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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元石窟造像题材进行了总体描述，主要有释迦、三佛、七佛、千佛、弥勒佛、释迦与多宝佛、卢舍那佛以及地藏、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有神异僧人及密教题材等。
关键词：石窟；佛像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5-01
姚崇新博士论文即以广元为研究对象，故其是在广元石窟包括分期研究着力最多的学者。2002年，撰写博士论文《广元石窟造像的分期与研究》（2002）①。在此基础上，2004年，发表了《广元唐以前佛教窟龛与造像的分期与年代》②；2007年，又在《考古学报》刊发长文《广元唐代石窟造像分期研究》。2011年，2011年，这些成果被整合进《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2011）一书出版。这本专著是广元地区佛教造像研究的第一本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专著。作者从龛窟的分期年代、形制，造像题材，广元地区造像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对广元地区石窟造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析。
阎文儒先生在《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③（1990）一文中对广元地区的千佛崖和皇泽寺的重要龛窟的年代做了考证。通过对文献中关于南北朝时期肖梁对利州地区的争夺史实的考证，认为广元千佛崖最早的72号窟应为北朝占领利州时所造，而皇澤寺5号窟则是在南朝梁萧纪统治利州时所开凿的。与此同时，皇泽寺28号窟的年代考证也引起了讨论。阎文儒先生对千佛崖和皇泽寺其他主要造像窟的年代分期做了考证，认为皇泽寺28号窟属隋代开凿。而《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1990）、《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等书以及胡文和先生则认为28号窟开凿于初唐时期，这一观点目前具有代表性。
一、造像题材专题研究
密教和道教题材研究，是关注重点。另外一些关注点如古代交通、钱币题材研究为广元石窟研究题材拓展提供了借鉴。
1990年，罗世平、邢军、丁明夷在《文物》刊发文章，都涉及密教造像研究。罗世平在《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一文中指出，四川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属四川密教窟完造像中仪轨完备、雕镌精美的大型洞窟”，“由于此窟造像题材和风格关系到四川出现较完备密教造像的时间，考定造像主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遂成为必要。”作者通过检阅金石著作、历史记载，并与残存碑文的题刻，包括“保存在此窟南壁近门处利州所辖七县文武官员人名题刻”、“碑文记事用‘天后圣帝’号”、碑文所记职官等对照，首先断定“断定碑刻的年代至迟不晚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然后，通过“碑文记事用‘天后圣帝’号”，因“天后圣帝一称谓，只在睿宗延和元年启用过两个月。”，所以，作者基本锁定撰写碑文的相对准确时间，即睿宗延和元年（712年）。然后，通过检校，指出利州毕公即为《元和姓纂》中的睿宗朝利州刺史毕重华。在此基础上，作者断定菩提瑞像窟应开凿于“景云至延和年间（710～712nian）属广元千佛崖年代较早的密教造像窟……这在完整系统的密教图像尚未播越中土之前，是极其少见的密教坛像遗迹。”，“代表了四川初唐密教造像的成熟风格样式。”虽为初唐密教在中土传播的余绪，但它……为盛唐之际全面接受系统完备的密籍图像奠定了基础。”
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④通过对莲花洞右壁龛像、菩提瑞像窟主尊的描述与分析，对关于大日如来，四川密教的传入，显、密结合现象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也浓墨重彩地对广元密教造像主要题材进行了简要介绍。罗世平先生《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1991）一文中运用图像学方法，探讨了菩提瑞祥与毗卢舍那佛的关系，认为密教主尊毗卢舍那佛形起于摩伽陀国摩珂菩提树释迦降魔成道像，在中国造像是唐高宗时期。
2007年，姚崇新撰文对部分广元密教造像题材进行再考察⑤，在明确提出“密教造像数量有限，显教造像占绝对优势和其数量虽然有限，但信息含量却比较丰富”的基础上，“探讨早期密教图像的渊源以及密教图像与显教图像之间的关系。”文章没有全面开花，以几个重点题材为基础展开讨论。作者指出，通过“对菩提瑞像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知道，开元以前密教的释迦佛顶佛造型直接源自显教的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
道教题材研究方面。蔡运生《剑阁县的道教石刻造像》（1994）对剑阁地区六大道教造像区域——鹤鸣山、天马山、锦屏山、碗泉山、五连环梁子、玉家河——进行了简介，并进一步论述了剑阁地区道教造像的重要价值，指出剑阁道教造像的建造年代在我国道教造像中最早。其次，开始探讨具有代表性的道教题材造像的道教文化意义。
其他题材研究不多，但对于拓展我们对于造像研究的视角很有帮助。如唐志工、盛涛讨论了广元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⑥，其中一则记录涉及到千佛崖石窟第86号窟（阿弥陀佛）北壁中部题刻，记曰“奉施中统钞壹定妆饰”，为我们今后研究千佛崖石窟中乃至巴蜀石窟，“具有同样装饰风格洞窟的年代判断和装饰用钱额度的界定，提供了可靠依据。”姚崇新2004年在讨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关系⑦的时候，指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在题材布局、窟龛形制等方面多有相似，但是两地造像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作者“重点讨论了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传播路径的不同是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他在《广元唐代石窟造像题材二题》（2005）一文重点讨论了广元造像题材与京师地区流行信仰之间的关联，指出，“广元的释迦多宝造像可能是盛唐时期京师地区天台宗中兴影响下的产物，而文殊菩萨造像则可能与中唐以后京师地区文殊信仰的勃兴直接相关。”
注释：
①《广元石窟造像的分期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②《广元唐以前佛教窟龛与造像的分期与年代》，《艺术史研究》第六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阎文儒.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J].江汉考古，1990，（3）.
④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J].文物，1990，（6）.
⑤姚崇新，.对部分广元密教造像题材的再考察--兼析某些密教造型艺术的渊源[J].敦煌研究，2006，（2）.
⑥唐志工，盛涛，.试析广元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J].四川文物，2005，（6）.
⑦姚崇新.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J].四川文物，2004，（4）.
作者简介：吴庭芳（1993.3-），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在读研究生，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方向：陶瓷设计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石窟；佛像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5-01
姚崇新博士论文即以广元为研究对象，故其是在广元石窟包括分期研究着力最多的学者。2002年，撰写博士论文《广元石窟造像的分期与研究》（2002）①。在此基础上，2004年，发表了《广元唐以前佛教窟龛与造像的分期与年代》②；2007年，又在《考古学报》刊发长文《广元唐代石窟造像分期研究》。2011年，2011年，这些成果被整合进《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2011）一书出版。这本专著是广元地区佛教造像研究的第一本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专著。作者从龛窟的分期年代、形制，造像题材，广元地区造像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对广元地区石窟造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析。
阎文儒先生在《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③（1990）一文中对广元地区的千佛崖和皇泽寺的重要龛窟的年代做了考证。通过对文献中关于南北朝时期肖梁对利州地区的争夺史实的考证，认为广元千佛崖最早的72号窟应为北朝占领利州时所造，而皇澤寺5号窟则是在南朝梁萧纪统治利州时所开凿的。与此同时，皇泽寺28号窟的年代考证也引起了讨论。阎文儒先生对千佛崖和皇泽寺其他主要造像窟的年代分期做了考证，认为皇泽寺28号窟属隋代开凿。而《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1990）、《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等书以及胡文和先生则认为28号窟开凿于初唐时期，这一观点目前具有代表性。
一、造像题材专题研究
密教和道教题材研究，是关注重点。另外一些关注点如古代交通、钱币题材研究为广元石窟研究题材拓展提供了借鉴。
1990年，罗世平、邢军、丁明夷在《文物》刊发文章，都涉及密教造像研究。罗世平在《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一文中指出，四川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属四川密教窟完造像中仪轨完备、雕镌精美的大型洞窟”，“由于此窟造像题材和风格关系到四川出现较完备密教造像的时间，考定造像主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遂成为必要。”作者通过检阅金石著作、历史记载，并与残存碑文的题刻，包括“保存在此窟南壁近门处利州所辖七县文武官员人名题刻”、“碑文记事用‘天后圣帝’号”、碑文所记职官等对照，首先断定“断定碑刻的年代至迟不晚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然后，通过“碑文记事用‘天后圣帝’号”，因“天后圣帝一称谓，只在睿宗延和元年启用过两个月。”，所以，作者基本锁定撰写碑文的相对准确时间，即睿宗延和元年（712年）。然后，通过检校，指出利州毕公即为《元和姓纂》中的睿宗朝利州刺史毕重华。在此基础上，作者断定菩提瑞像窟应开凿于“景云至延和年间（710～712nian）属广元千佛崖年代较早的密教造像窟……这在完整系统的密教图像尚未播越中土之前，是极其少见的密教坛像遗迹。”，“代表了四川初唐密教造像的成熟风格样式。”虽为初唐密教在中土传播的余绪，但它……为盛唐之际全面接受系统完备的密籍图像奠定了基础。”
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④通过对莲花洞右壁龛像、菩提瑞像窟主尊的描述与分析，对关于大日如来，四川密教的传入，显、密结合现象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也浓墨重彩地对广元密教造像主要题材进行了简要介绍。罗世平先生《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1991）一文中运用图像学方法，探讨了菩提瑞祥与毗卢舍那佛的关系，认为密教主尊毗卢舍那佛形起于摩伽陀国摩珂菩提树释迦降魔成道像，在中国造像是唐高宗时期。
2007年，姚崇新撰文对部分广元密教造像题材进行再考察⑤，在明确提出“密教造像数量有限，显教造像占绝对优势和其数量虽然有限，但信息含量却比较丰富”的基础上，“探讨早期密教图像的渊源以及密教图像与显教图像之间的关系。”文章没有全面开花，以几个重点题材为基础展开讨论。作者指出，通过“对菩提瑞像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知道，开元以前密教的释迦佛顶佛造型直接源自显教的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
道教题材研究方面。蔡运生《剑阁县的道教石刻造像》（1994）对剑阁地区六大道教造像区域——鹤鸣山、天马山、锦屏山、碗泉山、五连环梁子、玉家河——进行了简介，并进一步论述了剑阁地区道教造像的重要价值，指出剑阁道教造像的建造年代在我国道教造像中最早。其次，开始探讨具有代表性的道教题材造像的道教文化意义。
其他题材研究不多，但对于拓展我们对于造像研究的视角很有帮助。如唐志工、盛涛讨论了广元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⑥，其中一则记录涉及到千佛崖石窟第86号窟（阿弥陀佛）北壁中部题刻，记曰“奉施中统钞壹定妆饰”，为我们今后研究千佛崖石窟中乃至巴蜀石窟，“具有同样装饰风格洞窟的年代判断和装饰用钱额度的界定，提供了可靠依据。”姚崇新2004年在讨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关系⑦的时候，指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在题材布局、窟龛形制等方面多有相似，但是两地造像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作者“重点讨论了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传播路径的不同是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他在《广元唐代石窟造像题材二题》（2005）一文重点讨论了广元造像题材与京师地区流行信仰之间的关联，指出，“广元的释迦多宝造像可能是盛唐时期京师地区天台宗中兴影响下的产物，而文殊菩萨造像则可能与中唐以后京师地区文殊信仰的勃兴直接相关。”
注释：
①《广元石窟造像的分期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②《广元唐以前佛教窟龛与造像的分期与年代》，《艺术史研究》第六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阎文儒.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J].江汉考古，1990，（3）.
④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J].文物，1990，（6）.
⑤姚崇新，.对部分广元密教造像题材的再考察--兼析某些密教造型艺术的渊源[J].敦煌研究，2006，（2）.
⑥唐志工，盛涛，.试析广元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J].四川文物，2005，（6）.
⑦姚崇新.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J].四川文物，2004，（4）.
作者简介：吴庭芳（1993.3-），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在读研究生，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方向：陶瓷设计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