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审美里面寄托的是浪漫主义情怀，或者说，是一种梦的表达—大战一触即发前夕的北京，最后的宁静。
　　与真实历史里战前压抑的大环境相反，姜文把它拍得非常阳光，暗合的正是“邪不压正”，也就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情绪。尽管在我看来，这种情绪并不算表达得特别成功，所以也有很多影迷表示，兴致勃勃看完电影，心里却感觉沉重。
　　无论如何，这种表达仍然像酒，无论这酒酿得如何，它是一口酒，它希望借着“现实”，用作者也就是导演的智慧来反映一种他所看到的内在的真实。

与真实历史里战前压抑的大环境相反，姜文把它拍得非常阳光，暗合的正是“邪不压正”，也就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情绪。

　　姜文在访谈里面提到，他希望恢复对电影“作品本身的感觉”，恢复“创作本身的状态”。他说：“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有一次和马丁·斯克塞斯谈黑帮片，我问他是什么让你感动呢？他说，说出来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他说，他记得小时候看到一群黑帮在街上走，他们的皮鞋底儿是新的，他们老穿新鞋嘛，底子新的时候亮亮的，硬硬的，踩在有沙粒的柏油路上，发出咯叻咔啦的声音，他觉得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后来他在《好家伙》里用高速拍过这个场景，他没法忘记那个记忆，一想起来他就激动。”
　　用形象的、画面的、声音的或者是身体的印象去表达，而不是理论的、应该是怎样不应该是怎样的逻辑方式进入，这也是姜文的方法。不断进入记忆和细节，甚至进入到一种你难以觉察的程度。他拍电影从来不按照分镜头拍，而是“睁着眼睛能看见电影，然后能把它写下来。我看到这个镜头是这样，那个镜头是那样，我会把它都拍下来，再去剪”。

　　《阳光灿烂的日子》用相对写实主义、散文式的手法，记录马小军和一群北京小孩的青春期，《太阳照常升起》（2007）描写晚上放映电影的场景，人影攒动，投影的灯光，大屏幕的画面，以及梁老师被错认作“流氓”时撒腿跑过的影影幢幢的建筑物和过道。多年之后，即使已经忘记情节，宁静那粗大的麻花辫，游泳池里的红色游泳衣，仍好像一阙关于青春的旋律难以散去；而周韵饰演的疯妈那漂浮的鱼鞋、袄子和裤子，姜文饰演的唐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山野里打鸟的枪声，许多细节和镜头依旧萦绕心头，甚至成为了今日历史构成的一个部分。
　　當然，我认为在表达情绪上最成功的是《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比起《一步之遥》那过分的蒙太奇，前者在大胆中有着克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绝不能理解为抒情，它是整部电影的节奏、结构、从内容到形式，或者说是核心决定的。
　　成功的一杯酒，应该是一个整体。

真正的现实主义

　　电影可以是药吗？很难想象原来姜文崇拜的作家是鲁迅，他先锋、实验，鲁迅则眉头紧锁。其实若仔细看看姜文的照片，或在作为演员时的面部表情，他的眉头也很少有舒展的时候。姜文一直通过电影思考现实、批判现实，也像鲁迅一样，在批判人性上着力。
　　姜文在谈拍《鬼子来了》的时候说，“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过去的35年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
　　《鬼子来了》所营造的恐惧，如同一个深渊，抓住整个村子的人，也抓住了观众。是恐惧让马大三和他的伙伴们迟迟无法处决花屋小三郎和翻译官，最后导致整个村庄被敌人屠杀。
　　一直以来，抗日题材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思二战题材电影里，在恐惧这个主题上着墨如此多的作品并不多见。在侵略者屠刀的威胁下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最自然也最真实的反应，就是恐惧。与恐惧并存的，是对和平的渴望。也是因为对和平，对生存，对家园的渴望，所以村民们才会反复争论，到底应该不应该继续收留鬼子—他们甚至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借了白面，让两个俘虏吃上了饺子，让他们有吃有喝地平安停留了半年。也是因为对和平，对生存，对家园的渴望，狡诈的汉奸翻译官会教花屋小三郎用“送人质换粮食”的方法来获取逃脱机会，而村民们最终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村民们最终被屠杀，源于日本将领对失败的恐惧—日本战败的消息致使大屠杀发生，人性的恶在这里淋漓尽致。花屋小三郎是其中显得较为有“人情味”的一个，曾经在日本部队准备屠杀村民时感到内疚，想要剖腹自杀；在马大三冲进俘虏营杀自己未果时，反向马大三鞠躬谢罪；最终却被上级要求，亲手杀死了曾经“有恩”于他的马大三。
　　电影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肤浅的人道主义或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在解释人性的正邪善恶的同时让观众看到，个体不得不服从环境和集体的角力。
　　这种视觉并非单纯的批判，而是基于反思，因此看完电影，会带来对战争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是如此真实，如此残酷，同时，也需要同样的力度去反思自己的民族，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同胞。

　　姜文说拍电影的过程，就是释放内心的过程，拍完了，那种郁结就可以放在那里了。对于观众同样也是一样，无论是战争、文革还是其他痛苦的记忆，都已无法避免地刻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只有直面恐惧，看一看，摸一摸它，才可能更好地前进。

客观和主观，清醒和疯狂

　　“人们生活在虚构里面，人的眼睛是有取舍的，虽然看到同一张照片，但他们看的是虚构的一面。一旦有机会去描绘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本身已经是虚构的了，还有什么是客观的吗？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个时代不能接受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所以，我说一个导演拍东西越主观越好。什么是客观存在？一切都是主观的，客观存在于主观里面。”姜文这样解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
　　最极端的主观，也许就是疯子眼里的世界。在姜文的电影里，疯狂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觉。有两个“清醒”的疯子让人印象深刻：《鬼子来了》的七爷和《太阳照常升起》的疯妈。
　　在面对全村人的犹豫不定时，年迈而残疾的七爷始终是疯疯癫癫一句：“我一手一个掐吧死俩”，他在村子被屠杀时也真的践行了自己的口号，紧紧掐住日本兵的脖子，哪怕手臂被砍断都掰不下来。
　　疯妈的一句经典台词则是，当房祖名饰演的儿子跟妈妈说：“小心河边有狼”时，她嫣然一笑：“狼？狼能跟得上我吗？”说罢跳上河边绿色的草块，潇洒划向河心。在文革这特殊的年代里独力抚养孩子长大的疯妈承受了太多，她似是疯狂，却是清醒，对险恶的环境了然于心，却有着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自杀。死亡在这里没有被表达为一种失败，相反地，是一种胜利，人对环境的胜利。
　　是的，姜文的电影里，人和环境永远有着极为强烈的戏剧冲突。 马大三，需要抗日时，没有胆量杀人，他留恋家园。需要营造“国际和平环境”时，他要报复血仇。 　　他的电影永远有两个正面角色。纯真的男孩子—有时候是孩子，有时候是青年，有时候是成年。智慧的女孩子—引导的，成熟的，智慧的角色。
　　如果說《邪不压正》里面的两个女性角色巧红和唐凤仪分别代表了两个侧面—复仇者和隐逸者，那么唐凤仪的自杀成为了一个隐喻：隐逸者向复仇者靠拢。凤仪的自杀代表了一种抗争。本来可以到太平洋小岛上逍遥此生，但她选择了在日军进城时从城楼跳下自杀，是在为国仇家恨发出属于她的复仇呐喊，那袭飘飘的礼服是导演在致敬这位女性。她的自杀是清醒还是疯狂，观众一目了然了。
　　尽管姜文说自己在电影中歌颂女性，但他的故事中女性角色并不总是高大上。在《鬼子来了》里面，马大三的女人扮演的是“妇人之仁”的角色。因为不愿意看到丈夫杀人，结果自己的儿子在大屠杀中惨死。不过，这激发了马大三作为一个男人的成长故事—从不敢对抗敌人，到为了报仇而冲进俘虏营砍杀日本兵。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姜文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完全正义或不可笑的，除了周韵。
　　每一个角色，都有或轻微或严重的缺陷—无论是因为道德，还是人格，还是在与环境冲突中显出各种滑稽。比如在《邪不压正》里，或可笑—根本一郎，或幼稚—李天然，或可恶—朱潜龙，或正邪相间—蓝青峰。荒诞是一种态度，作者其实对人性、对个体把握历史的可能性相当悲观。但他仍然愿意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所以有了李天然非常魔幻的从小就可以“躲子弹”的“特殊技能”。
　　姜文始终在颠覆刻板的价值观。因为有的“道理”看着是正确和正义的，但在某个语境下却显得错误和邪恶。比如《鬼子来了》马大三被处决前国军将领的慷慨演讲：“难道日本鬼子不是人吗？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丈夫在出去买菜时头颅被砍掉？有吗？我再问，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妻子在出去扯一块布时手臂被人家斩掉？有没有？”这番话越是获得民众的欢呼，就越是显得荒诞而可笑，特别在马大三的亲人、族人被集体屠杀之后。

疯妈承受了太多，她似是疯狂，却是清醒，对险恶的环境了然于心，却有着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自杀。死亡在这里没有被表达为一种失败，相反地，是一种胜利，人对环境的胜利。

　　就如同那经典的句子—“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谁是幸存者。”
　　当马大三被质问“你有什么可说”时，他只发出两声悲鸣，“仰天长啸”。“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这是他死前得到的宣判。但他确实亲手杀死了不少仇人，因此还是算复仇成功。所以姜文让他的头颅在落地之后眨巴三下，露出了“含笑九泉”的微笑。这个魔幻主义的结尾让人印象深刻，也至少平衡了悲愤的情绪。

　　又比如这一句：“日本子来咱们村都八年了，八年了咋的，他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行得正，走得端，我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一眼。”这样的强调道德能带来胜利的价值观，就显得相当幼稚了。在真实的战争面前，在战场上，只有你死我活。
　　进入历史深处呈现人性，姜文一直在探索。“民国三部曲”在评价上有着鲜明的分野。第一部《让子弹飞》有着极好的口碑，反思现实的力度恰到好处，确实是经典之作；第二部《一步之遥》让人联想到今日种种，却有歌手因过于激愤昂扬而唱走了音的感觉；第三部《邪不压正》终于回到了正轨，尽管还是不能给人特别“给力”的感觉。
　　这并不是姜文的问题，而是因为观看当下比回看历史更难，一切当下都比历史更为复杂。无论给它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我们都应该高度尊敬作者这种的努力，因为它帮助我们看清今日的环境和所处的角色，更冷静地面对历史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