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某一天，玛丽莲·梦露走进了摄影师汤姆·凯利的工作室，拍摄了自己平生第一组裸照。对于立志进入电影圈、却仅在几部电影中获得一两句台词的梦露而言，拍摄裸照并非完全情愿，但当时她身无分文，甚至连打车回家的钱也付不起。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接受了摄影师的邀约，得到50美元。
　　四年之后，这组照片被一个叫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年轻人以500美元的价格买走，并把它们刊登在自己新出版的男性杂志上。此时梦露已崭露头角，这本以她裸照为噱头的杂志一夜成名，5万多本很快销售一空。
　　这本引发轰动的杂志，就是今日家喻户晓的《花花公子》。在出版创刊号时，赫夫纳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出版第二期，所以連杂志期号都没敢写，但也许连他都未曾想到，自己在1953年的这次冒险，不但开创了一个男性杂志新的时代，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在数十年之后，他和《花花公子》，变成了性自由、享乐以及美国乃至全世界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2017年9月27日，在担任了63年《花花公子》杂志的总编之后，这位时代开创者于美国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1岁。

开创《花花公子》

　　休·赫夫纳于1926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在赫夫纳的眼中，他所出生的家庭规矩森严，作风老派，因此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不乏压抑与困扰。
　　青少年时期的赫夫纳表现出不寻常的文字天赋，高中时，他为校报写作社论，同时以笔名为校报绘制卡通漫画。1944年，18岁的赫夫纳加入军队，成了美军报纸的一名文书，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报纸画漫画。
　　1946年退伍之后，赫夫纳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学习心理学并辅修写作，在那里，据说智商有152的他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学位。之后，赫夫纳又到西北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但不久就放弃了学业，投入工作生涯。
　　毕业后，赫夫纳曾经为《时尚先生》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因为该杂志社拒绝了他加薪的要求，他很快离开。然而这段短暂经历让他看到了男性杂志的机会，辞职后，赫夫纳下定决心创办一本真正属于自己而且更能反映市场诉求的男性刊物。
　　创办杂志并非易事。为了筹资，他先是从银行获得了600美元的贷款，然后又从其他几十个人手里凑了6000美元。这些借钱给他的人不乏亲朋好友，光是他的母亲就拿出了1000美元。
　　起初，赫夫纳打算给这本杂志起名叫《男人聚会》（Swag Party，意指单身男性才会参加的联谊，Swag本意是雄鹿，是男性的象征），不过在杂志出版之前，一封律师函寄到他的手中，指责这个注册名称侵犯了其他杂志的权益，赫夫纳才将杂志改称为《花花公子》，而其卡通象征，也从雄鹿改成了兔子。赫夫纳后来说，如果没有这段插曲，那么如今的兔女郎可能就是奇怪的戴着鹿角的女郎了。
　　《花花公子》第一期杂志选定的封面是玛丽莲·梦露。此前赫夫纳其实从没见过梦露，也没有和梦露签订任何合约，但赫夫纳最终还是找到了摄影师汤姆·凯利，并以高价买到了梦露的照片。于是，梦露成了《花花公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封面女郎和插页女郎。直到几十年后，赫夫纳仍欣喜于自己当初能够作出如此正确的决定，以他的话说，从第一期开始，就为《花花公子》确立了一个严格的标准。

争议与斗争

　　在仅仅出版五年之后，《花花公子》的销量就超过了100万，超过了赫夫纳曾经短暂服务的《时尚先生》。但风光的背后是无休无止的争议。可以说，从出版那一天开始，休·赫夫纳和他的杂志几乎没有一天不陷在道德或者法律的争端之中。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整体复苏，而从社会结构上而言，从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的这段时间，女性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但要在家庭中负担起重任，同时逐渐开始走向社会。这使得女性与男性有了更多的角逐与合作，但也意味着需要面对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以金赛为代表的性学家，自40年代末即开始陆续发布多种实证研究结论，纠正了人们对性的种种误解，同时也强化了人对于性自由的渴求。
　　然而此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形态。主流价值观的压抑与性别革命的深化，毫无疑问增进了个人与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反叛。
　　曾学习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赫夫纳，对新的性别主张有更快速与深刻的领悟，而这也使得他抓住了机会，快人一步把《花花公子》打造成了新生活的提倡者与旧有模式的反对者。就像对自己家庭的逆反一样，赫夫纳开始鼓吹中产阶级家庭因循守旧对年轻女性造成束缚，同时号召女性应当更多以自我为中心，和男性一样获得性的自由。在《花花公子》的“每月花花玩伴”中，女性被塑造为一种充满野性、敢于追求自我愉悦与身体解放的形象，她们有自己的追求，置身于婚姻之外，更不受儿女拖累。
　　但这样的价值定位显然会引发主流社会的不满，当时，大胆说出对性的需求还是离经叛道之事。不少机构对《花花公子》施加了处罚性的措施。仅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邮政就两次拒绝投递该杂志。1963年，赫夫纳因为刊登“淫秽文学”而被以有伤风化之名逮捕。赫夫纳据理力争，多次化险为夷，一些漫长的诉讼也最后不了了之。
　　反对赫夫纳和《花花公子》的不只是官方机构，还有女权主义者及其他保守派人士。在很多人的眼中，《花花公子》表面上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本质上依旧是在物化女性。每月的花花女郎，和杂志上介绍的新鲜男性潮品并无二致。《花花公子》在成为青少年禁果、成年男性宝典的同时，也把女性变成了可以猎取的对象。赫夫纳自认为性解放和女性解放同为一体，然而在激进女权主义者那里，《花花公子》却成了女性遭受压迫的新象征。 　　赫夫纳对这些指控表示非常恼怒，并采取了有计策的回应，他一方面继续扩大《花花公子》的帝国版图，拍摄电影，开俱乐部、酒店、度假村，甚至修建赌场;另外一方面，他继续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以文字来对抗各方面的口诛笔伐。从1962年开始，赫夫纳在杂志上持续写作《花花公子哲学》系列文章，对各种指控予以还击，这一系列文章一直刊载至1966年初。
　　伴随着争议与争斗，赫夫纳和《花花公子》逐渐走向巅峰，杂志的发行量不断创出新高。

一个人的精彩

　　性是《花花公子》的招牌，但显然并非这份杂志的全部。在刊登了玛丽莲·梦露照片的第一期杂志上，赫夫纳就说，“幽默、教养以及情趣”才是这份杂志的价值所在。在杂志最为辉煌的前20年中，除了暴露的封面和插页，《花花公子》引以为傲的是曾经承载的无数独到辛辣的文章与观点。除了《007》的作者弗莱明，《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在这份杂志上撰稿的还有杜鲁门·卡波特、约翰·厄普代克、伍迪·艾伦等一长串的名字，这本杂志还对列侬、罗素、拳王阿里等无数时代偶像进行了采访。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60年代，除了性革命，时局也是赫夫纳的野心所在。在种族隔离开始垮塌的岁月中，赫夫纳的俱乐部就开始向黑人开放，此外，他还敢于雇佣黑人记者采访美国纳粹党首领，并且在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后登载他的遗作。而他自己，也多次以社论等形式发表观点，直陈时弊，为文艺圈以及政治上的同好发声鼓气。
　　1972年，《花花公子》的月销量达到了700万册，但巅峰之后到来的并不是美好的结局，而是一场衰退的灾难。多元化经营令《花花公子》的财务问题屡次出现危机，而赫夫纳个人所爆出的种种花边新闻甚至丑闻，让他自己逐渐变成了比杂志更为引入注目的焦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他和《花花公子》所倡导与促成的性自由概念，如今已经被整个媒体圈共享，《花花公子》的对手越来越多，而人们阅读这类杂志的禁忌性快感也变得越加薄弱。
　　赫夫纳的帝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严重缩水，他本人在帝国经营上逐渐力不从心，不得不让位于女儿，自己更专注于负责杂志内容本身的定夺。在整个80年代，赫夫纳面对的指控和责难仍然有增无减，压力之下，赫夫纳一度中风，濒临死亡边缘。
　　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赫夫纳逐步将焦点转向了自己个人健康和生活，他又结了两次婚，一次是在1989年，另一次则是在五年前的86岁时。这两次婚姻都曾引發轰动，只是他的《花花公子》反倒愈加惨淡，在互联网泛滥的时代，多次改弦更张却无起色。
　　《纽约时报》曾经问赫夫纳最骄傲的是什么，赫夫纳回答说：“我改变了人们对性的观念……这让我心满意足。” 这番对话虽然发生在25年前，但仍旧是赫夫纳最好的自我定论，只是在世人的眼中，这位叼着烟斗、穿着丝质睡袍的传媒大亨，可能永远也脱不去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了。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