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借用“文革”题材来讽喻民众文化心理的作品基本上奠定了王小波的创作风格，作者的“文革书写”展现了生活于“文革”时代下人们的悲惨境遇与意识形态，揭示了专制极权控制人心、剥夺人思考权利的“愚民”政策。此外，文革历史的荒谬性与作家选取了漫画式夸张幽默的叙述语调之间可以说暗含了一种审美上的契合。 “文革书写”作为一种“寓言”式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具体历史条件而成为作家反思、拷问整个人类劣性文化的工具。
关键词：王小波 文革书写 极权控制 寓言
王小波（1952—1997），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6岁经历“大跃进”运动，14岁上初一时“文化大革命”开始。16岁在云南兵团劳动，19岁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期间做过民办教师；21岁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26岁“只上过一年中学的”王小波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28岁与李银河结婚；32岁大学毕业后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游历了美国和西欧后36岁回国；3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4年后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直到逝世。
综观王小波生平，作家从记事起就被笼罩在政治阴影下，作为被“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王小波的“文革书写”不仅仅为了反映时代背景和控诉苦难，更是超越了“文革”具体历史视角，将其当作批判工具来反思极权下统治阶层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控制。 “文革”摧残个体尊严的手段之一就是愚民，剥夺民众的智性，以强烈的权力统摄来进行道德规约，从审美上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充满了幽默性。王小波将“文革书写”当作了一种“寓言”，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进行尖锐批判，更是在创作手法上直接套用这一荒谬可笑的漫画式夸张幽默的叙述语调，使读者能跳过具体时代背景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关于历史、关于权力以及关于人的深刻命题。
一、“文革书写”中的“去道德化”与“政治化道德”
在极端动荡的环境中，总是容易暴露人物的道德表现，在“文革”年代，人物的品行会像被放大镜放大凸显，在革命历史时期，“政治”又是一个促发人物行动的敏感而重要的因素，因此，将人物品行放在革命政治环境中进行考量是作家们喜欢的做法。
王小波之前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描写“文革”时，为了对当时的苦难进行更为彻底地控诉，作家往往将其人物安置在一定的道德语境里：迫害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而施暴行为说明此人是丧失道德的；受害人容易被害，没有政治地位保护，往往弱者就是有道德的。
王小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模式化地简单处理人物，即他斩断了政治与道德在革命年代里的捆绑关系。一方面习惯采用“去道德化”的书写使人物与政治“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善于将“政治化道德”强加在人物身上，借此展现他们被压迫的复杂心理。两种艺术方式的好处在于作者刻意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常态化，使读者不把苦难完全怪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批判性似乎随着历史的过去而消失），反而促使读者透过“文革”的特殊性去反思更为平凡而恒久的人类苦难、去考量不随历史特殊时期消逝而消逝的人性善恶。从这一角度来说，王小波具有比前人更公正的批判视角与更深厚的人文关怀。
所谓“去道德化”就是在塑造人物之前并不对其道德进行评判，并不预设人物的善恶，道德与政治地位之间更无必然的联系。《黄金时代》中的被害者王二和陈清扬都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两人都挨批斗、被陷害，被逼迫写交代材料，但并不因两人是受害者就被作者戴上道德高人一等的光环。王二在陈清扬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乘人之危的“恶棍”，陈清扬一开始被诬陷成“破鞋”时，王二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但事情未免太容易了”。经过一番逻辑推理之后，王二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就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被害者并不因为自己没有政治地位被欺辱就抢占道德制高点。反过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迫害者宣传队长，批斗之前还特地跑来招待所和陈清扬商量批斗方式，十分无奈地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团长本人并不恶，而是同样迫于政治压力的人。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即便处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并没有因为政治身份的不同就被设定好善恶道德标签，有政治职务的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一定就是恶人，没有政治地位的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见得就高人一等。王小波对人物作了“去道德化”的处理，将特殊时期的事件与人性以常态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反而凸显的人性中最本质的善恶。
所谓“政治道德化”即用特定的政治制度来强行规范道德品行，凡事“政治挂帅”，使得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成了评判其道德准则的唯一标准。关于“政治道德化”的批判，王小波有关“文革书写”的杂文和小说中多有揭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领导上对一只猪的行为专门开了一个会，充满了政治化的道德定性——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把它定成“破坏春耕的坏分子”，粗暴的政治道德定性已成了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互相攻击的准则。
二、“文革书写”中的极权对人思想的控制与关押
“文革”是中国社会中较典型的极权时期，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操控上。王小波的“文革书写”处处揭示的是权力统摄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极权不仅处处对人进行道德规约，更是剥夺了人民思考的自由和学习的权利，这在毕生捍卫精神自由的王小波眼里简直是比死亡还可怕的事情。
极权对人心的控制，不仅通过对民众的思想强加上层建筑的意志来实现，更残酷的是，极权已经从制度中渐渐深入到文化中，通过给民众“洗脑”和“换脑”，以避免粗暴方式，采用温和策略来促使主体自愿放弃自我意识，迫使知识分子逐步实现自我关押，最后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中篇小说《2015》中类似“文革书写”的相关情节里，作为艺术家的“小舅”为了保存自己，不敢承认自己画的是什么，生怕违背教员们定的合格标准。“为了把学员的智商测准，所里先开了一个会，讨论他们的智商是多少才符合实际。教员们以为，这批学员实在桀骜难驯，假如让他们的智商太高，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但我舅舅是个特例，他总在装傻，假如让他智商太低，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在叙述中，除了渲染极权暴力性的描写，还把“小舅”在权威面前战战兢兢的心理以及想方设法把测试智商的仪器调制成零的举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上层权力已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最终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以自愿装傻的方式来保存自我。 三、“文革”的荒谬性与“文革书写”的寓言性
“文革”时期由于其强烈的极权性（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制度上的）和夸张的残酷性（剥夺民众求知和思考的基本权利），使得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了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的特征。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被陷害说打瞎了村长家母狗的左眼。书中没有全知视角使得读者获知王二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一开篇作者就强行设置了主人公的境遇，透出不容解释的荒诞；接下来主人公所做的，是对自己似乎已认定的行为做出否定逻辑论证。在这里，荒谬性不在于逻辑论证的失败，而在于主人公是否质疑前提的真实性。很显然，王二只顾着从逻辑上来证明自己没有做坏事，尽显荒唐，加之作者叙述语调充满幽默可笑性，“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还漂亮就会被视为破鞋，而且被别人指定是破鞋，那就是破鞋，无道理可讲。“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作者在其杂文《生活与小说》中从思想上思考过这一荒谬的前提，“二十四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从叙述技巧上看，王小波善于从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谬前提进行严肃的逻辑推导，这使得叙述语调本身就带有了幽默性，然而，读者在被逗笑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对荒诞现实的哀叹：真正的惨剧本身和作为艺术的笑剧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悲惨到一定程度的事实就成了荒谬的艺术。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参加武斗的人前后各挂了贴着毛主席像的三合板就上阵，在还是孩子的不解政治的“王二”眼中，“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 “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高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点伤心”。面对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已丧心病狂的惨剧，王小波借用了孩童的视角，使叙述者与叙述事件拉开了距离，将残酷的事在一种不解世事的冷视角下被描述得更加荒唐。读者的笑并没有减损作品严肃的批判力度，反而使读者更能体会文革中民众的遭遇与命运，从而进一步反思人性与制度的冲突，个人宿命与专制的抗衡等问题。“文革”本身是一部历史悲剧，其本身的惨烈已经在审美上达到了荒诞的程度，成为了警醒世人的“寓言”，作为把“有趣”当做最高审美原则的王小波来说，他善于运用夸张漫画式“黑色幽默”的笔调来讲故事，艺术手法和历史本身的特性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统一。
四、小结
“文革书写”在表达作家思想以及开创作家艺术风格上都起到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在极权时期思考自由、反抗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迫害、深刻痛惜被剥夺的求知权利，由“文革”延伸至对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理性批判，不炒作历史、不悲嚎苦难，以冷静幽默的笔调使“文革”成为了常态化的普遍“寓言”，引领人们超越具体历史，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平凡而恒久的人类精神困境，这是王小波文化批判的最为重要的宗旨。
参考文献
[1] 王小波.黄金时代[M].译林出版社，2012.
[2] 王小波.似水流年[M].译林出版社，2012.
[3]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M].译林出版社，2012.
关键词：王小波 文革书写 极权控制 寓言
王小波（1952—1997），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6岁经历“大跃进”运动，14岁上初一时“文化大革命”开始。16岁在云南兵团劳动，19岁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期间做过民办教师；21岁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26岁“只上过一年中学的”王小波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28岁与李银河结婚；32岁大学毕业后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游历了美国和西欧后36岁回国；3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4年后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直到逝世。
综观王小波生平，作家从记事起就被笼罩在政治阴影下，作为被“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王小波的“文革书写”不仅仅为了反映时代背景和控诉苦难，更是超越了“文革”具体历史视角，将其当作批判工具来反思极权下统治阶层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控制。 “文革”摧残个体尊严的手段之一就是愚民，剥夺民众的智性，以强烈的权力统摄来进行道德规约，从审美上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充满了幽默性。王小波将“文革书写”当作了一种“寓言”，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进行尖锐批判，更是在创作手法上直接套用这一荒谬可笑的漫画式夸张幽默的叙述语调，使读者能跳过具体时代背景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关于历史、关于权力以及关于人的深刻命题。
一、“文革书写”中的“去道德化”与“政治化道德”
在极端动荡的环境中，总是容易暴露人物的道德表现，在“文革”年代，人物的品行会像被放大镜放大凸显，在革命历史时期，“政治”又是一个促发人物行动的敏感而重要的因素，因此，将人物品行放在革命政治环境中进行考量是作家们喜欢的做法。
王小波之前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描写“文革”时，为了对当时的苦难进行更为彻底地控诉，作家往往将其人物安置在一定的道德语境里：迫害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而施暴行为说明此人是丧失道德的；受害人容易被害，没有政治地位保护，往往弱者就是有道德的。
王小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模式化地简单处理人物，即他斩断了政治与道德在革命年代里的捆绑关系。一方面习惯采用“去道德化”的书写使人物与政治“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善于将“政治化道德”强加在人物身上，借此展现他们被压迫的复杂心理。两种艺术方式的好处在于作者刻意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常态化，使读者不把苦难完全怪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批判性似乎随着历史的过去而消失），反而促使读者透过“文革”的特殊性去反思更为平凡而恒久的人类苦难、去考量不随历史特殊时期消逝而消逝的人性善恶。从这一角度来说，王小波具有比前人更公正的批判视角与更深厚的人文关怀。
所谓“去道德化”就是在塑造人物之前并不对其道德进行评判，并不预设人物的善恶，道德与政治地位之间更无必然的联系。《黄金时代》中的被害者王二和陈清扬都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两人都挨批斗、被陷害，被逼迫写交代材料，但并不因两人是受害者就被作者戴上道德高人一等的光环。王二在陈清扬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乘人之危的“恶棍”，陈清扬一开始被诬陷成“破鞋”时，王二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但事情未免太容易了”。经过一番逻辑推理之后，王二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就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被害者并不因为自己没有政治地位被欺辱就抢占道德制高点。反过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迫害者宣传队长，批斗之前还特地跑来招待所和陈清扬商量批斗方式，十分无奈地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团长本人并不恶，而是同样迫于政治压力的人。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即便处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并没有因为政治身份的不同就被设定好善恶道德标签，有政治职务的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一定就是恶人，没有政治地位的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见得就高人一等。王小波对人物作了“去道德化”的处理，将特殊时期的事件与人性以常态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反而凸显的人性中最本质的善恶。
所谓“政治道德化”即用特定的政治制度来强行规范道德品行，凡事“政治挂帅”，使得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成了评判其道德准则的唯一标准。关于“政治道德化”的批判，王小波有关“文革书写”的杂文和小说中多有揭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领导上对一只猪的行为专门开了一个会，充满了政治化的道德定性——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把它定成“破坏春耕的坏分子”，粗暴的政治道德定性已成了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互相攻击的准则。
二、“文革书写”中的极权对人思想的控制与关押
“文革”是中国社会中较典型的极权时期，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操控上。王小波的“文革书写”处处揭示的是权力统摄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极权不仅处处对人进行道德规约，更是剥夺了人民思考的自由和学习的权利，这在毕生捍卫精神自由的王小波眼里简直是比死亡还可怕的事情。
极权对人心的控制，不仅通过对民众的思想强加上层建筑的意志来实现，更残酷的是，极权已经从制度中渐渐深入到文化中，通过给民众“洗脑”和“换脑”，以避免粗暴方式，采用温和策略来促使主体自愿放弃自我意识，迫使知识分子逐步实现自我关押，最后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中篇小说《2015》中类似“文革书写”的相关情节里，作为艺术家的“小舅”为了保存自己，不敢承认自己画的是什么，生怕违背教员们定的合格标准。“为了把学员的智商测准，所里先开了一个会，讨论他们的智商是多少才符合实际。教员们以为，这批学员实在桀骜难驯，假如让他们的智商太高，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但我舅舅是个特例，他总在装傻，假如让他智商太低，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在叙述中，除了渲染极权暴力性的描写，还把“小舅”在权威面前战战兢兢的心理以及想方设法把测试智商的仪器调制成零的举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上层权力已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最终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以自愿装傻的方式来保存自我。 三、“文革”的荒谬性与“文革书写”的寓言性
“文革”时期由于其强烈的极权性（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制度上的）和夸张的残酷性（剥夺民众求知和思考的基本权利），使得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了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的特征。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被陷害说打瞎了村长家母狗的左眼。书中没有全知视角使得读者获知王二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一开篇作者就强行设置了主人公的境遇，透出不容解释的荒诞；接下来主人公所做的，是对自己似乎已认定的行为做出否定逻辑论证。在这里，荒谬性不在于逻辑论证的失败，而在于主人公是否质疑前提的真实性。很显然，王二只顾着从逻辑上来证明自己没有做坏事，尽显荒唐，加之作者叙述语调充满幽默可笑性，“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还漂亮就会被视为破鞋，而且被别人指定是破鞋，那就是破鞋，无道理可讲。“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作者在其杂文《生活与小说》中从思想上思考过这一荒谬的前提，“二十四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从叙述技巧上看，王小波善于从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谬前提进行严肃的逻辑推导，这使得叙述语调本身就带有了幽默性，然而，读者在被逗笑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对荒诞现实的哀叹：真正的惨剧本身和作为艺术的笑剧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悲惨到一定程度的事实就成了荒谬的艺术。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参加武斗的人前后各挂了贴着毛主席像的三合板就上阵，在还是孩子的不解政治的“王二”眼中，“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 “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高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点伤心”。面对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已丧心病狂的惨剧，王小波借用了孩童的视角，使叙述者与叙述事件拉开了距离，将残酷的事在一种不解世事的冷视角下被描述得更加荒唐。读者的笑并没有减损作品严肃的批判力度，反而使读者更能体会文革中民众的遭遇与命运，从而进一步反思人性与制度的冲突，个人宿命与专制的抗衡等问题。“文革”本身是一部历史悲剧，其本身的惨烈已经在审美上达到了荒诞的程度，成为了警醒世人的“寓言”，作为把“有趣”当做最高审美原则的王小波来说，他善于运用夸张漫画式“黑色幽默”的笔调来讲故事，艺术手法和历史本身的特性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统一。
四、小结
“文革书写”在表达作家思想以及开创作家艺术风格上都起到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在极权时期思考自由、反抗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迫害、深刻痛惜被剥夺的求知权利，由“文革”延伸至对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理性批判，不炒作历史、不悲嚎苦难，以冷静幽默的笔调使“文革”成为了常态化的普遍“寓言”，引领人们超越具体历史，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平凡而恒久的人类精神困境，这是王小波文化批判的最为重要的宗旨。
参考文献
[1] 王小波.黄金时代[M].译林出版社，2012.
[2] 王小波.似水流年[M].译林出版社，2012.
[3]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M].译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