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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为译者设置了种种桎梏，向译者提出了种种限制条件和苛刻要求。他们或者要求译者与原作者融为一体，即朴素、准确地重述原作，丝毫没有译者的痕迹；或者要求译者像玻璃一样，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以至忘记他的存在。但是，译者们在从事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译者本人对原作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随着翻译理论中阐释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加深了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和对译者主体性的肯定。
一、阐释学的基本概念
一般地说，阐释学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很久以来，阐释学就是阐释，解释《圣经》的专有名词，由此可见其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阐释学。神学阐释学是一种传达神谕，诠释经典的阐释，例如《圣经》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它主要以施莱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马赫使古老的阐释学成为一门具普遍意义的学问。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誤解，哪里就有解释学。”狄尔泰不仅是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也是“阐释学之父”。狄尔泰把握住了施氏解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了方法论的层次。他宣称：“解释学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比作者本人理解自己还要好地去理解这个作者。”在第三阶段，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是解释学的重大革命。先驱者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解释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把这个学科纳入了本体存在哲学中进行了新的解说，从而建立了本体论阐释学，为阐释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翻译的阐释性
“释”与“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国语·吴音》载：“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其中的“释”即是译。又明代张自烈所撰《正字通》称古时解释经义亦谓之译。再者，“释”可读作“译”。如嵇康《琴赋》：“其康乐者闻之，则欤愉欢释。”其中，“释”便要读作“译”，意与“译”同，作喜悦解。这样一来，“释”与“译”之间，似乎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微妙关系，由此可见，所谓翻译，实乃一种解释或曰阐释。严格意义上讲，阐释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释。而翻译的实质是以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同一思想，目标是重现原文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首先是对原文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的阐释。这样一来，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与译者在编译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而阐释学就是解释意义，探索意义的学科。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总是以阅读过这一作品为前提。而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前理解的存在直接影响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前理解是一种常见现象，也是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正如默里所说：“没有前理解，任何人都不能领会文学作品中的爱和友谊，生与死……。”现代阐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偏见。前理解结构又包括了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先行具有指阐释者在阐释作品之前已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先行见到指阐释具体作品之前已有比较确定的观点。先行具有与先行见到是译者前理解的主要内容。译者的前理解不同，对同一原文就会产生不同的阐释和表达。总之，翻译的阐释就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先行具有和先行见到与作者的前理解相互融合，达成理想的阐释，形成新的翻译。
三、译者的主体性体现
(一)译者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
首先，体现在译者选材的主体性上。对于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译者来说，翻译同样具有“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喜悦，有与原作的“共鸣”，因此，选材是创作的第一步。译者选材时必须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作品，不善说理的人不必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
其次，译者的知识先在性也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是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地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这就是他所称之为的“先结构”。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的再认识和理解。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知识能力——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了其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的意蕴时的主观能动性。
(二)译者在审美再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
翻译像是一场对话——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文作者对话。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现代解释学理论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意味着原原本本地探求原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大的再创作空间，会有意无意地融入自己的审美观。这就像我们现在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可能读出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内容。这本就无可厚非，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难免作品就多出了一些新的含义。具体说来，译者在审美再创作过程中受到自己的文化态度、政治态度、审美情趣等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是阐释的艺术。在原著面前，译者必须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主观能动性，进行堪与原著相媲美的再创作。同时还必须尽量忠实于原著，自觉用原著来约束自己。不同的译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译者主体性不仅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而且也体现了译者在阐释语等方面的再创作。
(作者简介：上海对外贸易学院06级外语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一、阐释学的基本概念
一般地说，阐释学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很久以来，阐释学就是阐释，解释《圣经》的专有名词，由此可见其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阐释学。神学阐释学是一种传达神谕，诠释经典的阐释，例如《圣经》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它主要以施莱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马赫使古老的阐释学成为一门具普遍意义的学问。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誤解，哪里就有解释学。”狄尔泰不仅是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也是“阐释学之父”。狄尔泰把握住了施氏解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了方法论的层次。他宣称：“解释学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比作者本人理解自己还要好地去理解这个作者。”在第三阶段，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是解释学的重大革命。先驱者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解释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把这个学科纳入了本体存在哲学中进行了新的解说，从而建立了本体论阐释学，为阐释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翻译的阐释性
“释”与“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国语·吴音》载：“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其中的“释”即是译。又明代张自烈所撰《正字通》称古时解释经义亦谓之译。再者，“释”可读作“译”。如嵇康《琴赋》：“其康乐者闻之，则欤愉欢释。”其中，“释”便要读作“译”，意与“译”同，作喜悦解。这样一来，“释”与“译”之间，似乎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微妙关系，由此可见，所谓翻译，实乃一种解释或曰阐释。严格意义上讲，阐释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释。而翻译的实质是以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同一思想，目标是重现原文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首先是对原文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的阐释。这样一来，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与译者在编译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而阐释学就是解释意义，探索意义的学科。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总是以阅读过这一作品为前提。而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前理解的存在直接影响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前理解是一种常见现象，也是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正如默里所说：“没有前理解，任何人都不能领会文学作品中的爱和友谊，生与死……。”现代阐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偏见。前理解结构又包括了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先行具有指阐释者在阐释作品之前已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先行见到指阐释具体作品之前已有比较确定的观点。先行具有与先行见到是译者前理解的主要内容。译者的前理解不同，对同一原文就会产生不同的阐释和表达。总之，翻译的阐释就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先行具有和先行见到与作者的前理解相互融合，达成理想的阐释，形成新的翻译。
三、译者的主体性体现
(一)译者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
首先，体现在译者选材的主体性上。对于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译者来说，翻译同样具有“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喜悦，有与原作的“共鸣”，因此，选材是创作的第一步。译者选材时必须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作品，不善说理的人不必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
其次，译者的知识先在性也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是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地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这就是他所称之为的“先结构”。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的再认识和理解。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知识能力——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了其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的意蕴时的主观能动性。
(二)译者在审美再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
翻译像是一场对话——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文作者对话。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现代解释学理论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意味着原原本本地探求原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大的再创作空间，会有意无意地融入自己的审美观。这就像我们现在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可能读出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内容。这本就无可厚非，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难免作品就多出了一些新的含义。具体说来，译者在审美再创作过程中受到自己的文化态度、政治态度、审美情趣等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是阐释的艺术。在原著面前，译者必须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主观能动性，进行堪与原著相媲美的再创作。同时还必须尽量忠实于原著，自觉用原著来约束自己。不同的译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译者主体性不仅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而且也体现了译者在阐释语等方面的再创作。
(作者简介：上海对外贸易学院06级外语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