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朋友相聚，常常不约而同地谈及杂文，某君说：“以前我特别喜欢读杂文，常年订阅杂文类报刊，如今看得少了，主要是怕养成杂文性格。”这样的话我听到的不止一次两次，与人辩论也不是一回两回。
　　什么是“杂文性格”？我认识的那些人并没有作过具体的描述，我个人的体会，无非是爱较真，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只是事情就怕反面想，难道不写杂文，就不要较真，就不需要具备对世事的反思能力吗？
　　要讨论“杂文性格”是否有价值，我们还得从杂文本身入手。
　　杂文是古已有之的品种，孔子、孟子都写过许多出色的杂文，孔子未留下自己的著述，他随口而谈的带杂文性质的话由弟子记录保存了下来，见于《论语》。孟子则直接写出过不少精彩的杂文，像《鱼我所欲也》，强调人不能贪多求全，要懂得舍生取义;《齐桓晋文之事》反对以武力求霸，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面上是歌颂一个没有等级、没有欺诈、人人诚实劳动而获得衣食之资的理想世界，实际上要抨击的是当时的贫富悬殊、等级森严。唐代韩愈的《师说》的核心观点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伯乐”比“千里马”还要重要。我们不妨认真分析一下，孔子、孟子、陶渊明、韩愈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吗？恰恰相反，他们是古人里最有人文情怀的。
　　杂文其实就是这样的文章，它的本质立足于爱。因为爱亲人、爱朋友、爱天下广大的陌生人，爱这个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的世界，我们不愿意看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长期存在，希望社会变得越来越纯洁、干净，才写杂文。虽然说“杂文的天职是批评”，但优秀的杂文从来不只有批判，批判只是杂文的逻辑起点，是一种过程，而不是归宿，杂文的归宿是悲悯，是对社会的善意，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尊重与关怀，是对美丽未来的深情礼赞。杂文家是良心的战士，是始终在内心里装着“真”“善”“美”三个字的人。对于我们的社会，杂文家是补台的，而不是拆台的。
　　有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对丑恶的警惕与批判，不是杂文的专利，而是一切文学体裁社会功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抵达某种境界的自然达成。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内容驳杂，但它画出了科举制下儒生可怜、可叹、可笑的众生相;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则抨击了国民的劣根性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借海燕之高翔，批判了那些安于现实、对丑恶视而不见的人们。我们读小说不怕养成“小说性格”，看散文诗不怕养成“散文诗性格”，为何看点杂文，就担心形成“杂文性格”呢？
　　人当然要冷静，要温厚，要与人为善。不过，我们的冷静不能变成对丑恶的视而不见，我们的温厚不能变成遭遇不公时的胆小如鼠，我们的与人为善也不能演化为面对伤害时的步步退讓。做一个表情生动的人，做一个有血性的人，做一个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这是杂文家的心声，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正常人的追求。
　　说到底，杂文性格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越多，社会才会变得越好。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