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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时期（1840-1949），伴随通商口岸的开放，泉州华侨人数激增，随之而来的是侨汇的不断增多和外来文化的逐渐传入。在外来文化的熏陶影响下，泉州华侨建筑不断兴建，成为泉州侨乡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拟通过分析近代泉州华侨传统式建筑的装饰特点，窥探近代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中西合璧的装饰特点。
关键词：泉州 华侨建筑 建筑装饰 中西合璧
作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首个东亚文化之都，泉州亦是福建省第一大侨乡[1]。历史文化和侨乡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近代时期（1840-1949），随着福州、厦门两大通商口岸的开放，基于沿海的优势及清朝廷的解禁，泉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出国门打工潮，逐渐形成庞大的华侨群体。勤劳艰辛的乡侨或将劳动所得以侨汇形式寄返侨乡用于营建等活动，或是在海外发财致富后，回原乡建造华侨住宅或者投资兴建街道、店铺、这些依托侨汇营建的建筑可统称为华侨民居建筑[2]。本文拟探讨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近代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上面的特点，希望能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近代泉州华侨建筑中西文化碰撞的装饰艺术特征。
一、泉州近代华侨建筑基本情况
泉州别称刺桐城，依山傍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枕三山襟两江面大海”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泉州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海洋文化的痕迹。近代时期（1840-1949），随着大量泉州人迁徙海外，通过辛勤劳作，爱拼敢赢的泉州人积蓄了一定的财力，爱乡的泉州人将所存的积蓄大部分以侨汇形式寄返回乡。侨汇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观念，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泉州华侨民居的建筑上。近代时期，泉州涌现出大量的华侨民居，如泉州中山街骑楼民居，青龙巷、奎章巷和奎霞巷里的华侨民居建筑，永春的岵山古厝李家大院，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等。这些华侨民居较之明清时期的闽南传统民居建筑，建筑形体及空间布局特征、装饰类型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依据泉州现存大量的近代民居建筑的形体及空间布局特征，泉州近代民居建筑形态基本类型可分为传统式、外廊式、寨堡式三大类[3]。这些近代兴建的民居建筑在既保持闽南传统民居特有的建筑装饰上，又加入外来装饰元素，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华侨建筑。
二、中西文化的糅合
泉州自古就是座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近代以来，伴随通商口岸的开放，有相当多的国外商贾和传教士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泉州，在此定居、经商及传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传入，各种寺院庙观和教堂遍布，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环境，这些宗教信仰不断与泉州地区世俗进行糅合交融，从而形成了中外多种文化融合并存的多元化近代泉州民俗文化。这些糅合进外来文化的近代泉州民俗文化也给近代泉州华侨建筑的装饰带来不一样的色彩。同样，爱国爱乡思想根深蒂固的泉州人，认为娶妻、生子、建厝是人生三件大事。在海外的乡侨无论多么辛苦，都要将所挣的钱款带回或者以侨汇形式寄返家乡，除了基本的改善生活外，这些钱款大多用于建厝。“富贵而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乡侨们在国外艰苦奋斗，将辛苦的积蓄寄返回乡可谓荣归故里，住宅建筑便成为了他们炫耀乡里的重要手段。再者，乡侨们在国外，亲历了南洋等地较发达的西方文明，他们急需建筑出较之闽南传统民居较为不同的建筑物，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在建厝时，乡侨们第一考虑的仍是建筑是否符合传统文化的“礼”制，体现光宗耀祖和荫蔽子孙的情结。这样一来，泉州乡侨一方面仍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或主观或客观地接触了外来宗教、建筑艺术等文化，因此，拥有经济实力的乡侨在家乡建筑房屋时便出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
三、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上的外来元素
闽南传统古建筑的建筑装饰是附着于建筑本体之上的各种类型的装饰物。近代时期，随着泉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不断传入，泉州华侨建筑传统式民居的建筑装饰出现了较之以往不同的装饰，这些建筑装饰既保留了泉州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特点，又出现了近代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新的装饰物，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直接套用外来装饰。始建于1942年的永春轱山镇的李家大院的正厅前对柱的装饰正是这一特点的代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以木柱的使用最为广泛，但由于泉州地区多雨潮湿，木材容易遭到腐蚀，建筑外檐柱常以石代木。室内的木柱，也有以石柱代替的趋势。柱式一般包括柱头、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传统柱式中的柱头部分往往就是所谓的“斗拱”，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柱式并无特别的柱头装饰。再者，由于通梁以上必须开凿众多榫卯口，因此室内的石柱，一般只至通梁以下，通梁以上，仍然使用木柱。在闽南地区，柱式主要有龙柱、花鸟柱两大类，这两类石柱通常出现在庙宇大门、大殿的明间外檐柱，一般的民居建筑石柱柱身多为通体圆柱状，在柱础上的变化较多，柱身通常不做雕刻。但是，在永春李家大院的正厅前对柱出现了与闽南传统民居不同的石柱。李家大院左右廊口的石柱，仍然分为上半部分木构和下半部分石构两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这根石柱的柱头借鉴了古典爱奥尼柱的凹槽元素和柯林斯柱的毛茛叶涡旋状形式，建成类似爱奥尼克柱式。柱身除了楹联处外刻有十道凹槽外，并将凹槽的棱线磨为光滑的弧面。同样，更为出彩的是在柱头处，以西方柯林斯柱式作为装饰，飞天番仔呈轻盈托撑状。西式装饰直接套用在传统的柱子上，使得原先传统粗大的柱身显得更为轻盈挺拔又不失观赏性。
（二）受外来文化影响，提升原有创造。这一特点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华侨民居建筑中的斗座和盤头的“憨番”造型上。在明清之前，偏安一隅的闽南地区具有较强的排外心理，这一心理直接体现在“憨番”造型的塑造上。在闽南传统建筑中出现“憨番”造型的构件通常位于斗座或者盤头。在闽台工匠的技术用语中将位于斗座处的构件称为“憨番扛大杉”，位于盤头处的称为“憨番抬庙（厝）角”。在明清时期的闽南传统民居中，“憨番”动作形态多为半蹲扛呈负重受苦状态，面部轮廓为深目高鼻的胡人状，闽南工匠称其为“憨番”。“憨番”一词本来就具有强烈的轻视外族的含义，找他们来扛庙角或举大杉，如同雇佣“外籍劳工”一般[4]。然而，明清以来，随着泉州港口通商贸易，乃至近代，越来越多人外出打工，成为华侨，泉州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密切，对外来事物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一变化显著的体现在华侨民居建筑中斗座和盤头的“憨番”造型上。南安霞美陈氏民居（俗称“陈炯辽故居），建筑连排三座，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第一座为五开间连右护厝，建于1931年;第二座为三开间连右护厝，建于1941年;第三座为迥炯霞别墅，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霞美陈氏民居的第二座建筑中，“憨番”的形象出现在屋脚台柱的柱础上，但是，仔细看“憨番”的面部轮廓表情和动作体态，发现与以往的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不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愉悦的表情和轻盈灵活的体态，憨番的动作不再是痛苦的负重，而是轻松、自然的托举。在厝角处，愉悦的“憨番”甚至还长出了翅膀，与厝角处的其他传统装饰相辅相成，微妙微翘。“憨番”形象的这一转变在永春李家大厝同样出现，在李家大厝的屋脚台柱的柱础上，以往痛苦负重的“憨番”形象演变为游戏一般的倒立抓扶。从“憨番”这一造型的变化，可以看出，在近代，泉州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建造华侨建筑时对以往排外心理产生的建筑装饰进行了改造，形成更加具有观赏价值的“中西合璧”新形象。 （三）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联合。闽南多石材，建筑朝外的窗户大多以石制成窗框与窗棂，窗框上方再雕刻吉祥语做装饰，或者只有窗框与窗棂。在近代泉州华侨建筑中的窗户，也出现了“中西合璧”的装饰。在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的第二座建筑中，其对外窗户的窗框为传统的直棂窗，在窗框的上方，装饰了中西合璧的雕刻：中间雕刻中国传统戏剧人物造像，造像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只西方基督教里的飞天小天使。中方与西方文化的巧妙结合，非但没有违和感，反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蕴上找到了契合，西方小天使与中方传统戏剧人物的有机结合，均寄予了主人希望家庭和睦、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同样的“中西合璧”的装饰还体现在建筑的墙面上。在闽南传统建筑中，墙面装饰使用最广的红砖，近代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传入以及归国华侨的增多，中外贸易的互通，华侨建筑普遍出现了西方的瓷砖。如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第二座建筑的墙面装饰，除了传统的红砖墙面外，还在红砖墙面的四边装饰南洋瓷砖——“象头人身”瓷砖。此外，在泉州青龙巷的李妙森故居正大门旁的两边墙堵上，也装饰了南洋瓷砖“象头人身”瓷砖。红砖与外来砖的有机结合，使得整堵墙面色彩更加丰富，装饰更加华丽。
四、结论
近代时期，泉州华侨建筑的兴建离不开侨汇的输入，泉州华侨建筑中西合璧的装饰特点离不开外来文化的传入。通过本文对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特点的叙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泉州华侨建筑装饰手法的精华、探讨近代时期华侨建筑发展的规律、总结其装饰的手法及方法，从而在实践中更好的保护和发展泉州近代华侨建筑。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历史地图集 “人口民族图组” [M].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
[2] 肖文燕.华侨与侨乡民居：客家围屋的“中西合璧”——以客都梅州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3] 谢鸿权.泉州近代洋楼民居初探[D].华侨大学，1999.
[4] 张晓慧.民国后期闽南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研究—以永春李家大院为例[D].
[5] 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6] 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7] 杨小川，李辉良.南安名胜[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9.
关键词：泉州 华侨建筑 建筑装饰 中西合璧
作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首个东亚文化之都，泉州亦是福建省第一大侨乡[1]。历史文化和侨乡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近代时期（1840-1949），随着福州、厦门两大通商口岸的开放，基于沿海的优势及清朝廷的解禁，泉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出国门打工潮，逐渐形成庞大的华侨群体。勤劳艰辛的乡侨或将劳动所得以侨汇形式寄返侨乡用于营建等活动，或是在海外发财致富后，回原乡建造华侨住宅或者投资兴建街道、店铺、这些依托侨汇营建的建筑可统称为华侨民居建筑[2]。本文拟探讨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近代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上面的特点，希望能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近代泉州华侨建筑中西文化碰撞的装饰艺术特征。
一、泉州近代华侨建筑基本情况
泉州别称刺桐城，依山傍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枕三山襟两江面大海”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泉州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海洋文化的痕迹。近代时期（1840-1949），随着大量泉州人迁徙海外，通过辛勤劳作，爱拼敢赢的泉州人积蓄了一定的财力，爱乡的泉州人将所存的积蓄大部分以侨汇形式寄返回乡。侨汇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观念，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泉州华侨民居的建筑上。近代时期，泉州涌现出大量的华侨民居，如泉州中山街骑楼民居，青龙巷、奎章巷和奎霞巷里的华侨民居建筑，永春的岵山古厝李家大院，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等。这些华侨民居较之明清时期的闽南传统民居建筑，建筑形体及空间布局特征、装饰类型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依据泉州现存大量的近代民居建筑的形体及空间布局特征，泉州近代民居建筑形态基本类型可分为传统式、外廊式、寨堡式三大类[3]。这些近代兴建的民居建筑在既保持闽南传统民居特有的建筑装饰上，又加入外来装饰元素，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华侨建筑。
二、中西文化的糅合
泉州自古就是座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近代以来，伴随通商口岸的开放，有相当多的国外商贾和传教士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泉州，在此定居、经商及传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传入，各种寺院庙观和教堂遍布，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环境，这些宗教信仰不断与泉州地区世俗进行糅合交融，从而形成了中外多种文化融合并存的多元化近代泉州民俗文化。这些糅合进外来文化的近代泉州民俗文化也给近代泉州华侨建筑的装饰带来不一样的色彩。同样，爱国爱乡思想根深蒂固的泉州人，认为娶妻、生子、建厝是人生三件大事。在海外的乡侨无论多么辛苦，都要将所挣的钱款带回或者以侨汇形式寄返家乡，除了基本的改善生活外，这些钱款大多用于建厝。“富贵而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乡侨们在国外艰苦奋斗，将辛苦的积蓄寄返回乡可谓荣归故里，住宅建筑便成为了他们炫耀乡里的重要手段。再者，乡侨们在国外，亲历了南洋等地较发达的西方文明，他们急需建筑出较之闽南传统民居较为不同的建筑物，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在建厝时，乡侨们第一考虑的仍是建筑是否符合传统文化的“礼”制，体现光宗耀祖和荫蔽子孙的情结。这样一来，泉州乡侨一方面仍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或主观或客观地接触了外来宗教、建筑艺术等文化，因此，拥有经济实力的乡侨在家乡建筑房屋时便出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
三、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上的外来元素
闽南传统古建筑的建筑装饰是附着于建筑本体之上的各种类型的装饰物。近代时期，随着泉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不断传入，泉州华侨建筑传统式民居的建筑装饰出现了较之以往不同的装饰，这些建筑装饰既保留了泉州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特点，又出现了近代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新的装饰物，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直接套用外来装饰。始建于1942年的永春轱山镇的李家大院的正厅前对柱的装饰正是这一特点的代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以木柱的使用最为广泛，但由于泉州地区多雨潮湿，木材容易遭到腐蚀，建筑外檐柱常以石代木。室内的木柱，也有以石柱代替的趋势。柱式一般包括柱头、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传统柱式中的柱头部分往往就是所谓的“斗拱”，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柱式并无特别的柱头装饰。再者，由于通梁以上必须开凿众多榫卯口，因此室内的石柱，一般只至通梁以下，通梁以上，仍然使用木柱。在闽南地区，柱式主要有龙柱、花鸟柱两大类，这两类石柱通常出现在庙宇大门、大殿的明间外檐柱，一般的民居建筑石柱柱身多为通体圆柱状，在柱础上的变化较多，柱身通常不做雕刻。但是，在永春李家大院的正厅前对柱出现了与闽南传统民居不同的石柱。李家大院左右廊口的石柱，仍然分为上半部分木构和下半部分石构两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这根石柱的柱头借鉴了古典爱奥尼柱的凹槽元素和柯林斯柱的毛茛叶涡旋状形式，建成类似爱奥尼克柱式。柱身除了楹联处外刻有十道凹槽外，并将凹槽的棱线磨为光滑的弧面。同样，更为出彩的是在柱头处，以西方柯林斯柱式作为装饰，飞天番仔呈轻盈托撑状。西式装饰直接套用在传统的柱子上，使得原先传统粗大的柱身显得更为轻盈挺拔又不失观赏性。
（二）受外来文化影响，提升原有创造。这一特点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华侨民居建筑中的斗座和盤头的“憨番”造型上。在明清之前，偏安一隅的闽南地区具有较强的排外心理，这一心理直接体现在“憨番”造型的塑造上。在闽南传统建筑中出现“憨番”造型的构件通常位于斗座或者盤头。在闽台工匠的技术用语中将位于斗座处的构件称为“憨番扛大杉”，位于盤头处的称为“憨番抬庙（厝）角”。在明清时期的闽南传统民居中，“憨番”动作形态多为半蹲扛呈负重受苦状态，面部轮廓为深目高鼻的胡人状，闽南工匠称其为“憨番”。“憨番”一词本来就具有强烈的轻视外族的含义，找他们来扛庙角或举大杉，如同雇佣“外籍劳工”一般[4]。然而，明清以来，随着泉州港口通商贸易，乃至近代，越来越多人外出打工，成为华侨，泉州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密切，对外来事物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一变化显著的体现在华侨民居建筑中斗座和盤头的“憨番”造型上。南安霞美陈氏民居（俗称“陈炯辽故居），建筑连排三座，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第一座为五开间连右护厝，建于1931年;第二座为三开间连右护厝，建于1941年;第三座为迥炯霞别墅，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霞美陈氏民居的第二座建筑中，“憨番”的形象出现在屋脚台柱的柱础上，但是，仔细看“憨番”的面部轮廓表情和动作体态，发现与以往的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不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愉悦的表情和轻盈灵活的体态，憨番的动作不再是痛苦的负重，而是轻松、自然的托举。在厝角处，愉悦的“憨番”甚至还长出了翅膀，与厝角处的其他传统装饰相辅相成，微妙微翘。“憨番”形象的这一转变在永春李家大厝同样出现，在李家大厝的屋脚台柱的柱础上，以往痛苦负重的“憨番”形象演变为游戏一般的倒立抓扶。从“憨番”这一造型的变化，可以看出，在近代，泉州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建造华侨建筑时对以往排外心理产生的建筑装饰进行了改造，形成更加具有观赏价值的“中西合璧”新形象。 （三）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联合。闽南多石材，建筑朝外的窗户大多以石制成窗框与窗棂，窗框上方再雕刻吉祥语做装饰，或者只有窗框与窗棂。在近代泉州华侨建筑中的窗户，也出现了“中西合璧”的装饰。在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的第二座建筑中，其对外窗户的窗框为传统的直棂窗，在窗框的上方，装饰了中西合璧的雕刻：中间雕刻中国传统戏剧人物造像，造像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只西方基督教里的飞天小天使。中方与西方文化的巧妙结合，非但没有违和感，反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蕴上找到了契合，西方小天使与中方传统戏剧人物的有机结合，均寄予了主人希望家庭和睦、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同样的“中西合璧”的装饰还体现在建筑的墙面上。在闽南传统建筑中，墙面装饰使用最广的红砖，近代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传入以及归国华侨的增多，中外贸易的互通，华侨建筑普遍出现了西方的瓷砖。如南安霞美陈氏民居第二座建筑的墙面装饰，除了传统的红砖墙面外，还在红砖墙面的四边装饰南洋瓷砖——“象头人身”瓷砖。此外，在泉州青龙巷的李妙森故居正大门旁的两边墙堵上，也装饰了南洋瓷砖“象头人身”瓷砖。红砖与外来砖的有机结合，使得整堵墙面色彩更加丰富，装饰更加华丽。
四、结论
近代时期，泉州华侨建筑的兴建离不开侨汇的输入，泉州华侨建筑中西合璧的装饰特点离不开外来文化的传入。通过本文对泉州传统式华侨建筑装饰特点的叙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泉州华侨建筑装饰手法的精华、探讨近代时期华侨建筑发展的规律、总结其装饰的手法及方法，从而在实践中更好的保护和发展泉州近代华侨建筑。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历史地图集 “人口民族图组” [M].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
[2] 肖文燕.华侨与侨乡民居：客家围屋的“中西合璧”——以客都梅州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3] 谢鸿权.泉州近代洋楼民居初探[D].华侨大学，1999.
[4] 张晓慧.民国后期闽南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研究—以永春李家大院为例[D].
[5] 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6] 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7] 杨小川，李辉良.南安名胜[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