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年前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一纸风行到而今冯小刚导演作品《一九四二》尚未公映即成为影坛焦点，关于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一直存在着多义性的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以从多角度进行不同的解读正是作品艺术魅力的一部分，也是作品对不同类型读者和观众都产生强烈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一九四二》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最简单而直接的评论就是“民族苦难史”。没错，这是一望可知的，也是适用于很多有责任感的中国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的。从《四世同堂》到《白鹿原》，从《芙蓉镇》到《活着》，这些小说及其同名改编影视作品，又有哪一部不是“民族苦难史”呢？所以，看《一九四二》，实际上看的是其展现“民族苦难史”的独到之处及其超越于“民族苦难史”之上的普世人性表达。在我看来，中国的文艺创作从来不乏“民族苦难史”，而生长于“民族苦难史”之上的这种普世的人性表达，才是弥足珍贵的。
　　其实“民族灾难史”只是《一九四二》的一张皮，在这张皮下面，交响着的是人性“三重奏”：人性与兽性的撕扯，人性与人性的互搏，人性与神性的隔膜。
　　《一九四二》的第一重奏是在大饥荒背景下人性向兽性的异化。从小学教育开始，就都说人是高等动物，人性的光辉不是动物性可以企及的。可是《一九四二》展现给我们的是：当饥饿降临时，人性往往变得不那么可靠了。少东家可以以粮食的名义要求占瞎鹿媳妇花枝的便宜；“刺猬”可以为了不挨饿而对有救命之恩的老东家恩将仇报；逃荒路上一碗小米就可以挑动几家人不同的动物性本能和原始冲动；瞎鹿为了一点儿粮食不惜卖孩子；老东家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星星自己把自己卖进了窑子；两块饼干也以小见大折射出喝了洋墨水的女人和农家媳妇不同的性观念；老马可以为了吃上日本人给的馒头而帮助日本人祸害自己的同胞……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很难说人不会退化到低等动物的兽性阶段。
　　《一九四二》的第二重奏是展现不同人不同的人性冲突。都说人生而平等，实际上一些人决定着另外一些人的命运，而且决定者的人性善恶一念之差往往造福或者祸及很多人。蒋鼎文关于士兵和平民谁更不应该被饿死的人性伪命题，蒋介石的“包袱论”和日本人放粮买人心的险恶阴谋之间的纠结，李培基和各地方利益代言人之间围绕赈灾粮发放的博弈……都是人性与人性之间剧烈的摩擦。这样的人性摩擦常常使人触目惊心，令人感到沮丧和无望。
　　《一九四二》的第三重奏是神性面对人性灾难时的无助和苍白。这一点最集中体现在张涵予所饰演的安西满神父身上，他先是从传教者的立场出发将个体的受难归咎于“不信主才落得下场很惨”，最终却崩溃于集体的受难，发出“这里发生的事情，主都知道吗”的呐喊。在信不信神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确定和必然的答案。人出于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常常把希望寄托于神。一旦这种寄托得不到神迹的验证，这份信仰又特别容易动摇。
　　《一九四二》的三重奏代表着地狱、人间和天堂。地狱里的难民向往着天堂，但他们却在人间流浪，被人间的种种利益较量推向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他们是悲哀的，这种悲哀是人性的悲哀。
　　所以说：《一九四二》是一部解析人性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