再有以前那么大，所以即使再深挖潜力，也难以取得此前那样的增收效果。
崔军表示，尽管当前税收增长的速度下降较快，但其中主动调整收入增长速度的迹象也比较明显。对于当前的税务部门来说，抓收入的压力并没有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时那么大。
一位财税专家认为，2009年税务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收入，完成指令性任务，而从目前来看完成全年任务还是没有问题，只是增收速度慢了一些，超收收入不会有往年那么多而已。因此从税收的征收管理上，也要适应税收开始转入低速增长这个新变化。
西部某省一位税务官员对《财经》记者说，税务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收税，对于税收任务的概念虽然没有以往那样重视，但计划的约束力还是存在，全省从上到下都要分解任务。税收的低增长时期已然到来，对于税务部门来说，“不接受也要接受”，因为长期过高增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如何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该官员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化解收支矛盾
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趋缓，但另一方面，包括众多民生领域投入的财政支出却在大幅度增加。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也已经超过10万亿元。按照今年的预算，2012年的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将超过12万亿元。
中金公司4月23日发布的宏观经济周报认为，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和总体经济走势一致，但财政支出增速则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落实，呈现加快态势。
白景明表示，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扩张的压力呈渐重之势。中国这些年财政之所以比较稳健，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没有走一些国家主要靠发债抵补支出的道路，其基础就是财政收入增速较快，抵补了高额支出的需求。
不过随着税收增长拐点的到来，财政的收支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尽管今年一季度的非税收入同比大增，但这项收入难言稳定。而财政支出中仅“教育投入占GDP4％”这一项，就需拨付财政资金2万亿元。而且不仅仅是教育，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众多民生领域投入都要“扩围提标”，其背后都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
王振宇表示，民生支出已经变得越来越刚性，上马之后只能做加法无法做减法。其中也不乏乱用补贴手段的倾向，一些民生投资不顾现实条件盲目扩围，导致收支矛盾越来越大，高收入一旦消失，必将带来恶果。他认为，借此机会正可以对民生投入政策进行反思和清理。
面对越来越尖锐的收支矛盾，前述财税专家表示，要注意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他说，在过去收入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增加支出还觉得钱不够花，如今收入形势不好，收支矛盾可能引发的问题就更令人担忧。
因为从以往的情形看，地方政府为抓收入想了不少办法，同时也造成一系列的麻烦，比如地方债激增。目前中央收入相对较好，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税收收入在减少，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又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费大幅减少，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见肘。对此若不注意加以引导和防范，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
郑榕还表示，各个地方收入差距非常之大，这种收入形势之下，要防范地方政府打非税收入的主意。
今年前三个月，全国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增长了50.1％。
郑榕指出，目前一个极端的情况是，个别地方非税收入的规模甚至超过税收收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地方的收入能力不足，又缺乏税收立法权，只能利用行政权力新设多种收费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尽管越来越多的非税收入开始纳入预算管理，但其收支的透明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中金公司的宏观经济周报也表示，非税收入的大幅逆势提升，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下滑对地方财政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更多依赖正规税种外的收费手段实现财政增收，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实际税负，与逆周期操作的积极财政政策原则相背离。
王振宇认为，在税收收入增长减速的背景之下，其实不仅可以做加法，还可以做减法，即结构性减税，以此来增强企业活力，刺激微观经济。采取适度的减税政策，由于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税收“洼地”，就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就业者，从而激活微观经济运行的链条，带动经济增长，而充足的经济活动行为又为组织政府收入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前述西部某省税务官员表示，从税制改革角度看，也不妨在税收减速大背景下，继续探索资源税、房产税等增税性质税种的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制。
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为25857.81亿元，同比仅增长10.3％。这一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最低水平。
主体税种收入增速更是普遍回落。前三个月，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增速，均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17个百分点以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增速也大幅回落，其中土地增值税较去年同期的增速回落了108个百分点。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政学两界人士皆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税收的增长不可能永远超出GDP增速过多，税收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
减速拐点来临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速一直处于高位，特别是2004年到2011年间，税收收入已连续八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幅，很多年份增收都超过1万亿元。由于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八成，正是在高税收的支撑之下，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也开始步入10万亿元时代。
不过，在国内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销售下降、结构性减税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进入2011年四季度，税收收入开始呈现出低速增长的态势，该季度增幅只有6.9％。
其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记者会上就曾表示，“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前两个月财政收入没有再连续高增长，增速只有11％左右，税收收入的增长只有8％－9％。
由于税收收入水平的下降，地方财政与以前相比显得“吃紧”。据统计，一季度经济大省广东财政收入增长9.7％，较上年同期回落12.32个百分点，创近三年来同期最低增幅；江苏增长12.8％，增幅回落18.2个百分点。此外，河北等地财政收入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今年以来的税收收入情况看，多年来的高增长已不可持续，税收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他判断，如果没有特殊增收因素，今年全年中国的税收增幅将很难超过15％。如果今年后几个月仍然维持目前8％的经济增速，全年税收增幅很有可能降至11％－12％。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财政税务学系教授郑榕认为，税收本身就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赢利水平和个人的收入水平较高，税收就多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企业赢利水平下降，个人收入也减少，税收就少一些。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增速放缓的阶段，税收当然也要随之减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地方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崔军也表示，剔除统计数据测算口径的差异，税收增幅与GDP增幅还是应该适当匹配，前者超越后者过多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正常现象。
崔军说，近年来税收收入出现高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因素，二是政策性增收因素，三是税收征管因素。
从近些年税收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推动方面的因素毋庸多言。税收政策因素方面，其实从2002年迄今增税政策并不多，相反减税措施却有不少，因此这方面因素推动税收增长的力度并不是太大。恰恰是税收征管因素在推动税收收入增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期税务部门对税收收入的管理有指令性计划，而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改为指导性计划，但即使如此，加强征管在推高税收收入增长的增幅方面还是“功不可没”。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此前曾撰文表示，从经验数据来看，当经济增长高于9％时，税收增长往往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并随着经济增长的上升而更快地增长；而当经济增长低于9％时，税收增长就会进入个位数增长状态，并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甚至是负增长。税收增长的这种巨大弹性，给今年及以后一个时期的税收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征管如何适应“减速”
税收低增长时代的到来，对于负责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税收征管和税法规定往往是两张皮，相比严肃的税法规定，税收征管的随意性较大，征管水平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经济形势受到影响，所下达的税收任务还是努力完成了。
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税收增长“保八”也变得异常艰难，但经过税务系统全国上下“挖掘”税源，加之调高燃油消费税税额等政策性加税措施，最后还是勉力达标，增速接近10％。
在郑榕看来，任何一次减税政策的推出，保增收永远是一个大前提，包括2006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都是经过财税部门反复测算，虽然名义上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下降了，但是收入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保持增长。近年来的结构性减税也是如此，施行后至少要保证税收的总盘子不减少收入，只不过增长放缓。
据《财经》记者了解，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一季度河南省一些收入较差的县区在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增收，还由区委书记、区长亲自带队到企业调研，督促税收达标。
辽宁省财科所所长王振宇就此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这个阶段开始，全国税务部门应冷静面对税收收入的常态化增长，而不宜对利用征管手段主抓增收期望过高。税务稽查目前已经日渐常态化，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之间的空间也不再有以前那么大，所以即使再深挖潜力，也难以取得此前那样的增收效果。
崔军表示，尽管当前税收增长的速度下降较快，但其中主动调整收入增长速度的迹象也比较明显。对于当前的税务部门来说，抓收入的压力并没有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时那么大。
一位财税专家认为，2009年税务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收入，完成指令性任务，而从目前来看完成全年任务还是没有问题，只是增收速度慢了一些，超收收入不会有往年那么多而已。因此从税收的征收管理上，也要适应税收开始转入低速增长这个新变化。
西部某省一位税务官员对《财经》记者说，税务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收税，对于税收任务的概念虽然没有以往那样重视，但计划的约束力还是存在，全省从上到下都要分解任务。税收的低增长时期已然到来，对于税务部门来说，“不接受也要接受”，因为长期过高增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如何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该官员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化解收支矛盾
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趋缓，但另一方面，包括众多民生领域投入的财政支出却在大幅度增加。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也已经超过10万亿元。按照今年的预算，2012年的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将超过12万亿元。
中金公司4月23日发布的宏观经济周报认为，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和总体经济走势一致，但财政支出增速则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落实，呈现加快态势。
白景明表示，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扩张的压力呈渐重之势。中国这些年财政之所以比较稳健，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没有走一些国家主要靠发债抵补支出的道路，其基础就是财政收入增速较快，抵补了高额支出的需求。
不过随着税收增长拐点的到来，财政的收支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尽管今年一季度的非税收入同比大增，但这项收入难言稳定。而财政支出中仅“教育投入占GDP4％”这一项，就需拨付财政资金2万亿元。而且不仅仅是教育，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众多民生领域投入都要“扩围提标”，其背后都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
王振宇表示，民生支出已经变得越来越刚性，上马之后只能做加法无法做减法。其中也不乏乱用补贴手段的倾向，一些民生投资不顾现实条件盲目扩围，导致收支矛盾越来越大，高收入一旦消失，必将带来恶果。他认为，借此机会正可以对民生投入政策进行反思和清理。
面对越来越尖锐的收支矛盾，前述财税专家表示，要注意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他说，在过去收入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增加支出还觉得钱不够花，如今收入形势不好，收支矛盾可能引发的问题就更令人担忧。
因为从以往的情形看，地方政府为抓收入想了不少办法，同时也造成一系列的麻烦，比如地方债激增。目前中央收入相对较好，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税收收入在减少，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又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费大幅减少，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见肘。对此若不注意加以引导和防范，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
郑榕还表示，各个地方收入差距非常之大，这种收入形势之下，要防范地方政府打非税收入的主意。
今年前三个月，全国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增长了50.1％。
郑榕指出，目前一个极端的情况是，个别地方非税收入的规模甚至超过税收收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地方的收入能力不足，又缺乏税收立法权，只能利用行政权力新设多种收费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尽管越来越多的非税收入开始纳入预算管理，但其收支的透明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中金公司的宏观经济周报也表示，非税收入的大幅逆势提升，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下滑对地方财政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更多依赖正规税种外的收费手段实现财政增收，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实际税负，与逆周期操作的积极财政政策原则相背离。
王振宇认为，在税收收入增长减速的背景之下，其实不仅可以做加法，还可以做减法，即结构性减税，以此来增强企业活力，刺激微观经济。采取适度的减税政策，由于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税收“洼地”，就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就业者，从而激活微观经济运行的链条，带动经济增长，而充足的经济活动行为又为组织政府收入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前述西部某省税务官员表示，从税制改革角度看，也不妨在税收减速大背景下，继续探索资源税、房产税等增税性质税种的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