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中共中央将该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笔者素好收藏红色书籍，尤其爱好收藏有关长征等方面的书刊。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想起众多藏书中近千本反映党光辉业绩的红色书籍，其中解放前出版记载红军长征的书就达10余种，尤为珍贵的是国统区最早全文刊登长征胜利文章的刊物——1937年7月15日上海出版的《月报》。
　　此册《月报》杂志为16开，正文共255页；封面标明为第一卷第七期，左上从右到左为红色“月报”二字；封面中间列出该期杂志主要内容条目，并在红色方框内印有“华北事变临时增刊”的字样。这是因为1937年突发七七事变时，该期《月报》的原版面已排好，编者只好把紧急编辑的“华北事变临时增刊”排在该期《月报》的最后，并在刊物的封面特别注明“华北事变临时增刊”字样。这反映了此刊物鲜明的战时特色。
　　该刊封面下方注明为开明书店出版，版权页标明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十五日初版发行，社长是夏丏尊，编辑者有胡愈之、孙怀仁、胡仲持、邵宗汉、叶圣陶，发行者是章锡琛，印刷者与发行所均是开明书店。

二

　　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月报》目录中，《国防线》栏目列出了署名“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这是国统区报刊首次全文披露红军长征传奇经历，比1938年上海出版的反映长征内容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了一年多时间（《西行漫记》英文版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直译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及时将红军长征胜利的过程公布于天下，引起世人关注。
　　文中开宗明义，阐述了红军长征的缘由：“蒋委员长在六次围剿中采取了新的战略，以坚壁清野，逐步为营为原则，以集团军和方面军为正面推进的重力，并且力戒轻进深入的危险，计策万全，所以过去红军所用‘诱敌深入’和‘击破一方’的策略，当时已失去效力。加以政府军应用一切最新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的轰炸和重炮的密击，又因中央苏区在四面包围之中，逐渐缩小，到民国廿三年的夏季，仅剩宁都、兴国、广昌、瑞金、上杭、长汀等县。粮食、食盐，一切军事需用品，亦逐渐短少，不敷供给。政府军方面，后方有碉堡的巩固，侦探的密布和公路交通的便利。故红军方面，虽在民国廿二年十二月间闽变的前后曾得不少局部的胜利，但终冲不破政府军北路的阵线。及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东路的形势亦忽然吃紧。那时瑞金当局明知若不变更策略，难期最后的胜利。”
　　该文详细叙述了长征艰苦经过和结果，末段写道：“他们就在十月二十二日进了陕北苏区，到达了洛河上游的吴起镇，虽有三四个骑兵团在后追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在陕北的大会合。红军由江西西行时号称十万，及至陕北只剩得五万。可见沿途打死的，打伤的，落伍的，病死的占其半数，真是绝大的损失和牺牲了。”
　　据考证，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月报》署名“幽谷”的《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这篇文章和1937年7月同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期、第34期，以连载形式发表的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标题中少了“红军”两个字，“西引记”改成“西行记”。
　　《逸经》杂志第33期、第34期出版时间分别是1937年7月5日、1937年7月20日。《逸经》半月刊是1936年3月在上海创办的文史类刊物，1937年8月出至第36期时停刊。柳亚子、林语堂、俞平伯等为主要撰稿人。
　　《月报》于1937年1月15日在上海创刊，设有《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社会情报》《文艺情报》《现代战争论》《社会小讽刺》等栏目，尤其重视中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介绍和报道。
　　《月报》杂志因刊载《二万五千里西行记》，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因此，刊载有《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的第一卷第七期《月报》杂志也是该杂志的停刊号。
　　经查，“幽谷”是上海圣教会牧师，即“王牧师”，中共地下黨员董健吾的化名。他依据《红军长征记》改编成了第三人称叙述的《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将之前文章标题由《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改成《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去掉“红军”二字，并在措辞语气上进行了一番伪装，其目的是便于在国统区宣传红军长征胜利。

三

　　工作之余，通过阅读有关长征题材的红色书刊，笔者受益匪浅。通过对长征知识的学习，笔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的意义，以及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重温1937年7月15日出版、刊有《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的《月报》杂志，重新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非凡历史，深刻缅怀那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永远跟党走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