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先天性哮喘，5岁发作，迄今喘了65年。要说止喘药，我自忖见多识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用麻黄素。白色的粉末，用三寸见方的白纸包成一小包，发作时倒在舌头上，用温开水吞服。大家平时说的吃苦，都是象征性的，我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吃苦”！那个苦，今天想想都发怵。为什么不做成药片？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没有药片的压制技术。现在说麻黄素是毒品、禁药，我那时可是大把大把地连吃了好几年。可是使劲想，也没回忆出欲仙欲死的感觉。
　　好些年后，终于有了药片，那时就叫氨茶碱，一直到现在也在用。只是有了复方的、缓释的、长效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急性发作可以打针了，皮下打一针肾上腺素。更有效的是静脉推一针葡萄糖加两支氨茶碱，当时推进去，就能感到气管渐渐松下来，比现在吊瓶里头加茶碱类药物效果快得多。但是副作用也大：心脏狂跳，可以到一百二、一百三。
　　1964年我在北京住院，第一次看見病友手里从国外带来的哮喘喷雾器。下面是个橡皮球，上面是一根玻璃管子，药水放在管子里，一捏橡皮球，药水雾化后，喷进嘴里。又过了两年，国内也有了，但是雾化的效果并不好，也不方便携带。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有了现在常见的这种便于携带、效果也好的喷雾器。从那以后四十多年，我没有一天不随身带着它。那时我在热处理厂的盐浴车间当工人，高温、重体力、有毒气体，为了在试工期不被退回我又不能请病假，除了大量吃激素外，这个小东西帮了我的大忙。放在口袋里，干活间歇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喷两下。说是偷偷，其实师傅们全都看在眼里，他们尽量帮助我减轻一点负担，让我撑过了试工期、学徒期。
　　有人说随身带喷雾器主要是个心理作用，但是对于哮喘病人来说心理作用很重要，发作时人越紧张气管越是痉挛。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有个诗人，就是因为在路上突然哮喘发作，偏偏那天没带喷雾器，于是越喘越厉害，最后倒在了马路边，再也没有醒来。他才三十多岁，本来很有前途。
　　65年用下来，对我来说效果最好的一种止喘药，却是一种知名度几乎为零的粉末吸入剂：沙普尔（正式名称是硫酸沙丁胺醇吸入粉雾剂）。上世纪九十年代，医生推荐我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试验中的新药。我发现它的作用近乎神奇，就和静脉推氨茶碱一样，你几乎立即可以感受到，气管的痉挛正在逐渐离你远去，大喘变成小喘，小喘化为无。感受到这一点以后，我立刻把它珍藏起来，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用。因为我知道，任何药用多了，效果都会逐渐减退。我还知道，随着年龄老去，哮喘会越来越重。我要给自己留一种至少是我想象中的救命的药。
　　不用不用，到了紧急关头，它还是当了我很多次定海神针，让我转危为安。它也有过一次对我无效。1995年一天夜里，哮喘突然急性大发作，来势凶猛。开始我有恃无恐：我有沙普尔。可是用后居然没有丝毫缓解。我立刻明白，最危险的时刻到了。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当机立断自己打了120，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人已经在医院急诊间里了，救护车的医生等在边上问我收费，我却丝毫不记得我坐过救护车。沙普尔无效提醒了我，救了我。二十多天后的泰国，邓丽君一个人在房间里哮喘急性发作，没人救她，她也没能自救，去世了。
　　近年来我用它的时候多了起来。我觉得七十岁了，好药该用了，再不用来不及了———跟钱一样。去年在南美旅游，哮喘突然发作，幸亏有了它，我坚持到了回家。但是近年另一层忧虑越来越沉重：这个药会不会哪天停产啊？尽管我始终有储备，但是药有有效期啊。
　　今天我又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买药。这个药要处方，我跑过许多药店都没有，只有第一医药商店有卖的。我一下子买了四盒，够我用一段时间了。关键时刻能够救我一命的药，17.4元一盒。
　　我问营业员：为什么这个药只有你们店里卖？她回答：这么便宜，又要处方，要登记，小药店怎么肯做？
　　我默然。一种疗效极好的药，却因为便宜，只能“蜗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成了珍稀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