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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秘诀
中国的公款吃喝令人触目惊心。《瞭望》报道说，中国20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难道美国官员那么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无奈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锁在柜子里，一点小花销都得打报告。而在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开预算，人大提供的有效审查有限，所以不花白不花。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有效审查预算，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破了胆”。再不济公众、媒体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就是个权力制衡而已。
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的有作用吗?最近国内媒体上沸沸扬扬的陈水扁案和马英九案，我就不多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听说的两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费。虽然赫维斯连连道歉并主动向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利用职位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一星期之间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当案子正式进入法庭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20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2005年7月的一天，宾州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众听证的情形下，贸然立法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给州里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结果，当地的一个政治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最后，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可见，美国官员不但没有鲍鱼燕窝吃，给自己添点工资都很难。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给降了下去，可见权力制衡对公款私用的影响并非子虚乌有。在不同权力中心的虎视眈眈下，议员们能给官员们开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1130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周围还有民众怒目圆睁，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钢是否用在刀刃上”的问题。20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的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儿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美国有个非营利性团体“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的公款。听听它的一些报告的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锱铢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艾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說法未必对，但是让政府花钱时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制衡体制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宴请不能超过50美元。英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也与此遥相呼应，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免费住了朋友的豪宅，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中国的公款吃喝令人触目惊心。《瞭望》报道说，中国20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难道美国官员那么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无奈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锁在柜子里，一点小花销都得打报告。而在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开预算，人大提供的有效审查有限，所以不花白不花。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有效审查预算，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破了胆”。再不济公众、媒体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就是个权力制衡而已。
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的有作用吗?最近国内媒体上沸沸扬扬的陈水扁案和马英九案，我就不多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听说的两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费。虽然赫维斯连连道歉并主动向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利用职位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一星期之间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当案子正式进入法庭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20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2005年7月的一天，宾州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众听证的情形下，贸然立法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给州里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结果，当地的一个政治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最后，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可见，美国官员不但没有鲍鱼燕窝吃，给自己添点工资都很难。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给降了下去，可见权力制衡对公款私用的影响并非子虚乌有。在不同权力中心的虎视眈眈下，议员们能给官员们开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1130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周围还有民众怒目圆睁，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钢是否用在刀刃上”的问题。20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的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儿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美国有个非营利性团体“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的公款。听听它的一些报告的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锱铢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艾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說法未必对，但是让政府花钱时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制衡体制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宴请不能超过50美元。英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也与此遥相呼应，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免费住了朋友的豪宅，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