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没有开的时候，我的同学在微信上问我哪里可以租到显示屏，可以触摸点击的那种，就像KTV的点歌系统一样。
　　不用多说下去了，我知道她想干吗。无非就是每年都得来报道两会，实在没有什么新意可以弄了，就搞点技术手段，这样让省里领导抽空视察时能假装兴趣浓厚地点击点击，然后摄影师抓拍几个镜头就算万事大吉了。今年也算能交差了。
　　仗着熟，我自以为是地说了这一通话。
　　“你真是太了解我们了。”电话那头，已经是部门领导的同学哈哈笑起来。
　　好在今年我比往年靠谱，总算给她牵线了一个小公司，可以租借到这种电子屏—但是后续有没有用到、有没有发挥作用就不太清楚了。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报道任务的人，一个家里电视没有开通的人，我今年一分钟两会新闻都没有看。这一点我还不如我的母亲，她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特别仔细地听了周小川的报告，努力想找出一点有用信息，但是没有找到。—她大概想听生动一点的新闻，但还是只听到了一些她不懂的、场面上的句子。和所有关心这场大会的人相比，我像是刚刚和阿尔法狗下棋的李世石，基本没有搭理过这个世界。最多每天下楼时留意了一下树，为什么还没有发芽？
　　在两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几个来此地出差的老同学再加上在京的朋友，一起商量来我家玩，顺便参观新居。我收拾了几个小时，原本计划一早起来去买菜做午饭迎接，然后晚上再做一顿，后来被理性驳回了。中午这一顿就在外面吃吧，不然这一天大家都会吃得很郁闷的。大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依照常情，我也得询问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两周，她们过得怎样。
　　“今年我都没有听到什么新闻。是不是管得很严啊？”“喏，给你看短信，每天准时我都能收到，有关部门的指示，不准报这个，不准炒作那个。”“你们还发了短信啊，我听说都不准发这种短信以免留下证据，被人截屏什么的，我们都是口头通知的。”
　　“今年××部的主任接受采访，就回答一个问题，因为电视台也要跟着录像，所以他没有叫秘书直接发邮件，自己对着稿子念的，前面有个人举着牌子，但一个问题噢，念了六七遍，说等一下哈，再来一次。又卡住了，几句话的事，又不是头一回参加。采访完了，还主动送我们一本书，人家是编委会顾问嘛，我们同事后来说，写书的时候他前面有人给他举牌子吗？”
　　这个卡壳的厅级官员的故事还没完，另一个副部级的也冒出来了。不过，这会儿举的不是牌子了，而是“杵着一个电脑，对着念。”
　　连句话都念不完整，不管是放在2000年前还是200年前的官场，都是要被当做能力低下的。“唉，可是现在不影响啊，不影响往上升啊。”
　　聊到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拓展了，话题走进了死循环。对于你无法控制无法参与的事情，你即便指出它的荒谬都很荒谬，何况还是以背后八卦的面目出现—到了正式的场面还得假装岁月静好，所以不提也罢。聊这些没有什么意思，明年还得来。
　　不如聊点现实题材，比如房子，朋友们对帝都无感得很，这边的房价高，楼破，马路宽，灰多，哪里有自家的舒服。大家都是大house，早早买了房，是这一波又一波上涨趋势里的受益方。不仅运气不错，还都持家有方，一位是由自家父母帮带孩子，公婆补贴家用，周末做客一样来抱抱孙子。这样一来，婆媳和谐。自己父母虽受累，但也是乐意。另一位也是安排得有条不紊，5000多元一平方米买的房，现在涨到了每平方米3万元，另有两套在出租。“精装修交房后，没有断过一天出租。”
　　气氛明显变得愉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