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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萱,号冷云。1913年生,书香名门。自幼受父亲(著名学者李浚之)影响从舅父著名画家李瑞龄(枕湖)及哥哥著名画家李树智(晴湖)习画。十四岁(1927年)加入由周肇祥、金城主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成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最年轻的会员。二十二岁(1935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在国画研究馆习画八年,从师于黄宾虹、张大干、于非闇诸公。李树萱先生在京华美术学院第一期毕业后,由黄宾虹推荐任华北居士林佛像绘画导师。解放后,画家深入生活积极进行创作写生,画风为之一变。构图严谨,线条深厚古朴。设色丰润多彩,形成她独特的艺术风格。画家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墨耕彩耘从未间断,题材广泛,技艺精湛,韵致卓绝,解放前后数度举办个人绘画艺术展,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爱晚书畫院院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辅仁美术研究会理事。先生现已九十七岁高龄,仍耳聪目明,每日作画从未间断。李树萱先生从事国画艺术已有八十余年,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大英博物馆及国内外国家级艺术馆广为收藏。目前为在世名家中年龄最高且绘龄最长的画家,为最长寿的佛像人物画大师。
在当今画坛上得享高寿的书画家有我与孙菊生同样为97岁,这之后便是人物画家黄均96岁,山水画家白雪石95岁,我们大都身体健康并仍然可以看书作画。书画家们的高寿往往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然而分析其原因,基本上都因为我们这些画家对于书画的痴迷使得自己往往陶醉于其间,从而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像这样经过长期的积累,即便是严寒酷暑也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有这样,强健体魄以及延年益寿的功效才会有很好的体现。
我作为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对于祖国现在的繁荣富强,真的是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慨。仅仅从美术圈内的变革与发展来看,在民国时期,大部分的书画家们都是以卖画作为生活来源的保障,然而到了今日,能够享受到这么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么好的生活条件,的确是我们从前根本不敢去奢望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都可以参加到艺术类的相关领域之中,或者是学习书画、或者是享受收藏所带来的乐趣,这真的是我们文化艺术界的幸事,也是国家社稷的幸事。另外我想说的是,对于美术界以前所提倡的传统文化内涵我们是一定不能够将它们屏弃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继续发扬光大,并从中汲取精华,现在的画坛上出现了很多一味求新求怪的事情,这样忽视传统的重要性往往就极容易走入误区而迷失方向,最终必将一事无成,那样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所说的继承传统,并不是简单的固守传统。我们应该做的是用传统文化作为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将它们发扬光大才是最为可行的。这就像李可染经常说的那样,‘需以最大之功力打进去,以最大之勇气打出来’,就是说发扬学习我们国家传统的绘画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继而领悟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逐步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齐白石先生的‘似我者生,学我者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绘画以外,结交朋友也是最让我快乐的重要事情了。当年我的父亲就特别喜爱结交朋友,所以他的好朋友也就特别多。像南方的任伯年、吴昌硕,以及北方的金城、黄宾虹等等都是他的挚友。我父亲作为学者以及长辈,对于我的影响是极深的。就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近朱者赤,结交朋友对于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开阔眼界,增长阅历,甚至品味人生的乐趣,升华自己的情操,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老朋友就特别多,但现在大部分都已经相继去世了,像张伯驹、潘素夫妇,老舍、胡絮青夫妇,俞致贞、刘力上夫妇,常任侠,萧劳,赵朴初,启功,过旭初,马晋,许姬传,史树青,肖琼等。每次在听到自己的好朋友们故去的消息时,我都会感到痛心不已。回想起那些仿佛仍然是历历在目的往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他们的离去是我们中国书画界、文化界的一种极大损失。因而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所学努力传承下去,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够让自己遗留下太多的遗憾。
许多人都特别希望我谈谈古物陈列所,大概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化以及历史上享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沧桑往事,这段历史基本上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了。我本人是古物陈列所第一期毕业的,同期的同学们都已经辞世,就仅仅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各期毕业同学还在世的,有我的好友赵世成以及晏少翔。上一次晏少翔来北京的时候,赠送给我他的绘画光盘,我们见面谈到古物陈列所那些过去的往事时,都感叹岁月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作为百年钩沉,我现在就将一些记忆中关于古物陈列所的往事简要的陈述一下。
现今经常听人们说紫禁城的开放时间就是指故宫成立之时间,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在1925年故宫成立的时候,也仅仅开放了紫禁城的后半部分,而前半部分早于11年前已经开辟为博物馆对广大公众开放了,这就是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成立于1914年,直到1948年才最终并入故宫博物院,它是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的雏形,也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第一家宫廷博物馆乃至第一家艺术博物馆,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真的是意义非凡。
今天我们再说起古物陈列所的始创问题,可以知道它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各地盗卖文物、盗挖古墓的现象十分猖獗,文物流失到海外的状况就显得更加突出。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才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日程。这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1913年至1914年间“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以及1914年社会各界的反复辟斗争。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下,由朱启钤主导,张謇等共同呼吁,著名画家金城、福开森参与谋划,并且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在1914年2月4日启用了“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古物陈列所才得以真正成立,紫禁城从此向公众打开。我的父亲是金城的挚友,也为后来故宫的最早一批顾问,据他对我讲,当时古物陈列所内汇集了热河、沈阳运抵北京的3000多箱20余万件文物,文华殿、体仁阁、武英殿、敬思殿都放满了文物。而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在1914年10月前后。
我们当时到古物陈列所报考临摹古画的人员统称为学员。要求无外乎两点,一是要求必须是年轻人,二是绘画基础成绩优异。那时候俞致贞家和我家离的很近,我俩就相约一道去报了名。之后先要选择自己想修习的国画品类,把大家按照花鸟、山水、人物三科进行分类,然后分到不同的三间画室内习画,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为今后临摹古画作好准备,特别是在古物南迁之前为古画留下副本。我还记得考试的时候使用的范本都是故宫的册页,通过临摹复制来甄别大家绘画水平的高低,我同俞致贞、张其翼等都是最早的第一期学员,我选择了修习花卉,女学员大都选择此类,俞致贞也是这样。后来我还兼画一些人 物,主要是以画佛像为主。刚刚开始的时候临摹的都是较小的画作,慢慢地才渐进临摹复杂的大画,通常是两人合临一张画,可以根据自己的绘画风格对古画进行遴选加以临摹,例如你在展览厅内看到感觉自己适合的古画,就可以取下来去临摹,并且有固定指导绘画的教师,临摹完的画作需要留下一份放在古物陈列所,自己也可以再临摹一份带回家中作为参考。我临摹的画作现在回忆起来数量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基本上都留在了故宮,也不曾带回家。后来张大千、于非淘、黄宾虹这几位先生都担任过我的绘画指导。他们不作专门分类指导,无论花卉、人物还是山水的绘画都可以兼顾负责,传授相应的技法。我们临摹完毕后就交给他们进行讲授,有不清楚的事项随时都可以去请教,比如画法、用色等。我记得黄宾虹对我讲画石头时要用飞白用笔,画树则要如同写篆字那样,另外如张大干谈及用笔技法以及于非圈在用色方面的讲授,现在这些话语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至于我们画画中所需要用到的颜色及笔墨都是我们自行准备,每个人都有用来存放用具的格子,物品可以放置在里面,公家不负担这笔费用。展览厅是同绘画临摹的房间彼此分开,不在一处,实际上是展览室后面的一处单独而且保密的小院,门前有保卫站岗,出入异常严格。院内备有独立的伙食房,喝水吃饭也都有专人照顾。刚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期学员差不多总共有二三十人,其中画人物的学员相对较少一些,以修习花卉的学员居多。有一段时期经常考试,大家共同临摹一副画作,然后由老师们逐一进行指导评讲。我在古物陈列所的时间比较长,毕业后也继续留在陈列所内临摹古画,共计有八年多的时间。后来日本军队进入了北京城,日本人也进驻了故宫,时常见到他们前来参观,观看我们作画并且派来专人修习临摹的技法,后来才知道这些日本学员是被强迫来的,而不是出于自愿。到后期在古物陈列所内临摹的人就愈来愈少,大家因为害怕不敢来了,慢慢地陈列所被关闭。古物陈列所内珍藏的书画最多,都是唐、宋、元、明、清的历代绘画精品。无论从数量、质量上都相当的可观。例如袁江、金廷标等内廷供奉的书画,宋元以来流传的真迹,还有王诜、郭熙、马远、倪瓒、王蒙、赵孟頫等诸家书画作品,都是近今所难得一见的妙品。明清诸家例如文征明、仇英、唐寅、沈周、董其昌、王翚、王原祁等的精品也是极多。古物陈列所开放古代绘画资源对于民国初年中国画画风转变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并且这种观摩性质的活动在当时较为普遍,如金城在世时还曾从古物陈列所中借出大量宋元明清名家真迹,以供入室弟子们临摹。记得我临过的画作数量及品类相当的庞杂,这里面临摹册页最多,例如清,王素《二十四孝工笔人物册》、五代,黄荃《长春花鸟册》,临摹历代诸名家花卉画作那就更多,在这里就暂且不多说了,此外还临摹过人物作品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等,另外对于明清佛像的画作也有比较深入的涉及。
古物陈列所对于古物的南迁有着重大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为南迁古物留下了摹本,陈列所聘任的指导教师也是肩负着鉴定南迁古物真伪的职责。今天我们来看待这次南迁,目的是为了防范于国宝的外流,这是具有着爱国意义的。然而最终清宫秘藏的明清书画珍品几乎全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抽空,又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并且对于北京故宫之文献整理工作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困难。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精品多来源于捐献,还有一部分是海外回流回来的。为此其倾注了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社会各界也应该感谢并记住那些为北京故宫倾力的爱国人士。令我有些怅然的是,当时临摹过的众多面作原件,现在几乎都藏在了台北故宫中,真的希望此生还能够有幸再见到它们的神采啊。
在当今画坛上得享高寿的书画家有我与孙菊生同样为97岁,这之后便是人物画家黄均96岁,山水画家白雪石95岁,我们大都身体健康并仍然可以看书作画。书画家们的高寿往往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然而分析其原因,基本上都因为我们这些画家对于书画的痴迷使得自己往往陶醉于其间,从而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像这样经过长期的积累,即便是严寒酷暑也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有这样,强健体魄以及延年益寿的功效才会有很好的体现。
我作为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对于祖国现在的繁荣富强,真的是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慨。仅仅从美术圈内的变革与发展来看,在民国时期,大部分的书画家们都是以卖画作为生活来源的保障,然而到了今日,能够享受到这么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么好的生活条件,的确是我们从前根本不敢去奢望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都可以参加到艺术类的相关领域之中,或者是学习书画、或者是享受收藏所带来的乐趣,这真的是我们文化艺术界的幸事,也是国家社稷的幸事。另外我想说的是,对于美术界以前所提倡的传统文化内涵我们是一定不能够将它们屏弃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继续发扬光大,并从中汲取精华,现在的画坛上出现了很多一味求新求怪的事情,这样忽视传统的重要性往往就极容易走入误区而迷失方向,最终必将一事无成,那样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所说的继承传统,并不是简单的固守传统。我们应该做的是用传统文化作为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将它们发扬光大才是最为可行的。这就像李可染经常说的那样,‘需以最大之功力打进去,以最大之勇气打出来’,就是说发扬学习我们国家传统的绘画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继而领悟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逐步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齐白石先生的‘似我者生,学我者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绘画以外,结交朋友也是最让我快乐的重要事情了。当年我的父亲就特别喜爱结交朋友,所以他的好朋友也就特别多。像南方的任伯年、吴昌硕,以及北方的金城、黄宾虹等等都是他的挚友。我父亲作为学者以及长辈,对于我的影响是极深的。就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近朱者赤,结交朋友对于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开阔眼界,增长阅历,甚至品味人生的乐趣,升华自己的情操,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老朋友就特别多,但现在大部分都已经相继去世了,像张伯驹、潘素夫妇,老舍、胡絮青夫妇,俞致贞、刘力上夫妇,常任侠,萧劳,赵朴初,启功,过旭初,马晋,许姬传,史树青,肖琼等。每次在听到自己的好朋友们故去的消息时,我都会感到痛心不已。回想起那些仿佛仍然是历历在目的往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他们的离去是我们中国书画界、文化界的一种极大损失。因而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所学努力传承下去,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够让自己遗留下太多的遗憾。
许多人都特别希望我谈谈古物陈列所,大概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化以及历史上享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沧桑往事,这段历史基本上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了。我本人是古物陈列所第一期毕业的,同期的同学们都已经辞世,就仅仅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各期毕业同学还在世的,有我的好友赵世成以及晏少翔。上一次晏少翔来北京的时候,赠送给我他的绘画光盘,我们见面谈到古物陈列所那些过去的往事时,都感叹岁月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作为百年钩沉,我现在就将一些记忆中关于古物陈列所的往事简要的陈述一下。
现今经常听人们说紫禁城的开放时间就是指故宫成立之时间,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在1925年故宫成立的时候,也仅仅开放了紫禁城的后半部分,而前半部分早于11年前已经开辟为博物馆对广大公众开放了,这就是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成立于1914年,直到1948年才最终并入故宫博物院,它是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的雏形,也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第一家宫廷博物馆乃至第一家艺术博物馆,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真的是意义非凡。
今天我们再说起古物陈列所的始创问题,可以知道它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各地盗卖文物、盗挖古墓的现象十分猖獗,文物流失到海外的状况就显得更加突出。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才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日程。这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1913年至1914年间“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以及1914年社会各界的反复辟斗争。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下,由朱启钤主导,张謇等共同呼吁,著名画家金城、福开森参与谋划,并且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在1914年2月4日启用了“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古物陈列所才得以真正成立,紫禁城从此向公众打开。我的父亲是金城的挚友,也为后来故宫的最早一批顾问,据他对我讲,当时古物陈列所内汇集了热河、沈阳运抵北京的3000多箱20余万件文物,文华殿、体仁阁、武英殿、敬思殿都放满了文物。而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在1914年10月前后。
我们当时到古物陈列所报考临摹古画的人员统称为学员。要求无外乎两点,一是要求必须是年轻人,二是绘画基础成绩优异。那时候俞致贞家和我家离的很近,我俩就相约一道去报了名。之后先要选择自己想修习的国画品类,把大家按照花鸟、山水、人物三科进行分类,然后分到不同的三间画室内习画,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为今后临摹古画作好准备,特别是在古物南迁之前为古画留下副本。我还记得考试的时候使用的范本都是故宫的册页,通过临摹复制来甄别大家绘画水平的高低,我同俞致贞、张其翼等都是最早的第一期学员,我选择了修习花卉,女学员大都选择此类,俞致贞也是这样。后来我还兼画一些人 物,主要是以画佛像为主。刚刚开始的时候临摹的都是较小的画作,慢慢地才渐进临摹复杂的大画,通常是两人合临一张画,可以根据自己的绘画风格对古画进行遴选加以临摹,例如你在展览厅内看到感觉自己适合的古画,就可以取下来去临摹,并且有固定指导绘画的教师,临摹完的画作需要留下一份放在古物陈列所,自己也可以再临摹一份带回家中作为参考。我临摹的画作现在回忆起来数量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基本上都留在了故宮,也不曾带回家。后来张大千、于非淘、黄宾虹这几位先生都担任过我的绘画指导。他们不作专门分类指导,无论花卉、人物还是山水的绘画都可以兼顾负责,传授相应的技法。我们临摹完毕后就交给他们进行讲授,有不清楚的事项随时都可以去请教,比如画法、用色等。我记得黄宾虹对我讲画石头时要用飞白用笔,画树则要如同写篆字那样,另外如张大干谈及用笔技法以及于非圈在用色方面的讲授,现在这些话语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至于我们画画中所需要用到的颜色及笔墨都是我们自行准备,每个人都有用来存放用具的格子,物品可以放置在里面,公家不负担这笔费用。展览厅是同绘画临摹的房间彼此分开,不在一处,实际上是展览室后面的一处单独而且保密的小院,门前有保卫站岗,出入异常严格。院内备有独立的伙食房,喝水吃饭也都有专人照顾。刚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期学员差不多总共有二三十人,其中画人物的学员相对较少一些,以修习花卉的学员居多。有一段时期经常考试,大家共同临摹一副画作,然后由老师们逐一进行指导评讲。我在古物陈列所的时间比较长,毕业后也继续留在陈列所内临摹古画,共计有八年多的时间。后来日本军队进入了北京城,日本人也进驻了故宫,时常见到他们前来参观,观看我们作画并且派来专人修习临摹的技法,后来才知道这些日本学员是被强迫来的,而不是出于自愿。到后期在古物陈列所内临摹的人就愈来愈少,大家因为害怕不敢来了,慢慢地陈列所被关闭。古物陈列所内珍藏的书画最多,都是唐、宋、元、明、清的历代绘画精品。无论从数量、质量上都相当的可观。例如袁江、金廷标等内廷供奉的书画,宋元以来流传的真迹,还有王诜、郭熙、马远、倪瓒、王蒙、赵孟頫等诸家书画作品,都是近今所难得一见的妙品。明清诸家例如文征明、仇英、唐寅、沈周、董其昌、王翚、王原祁等的精品也是极多。古物陈列所开放古代绘画资源对于民国初年中国画画风转变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并且这种观摩性质的活动在当时较为普遍,如金城在世时还曾从古物陈列所中借出大量宋元明清名家真迹,以供入室弟子们临摹。记得我临过的画作数量及品类相当的庞杂,这里面临摹册页最多,例如清,王素《二十四孝工笔人物册》、五代,黄荃《长春花鸟册》,临摹历代诸名家花卉画作那就更多,在这里就暂且不多说了,此外还临摹过人物作品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等,另外对于明清佛像的画作也有比较深入的涉及。
古物陈列所对于古物的南迁有着重大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为南迁古物留下了摹本,陈列所聘任的指导教师也是肩负着鉴定南迁古物真伪的职责。今天我们来看待这次南迁,目的是为了防范于国宝的外流,这是具有着爱国意义的。然而最终清宫秘藏的明清书画珍品几乎全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抽空,又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并且对于北京故宫之文献整理工作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困难。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精品多来源于捐献,还有一部分是海外回流回来的。为此其倾注了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社会各界也应该感谢并记住那些为北京故宫倾力的爱国人士。令我有些怅然的是,当时临摹过的众多面作原件,现在几乎都藏在了台北故宫中,真的希望此生还能够有幸再见到它们的神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