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科技创业》美国版刊登了关于1973年10月4日那天一个事件的评论。因为在那一天，麻省理工学院召集了6位曾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主席的科学家，共同探讨了“给白宫的科学建议”这一主题。时值尼克松总统撤消PSAC不久，因此那次聚首还带有一些纪念意义。讨论的议题是，科学顾问的设置如果今后有可能恢复的话，那么科学顾问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什么。
　　16年来发生的改变太大了!时间倒退到1957年的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史波尼克号(Sputnik)，在苏美太空竞赛中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国人要求总统给出一个赶超计划。于是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很快设立了PSAC，并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R基利安(James R.Killian)担当主席一职。总统解释说，PSAC设立“科学顾问这一职务，当我们的行动系统出现任何不必要的延误时，可以帮我迅速的决断。”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基利安和其手下的18名科学家来说，是科学项目理想的资助人。PSAC在改进国家安全策略、组建国家航空航天局、改革全美理科课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讨论具体政策的程度相比，总统和他的科学顾问之间的关系(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他们为“我的科学家”)要更加深入。基利安回忆道。
　　PSAC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所做的研究和建议的具体成果，因为PSAC与总统及总统助手之间建立了信任。他们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那些自由发表言论的会议对于PSAC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因为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家才能理解总统的问题、观点、目标，并在理解的基础上使自己发挥作用。PSAG通过这些讨论，逐步将科学与社会的目标，有机的结合了起来。科学的进步，为了人类的进步。
　　PSAC的建议有时会与一些现行政策不一致，这使得后来的历任总统对PSAC的建议所作的回应越来越少。肯尼迪总统以欢迎的态度，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接手了PSAC，但约翰逊总统和PSAC在一些议题上，如反导导弹计划、超音速飞机、越南战争等，持有不同立场，这使PSAC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当时的科学顾问唐纳德·F·霍尼格(Donald F.Hornig)解释道：
　　对于一个咨询专家来说，没有什幺比建议不被接受更令人伤心了。二战期间以及前苏联发射史波尼克号的时候，科学界和总统之间显然有着共同兴趣。总统知道自己需要建议，国家也知道需要建议，基利安及其团队在那时扮演着一个英雄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且不谈国防部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家体系，反而将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其他事物：最紧迫的政治事件不再与PSAC的兴趣点紧密相连了。而在PSAC主张自己的意见时，却被外界认为PSAG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
　　事情发展到直到有一天，尼克松总统认为撤消PSAC才合自己的意。福特总统时期。一个以改良形式出现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出现了，之后的历任总统至少也都给外界留下了有科学建议伴其左右的印象，但PSAC最辉煌的历史从未再被超越。由于一系列独特历史事件的出现。才成就了PSAC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被霍尼格所描述为“共同兴趣”时期。据基利安回忆，这段辉煌还在于当时有一批特殊的人，他们能够同时服务于两个要求严格的主人——科学和总统：
　　这些科学顾问对科学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科学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有着W-W动摇的信念。他们热爱科学，希望他人分享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希望他人也发现科学可使人类更加富于创造、更加文明、更加有人性的内在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