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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些时，乘去闽南采风的机会，探访了位于晋江城外华表山麓的草庵。对于这处近年来名声日隆的宗教胜迹，我虽然早有耳闻，只是一旦身临其地，面对其景，依旧感到一种惊讶乃至震撼，心下禁不住赞叹：草庵！果然是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所在。有缘到此，端的不虚此行！
事后细细琢磨，此行之所以“不虚”，无疑关联着草庵非同寻常的宗教内涵。你想，作为华夏大地上的一处香火，草庵自然有佛祖供奉，但是，这佛祖却不是国人所熟知的沐浴着古印度恒河雨露的释迦牟尼，而是生活于古波斯王朝的贵族青年摩尼，即日后的“摩尼光佛”。这种宗教谱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无形中带给草庵以“间离”效应，将其化作国内无数佛教胜迹中灵致异样、无法类比的“这一个”。不仅如此，现存的草庵虽系民国时重修，但其历史渊源和基本构架，却可以追溯到九百多年前的南宋绍兴年间。它最初以草构筑，故名草庵。庵中那一尊依山凿壁而成的摩尼光佛坐像，大约形成于七百年前的元代，它的存在不仅串联起摩尼教自唐初进入中国后的载沉载浮、曲折经历，而且构成了该教在当今世界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的文物景观。1987年8月，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研讨会在瑞典隆德大学举行，草庵摩尼光佛坐像被确定为大会吉祥图案。世界摩尼教研究会也选取该像作为会徽。1991年2月，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新闻记者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莅临草庵，经现场考察，认定草庵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所有这些，犹如一支彩笔的多重皴染，让古朴质实的草庵愈发显得神采独具、不同凡响。
不过，对我来说，草庵更大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还是来自它与一代高僧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那种缘分和那番交集——1928年底和1929年秋，一向多在杭州和浙东寺院挂褡的大师，两度游方闽南。起初他打算经此去暹罗，没想到竟一再被眼前情境所吸引、所打动：这里不仅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可以使自己原本羸弱多病的身体摆脱严冬风雪之苦；同时佛教界内部很是纯洁，佛学教育的风气亦十分浓厚，显然有益于开展弘法事业。为此，1931年秋，已经52岁的弘一大师，在第三次抵达闽南时，就决定把自己的晚年交与这里。此后整整十度春秋，为了阐扬佛理，广结法缘，大师执着而坚忍的步履，遍及厦门、漳州、南安、惠安、泉州等地。正是在这段时光里，大师于1933年冬日、1935年腊月和1937年岁暮，三度来到晋江城外的草庵，分别有短则一月左右、长则将近三月的停留。于是，草庵成了大师晚年在闽南的重要驻锡地之一。
在驻锡草庵期间，大师主要是抄经、著述、宣佛以及“养疴习静”，除此之外，还应寺内主持之邀，留下了一批墨宝。如：为草庵新建僧舍所题的篆体匾额“意空楼”；题刻在草庵后面山岩上的大字楷书“万石梅峰”；题于寺内钟鼓架上的“集华严句”：“以戒为师”“勇猛护持于佛法，愿常利益诸世间”；还有为新修复的草庵石室题写的《重兴草庵碑》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墨宝当中，最切近大师的人格与心灵，同时也最具有思想和人文内涵的，当属他为草庵撰写的两副楹联。
二
楹联之一：
草 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这是大师为草庵撰写的一副藏头门联（以下简称门联），上下联的第一个字正好构成“草庵”之谓。此联高悬于今日草庵的堂柱之上。按此联下款注明的“岁次甲戌正月”，当系大师1933年冬日首次驻锡草庵，羁留至翌年二月期间所题。这副门联虽然在整体上保持着佛家用语浅显平易的特点，但仍有三个问题有待辨析和厘清。
首先，门联上联中“草 不除”的“ ”字，已从现代汉语消失，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乃至收录更为广博的《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均不收此字。我找到“ ”字是在《康熙字典》里。该字典引用清代藏书家吴任臣《字汇补》的说法告诉我们： ，“古与積字通”。《说文》段注曰：“積，聚也。”由此可知，“積”是形容词，大师笔下的“草 ”指的是青草聚集的状貌，惟其如此，“草 不除”才显得生意满满。也正因为如此，有学院中人在谈到大师草庵门聯时，把“草 ”之“ ”写成专指小草之一种的“蘵”字，就难免鲁鱼亥豕之嫌了。
其次，大师写给草庵的门联，竟然还有另一版本，而这异样版本的提供者同样是大师本人。1938年夏，大师离开厦门到达晋江附近的安海。应当地居士之请，手书草庵门联相赠，而手书的该联上联“便觉眼前生意满”，已改作“时觉眼前生意满”。除此之外，大师还写了《书草庵门联补跋》。文曰：
此数年前为草庵所撰寺门联句。下七字疑似古人旧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满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起仁民爱物之怀也。
这段跋文对门联的内容作了扼要辟透的说明，却偏偏不曾涉及何以要将“便觉”改为“时觉”。看来要搞清此中原委，只能由我们尽量回到当年的语境和现场，作设身处地的推测了。
可以肯定的是，大师的记忆没有错，“便觉眼前生意满”确系“古人旧句”。其准确出处是南宋诗人张栻的七绝《立春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从该诗意脉看，第三句“便觉眼前生意满”，是对第二句“春到人间草木知”的主观化和具象化，表达了诗人眼中绿茵萌动、生机盎然的春日气象。大师原本是中国近代文坛艺苑的巨擘和奇才，腹笥异常充盈，张栻的《立春偶成》想必早已印入脑海、烂熟于心。惟其如此，当他为草庵撰写门联时，看到眼前春回人间、绿意葱茏的情景，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便觉眼前生意满”的诗句，感到二者氛围相近、意境相合，于是，遂将此句信手拈来，移入笔下，对于楹联撰写而言，此乃司空见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张栻这句“便觉眼前生意满”，在明清两代的文章尤其是楹联中曾被辗转流布和一再化用。其中“便觉”二字则因为语境或引者的不同而不时出现异文，被屡屡改写为“顿觉”“时觉”“更觉”“须觉”等。这当中有自觉的更替，也有不自觉的误植。那么，大师手书的门联改“便觉”为“时觉”属于哪种情况？我以为应当是前者。 中国的楹联艺术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与圭臬，那就是对仗。所谓对仗不单单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两两并置，而且还规定一副联语中，声韵必须平仄协调，词性一定虚实呼应。以这样的规范作为标准，来衡量大师笔下最初的草庵门联，不难发现，以上联的“便觉”对下联的“勿忘”，无论声韵还是词性，都算不上工稳，至少还有推敲的空间或润色的必要；而一旦改“便觉”为“时觉”，其整体效果便顿见起色，趋于圆融。这时，我们仿佛找到了破解门联异文的可靠路径——大师最初拟联，因系借用“古人旧句”，所以自然忠实于记忆，照旧写作“便觉”。但他很快觉察到这样一仍其旧，给门联的对仗留下了瑕疵。出于早年养成的追求艺术完美的习惯，他有意加以补救，只是此种文人心曲，是不宜由“六根清净”的出家人明白表达的。于是，他在手书门联赠送他人时，悄然进行了语词置换，完成了对门联的不“改”之“改”，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倘若以上推测不谬，窃以为，“时觉眼前生意满”，才是大师对草庵门联的最后定稿或曰终极审美。当然，让大师始料不及的是，他这一番用心良苦的“亡羊补牢”，竟给后人增添了若干欣赏的困惑与称引的麻烦。
还有，出现于门联下联的“苦人”二字亦值得深味。与上联相对应，下联的后七字也是借用“古人旧句”。所谓“勿忘世上苦人多”，曾作为楹联的核心语义，以原句或变格见之于明清两代多地官衙的厅堂仪门，其语源似可追溯到唐代白居易的诗句：“岁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毫无疑问，在见诸官衙府邸的楹联里，所谓“苦人”是世俗意义的，指的是“庶民”“细民”“草民”，一句“勿忘世上苦人多”，折现的是儒家的仁政观念和民本思想。白居易的登大云寺诗，尽管携带了浓浓的释家意味，只是其中所说的“苦人”恐怕依旧叠印着“惟歌生民病”的“生民”。
“苦人”一词进入大师笔下，当然会直通佛教哲学，进而衔接起佛家“苦谛”常说的“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种苦等无量诸苦，并最终铸就超脱现世的精神坐标。不过，具体到草庵门联而言，“勿忘世上苦人多”才是完整的语义表达，这句话原本具有浓郁的儒家气息，不仅为“苦人”的称谓增添了俗世色彩和人间味道，而且使整副门联在出世的语境里透显出入世的情怀。关于这一点，将上下联合璧作整体观赏时，感受会格外强烈。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草庵门联里，大师让佛门的慈悲之旨与儒家的仁爱之心亦此亦彼，水乳交融，化为一种宏阔博大的生命境界。这时，我不禁想起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大师为何出家的种种思议。诸如，父辈影响说，家族败落说，理想幻灭说，精神遁世说，生命层级说……其实，从草庵门联的内容看，说大师的出家是践行一种既自省又省人的生命方式，似乎亦无大错。毕竟普度众生才是大乘佛教的理想旨归。
三
弘一大师为草庵撰写的另一副楹联，如今悬挂在寺内摩尼光佛坐像的两侧（以下简称佛联）。联曰：
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
史乘记载，于此有明贤读书。
是联上款书：“后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仲冬，草庵题句以志遗念”，下款书：“晋水无尽藏院沙门演音，时年五十有四”，据此可知，佛联与门联一样，同为大师首次驻锡草庵所题，只是具体时间较之门联要早些，其间隔了一个年关，故而落款有癸酉与甲戌之别，以及（民国）“后二十二年”之说。至于佛联的内容，大师在四年后撰写的《重兴草庵碑》中，曾有过简明扼要的解释：
草庵肇兴，盖在宋代，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有龙泉岩，其地幽胜。尔时十八硕儒，读书其间，后悉登进，位跻贵显。殿供石佛，昔为岩壁，常现金容，因依其形，劖造石像。余题句云：“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显影；史乘记载，于此有明贤读书。”……
佛联和《重兴草庵碑》涉及与草庵相关的两件旧事——“文佛显影”和“明贤读书”。对前一件事，大约是嫌其过于神奇，大师仿佛并非真信，所以联语用“相传”一词作为限定，而碑文亦重在交代石像“因依其形，劖造石像”的过程。对后一件事，大师应当深信其真，因为它有“史乘记载”作为依据。不过，从今人研究草庵的成果看，这些记载亦多有夸饰想象、以讹传讹的成分。其中有迹可循且经得起推敲的史实是，明代嘉靖年间，草庵附近确曾有过一所“清泉书院”，书院也确曾培养了一批儒生士子，其中有的也确实收获了功名。至于碑文所写“十八硕儒……后悉登进，位跻显贵”云云，则并不可考。由此可见，大师题写佛联，果真是“以志遗念”，即意在寄托对草庵的留恋与怀念，而没有在史实方面顾及太多。
佛联真正引人瞩目之处是如下细节：大师拥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和精湛的佛学造诣，按说，他不可能不清楚草庵的摩尼教背景，也不可能无视草庵内迄今尚存的摩尼教遗痕，更不可能看不出摩尼光佛石像所存在的不尽合佛家规范之处，如明清学者早就指出的“道貌佛身”“释老合一”等。但在佛联里，大师全然回避了这些，而依旧称呼像主为“石佛”“文佛”——在梵语中，“文”是牟尼的缩音，故而释迦牟尼又可译作“释迦文”，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就可简称为“文佛”——大师何以如此？这应当涉及他宽广的胸襟和相当开放的宗教观念。在著名演讲《南闽十年之梦影》里，大师明言：“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显然不是每个佛门中人都能具有的。
不仅如此，对整个宗教信仰问题，大师都持一种宽容公允的态度。1917年，他虽未正式出家，但已同佛结缘。而在致刘质平的信中，他却写道：“心不定，可以习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显然，大师把平等、自由、一视同仁的原则，引入了宗教信仰。而这几乎构成了大师一生的持守。据说，在惠安弘法时，曾有担任小学校长的基督徒庄连福，因慕大师之名前来拜访，但大师的徒弟认为异教不能相容，所以不予引见。大师知道后，遂命徒弟登门赔罪，并带去手书的佛经和条幅相赠。庄连福被大师的山海胸襟所感动，从此，他不仅一有机会就前来聆听大师讲经，而且还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将当年的现场情景传至后人。明白了这一点，再來看大师草庵佛联对摩尼光佛的称谓，便觉得一切可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由于旅程紧促，当日的草庵之行未免有些步履匆匆。然而，那里的一切，尤其是弘一大师留下的两副楹联，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进而不时引发一些属于文人的思索：宗教在何处与人文交集？创作怎样才能融入人格的力量？艺术如何才能抵御岁月的销蚀？这些似乎都可以从大师的楹联中获得启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这是赵朴初先生为纪念弘一大师百年诞辰而写下的诗句。在我看来，这诗的意境恰好投射到草庵之中，所以，就用“天心月圆映草庵”作为文章的题目吧！
责任编辑：梁智强
作者简介：
古耜，作家、学者、评论家。曾在国内200多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出版《鲁迅和他的周边》等个人著作6部，主编各类文集40余种。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
前些时，乘去闽南采风的机会，探访了位于晋江城外华表山麓的草庵。对于这处近年来名声日隆的宗教胜迹，我虽然早有耳闻，只是一旦身临其地，面对其景，依旧感到一种惊讶乃至震撼，心下禁不住赞叹：草庵！果然是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所在。有缘到此，端的不虚此行！
事后细细琢磨，此行之所以“不虚”，无疑关联着草庵非同寻常的宗教内涵。你想，作为华夏大地上的一处香火，草庵自然有佛祖供奉，但是，这佛祖却不是国人所熟知的沐浴着古印度恒河雨露的释迦牟尼，而是生活于古波斯王朝的贵族青年摩尼，即日后的“摩尼光佛”。这种宗教谱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无形中带给草庵以“间离”效应，将其化作国内无数佛教胜迹中灵致异样、无法类比的“这一个”。不仅如此，现存的草庵虽系民国时重修，但其历史渊源和基本构架，却可以追溯到九百多年前的南宋绍兴年间。它最初以草构筑，故名草庵。庵中那一尊依山凿壁而成的摩尼光佛坐像，大约形成于七百年前的元代，它的存在不仅串联起摩尼教自唐初进入中国后的载沉载浮、曲折经历，而且构成了该教在当今世界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的文物景观。1987年8月，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研讨会在瑞典隆德大学举行，草庵摩尼光佛坐像被确定为大会吉祥图案。世界摩尼教研究会也选取该像作为会徽。1991年2月，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新闻记者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莅临草庵，经现场考察，认定草庵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所有这些，犹如一支彩笔的多重皴染，让古朴质实的草庵愈发显得神采独具、不同凡响。
不过，对我来说，草庵更大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还是来自它与一代高僧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那种缘分和那番交集——1928年底和1929年秋，一向多在杭州和浙东寺院挂褡的大师，两度游方闽南。起初他打算经此去暹罗，没想到竟一再被眼前情境所吸引、所打动：这里不仅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可以使自己原本羸弱多病的身体摆脱严冬风雪之苦；同时佛教界内部很是纯洁，佛学教育的风气亦十分浓厚，显然有益于开展弘法事业。为此，1931年秋，已经52岁的弘一大师，在第三次抵达闽南时，就决定把自己的晚年交与这里。此后整整十度春秋，为了阐扬佛理，广结法缘，大师执着而坚忍的步履，遍及厦门、漳州、南安、惠安、泉州等地。正是在这段时光里，大师于1933年冬日、1935年腊月和1937年岁暮，三度来到晋江城外的草庵，分别有短则一月左右、长则将近三月的停留。于是，草庵成了大师晚年在闽南的重要驻锡地之一。
在驻锡草庵期间，大师主要是抄经、著述、宣佛以及“养疴习静”，除此之外，还应寺内主持之邀，留下了一批墨宝。如：为草庵新建僧舍所题的篆体匾额“意空楼”；题刻在草庵后面山岩上的大字楷书“万石梅峰”；题于寺内钟鼓架上的“集华严句”：“以戒为师”“勇猛护持于佛法，愿常利益诸世间”；还有为新修复的草庵石室题写的《重兴草庵碑》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墨宝当中，最切近大师的人格与心灵，同时也最具有思想和人文内涵的，当属他为草庵撰写的两副楹联。
二
楹联之一：
草 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这是大师为草庵撰写的一副藏头门联（以下简称门联），上下联的第一个字正好构成“草庵”之谓。此联高悬于今日草庵的堂柱之上。按此联下款注明的“岁次甲戌正月”，当系大师1933年冬日首次驻锡草庵，羁留至翌年二月期间所题。这副门联虽然在整体上保持着佛家用语浅显平易的特点，但仍有三个问题有待辨析和厘清。
首先，门联上联中“草 不除”的“ ”字，已从现代汉语消失，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乃至收录更为广博的《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均不收此字。我找到“ ”字是在《康熙字典》里。该字典引用清代藏书家吴任臣《字汇补》的说法告诉我们： ，“古与積字通”。《说文》段注曰：“積，聚也。”由此可知，“積”是形容词，大师笔下的“草 ”指的是青草聚集的状貌，惟其如此，“草 不除”才显得生意满满。也正因为如此，有学院中人在谈到大师草庵门聯时，把“草 ”之“ ”写成专指小草之一种的“蘵”字，就难免鲁鱼亥豕之嫌了。
其次，大师写给草庵的门联，竟然还有另一版本，而这异样版本的提供者同样是大师本人。1938年夏，大师离开厦门到达晋江附近的安海。应当地居士之请，手书草庵门联相赠，而手书的该联上联“便觉眼前生意满”，已改作“时觉眼前生意满”。除此之外，大师还写了《书草庵门联补跋》。文曰：
此数年前为草庵所撰寺门联句。下七字疑似古人旧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满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起仁民爱物之怀也。
这段跋文对门联的内容作了扼要辟透的说明，却偏偏不曾涉及何以要将“便觉”改为“时觉”。看来要搞清此中原委，只能由我们尽量回到当年的语境和现场，作设身处地的推测了。
可以肯定的是，大师的记忆没有错，“便觉眼前生意满”确系“古人旧句”。其准确出处是南宋诗人张栻的七绝《立春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从该诗意脉看，第三句“便觉眼前生意满”，是对第二句“春到人间草木知”的主观化和具象化，表达了诗人眼中绿茵萌动、生机盎然的春日气象。大师原本是中国近代文坛艺苑的巨擘和奇才，腹笥异常充盈，张栻的《立春偶成》想必早已印入脑海、烂熟于心。惟其如此，当他为草庵撰写门联时，看到眼前春回人间、绿意葱茏的情景，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便觉眼前生意满”的诗句，感到二者氛围相近、意境相合，于是，遂将此句信手拈来，移入笔下，对于楹联撰写而言，此乃司空见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张栻这句“便觉眼前生意满”，在明清两代的文章尤其是楹联中曾被辗转流布和一再化用。其中“便觉”二字则因为语境或引者的不同而不时出现异文，被屡屡改写为“顿觉”“时觉”“更觉”“须觉”等。这当中有自觉的更替，也有不自觉的误植。那么，大师手书的门联改“便觉”为“时觉”属于哪种情况？我以为应当是前者。 中国的楹联艺术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与圭臬，那就是对仗。所谓对仗不单单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两两并置，而且还规定一副联语中，声韵必须平仄协调，词性一定虚实呼应。以这样的规范作为标准，来衡量大师笔下最初的草庵门联，不难发现，以上联的“便觉”对下联的“勿忘”，无论声韵还是词性，都算不上工稳，至少还有推敲的空间或润色的必要；而一旦改“便觉”为“时觉”，其整体效果便顿见起色，趋于圆融。这时，我们仿佛找到了破解门联异文的可靠路径——大师最初拟联，因系借用“古人旧句”，所以自然忠实于记忆，照旧写作“便觉”。但他很快觉察到这样一仍其旧，给门联的对仗留下了瑕疵。出于早年养成的追求艺术完美的习惯，他有意加以补救，只是此种文人心曲，是不宜由“六根清净”的出家人明白表达的。于是，他在手书门联赠送他人时，悄然进行了语词置换，完成了对门联的不“改”之“改”，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倘若以上推测不谬，窃以为，“时觉眼前生意满”，才是大师对草庵门联的最后定稿或曰终极审美。当然，让大师始料不及的是，他这一番用心良苦的“亡羊补牢”，竟给后人增添了若干欣赏的困惑与称引的麻烦。
还有，出现于门联下联的“苦人”二字亦值得深味。与上联相对应，下联的后七字也是借用“古人旧句”。所谓“勿忘世上苦人多”，曾作为楹联的核心语义，以原句或变格见之于明清两代多地官衙的厅堂仪门，其语源似可追溯到唐代白居易的诗句：“岁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毫无疑问，在见诸官衙府邸的楹联里，所谓“苦人”是世俗意义的，指的是“庶民”“细民”“草民”，一句“勿忘世上苦人多”，折现的是儒家的仁政观念和民本思想。白居易的登大云寺诗，尽管携带了浓浓的释家意味，只是其中所说的“苦人”恐怕依旧叠印着“惟歌生民病”的“生民”。
“苦人”一词进入大师笔下，当然会直通佛教哲学，进而衔接起佛家“苦谛”常说的“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种苦等无量诸苦，并最终铸就超脱现世的精神坐标。不过，具体到草庵门联而言，“勿忘世上苦人多”才是完整的语义表达，这句话原本具有浓郁的儒家气息，不仅为“苦人”的称谓增添了俗世色彩和人间味道，而且使整副门联在出世的语境里透显出入世的情怀。关于这一点，将上下联合璧作整体观赏时，感受会格外强烈。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草庵门联里，大师让佛门的慈悲之旨与儒家的仁爱之心亦此亦彼，水乳交融，化为一种宏阔博大的生命境界。这时，我不禁想起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大师为何出家的种种思议。诸如，父辈影响说，家族败落说，理想幻灭说，精神遁世说，生命层级说……其实，从草庵门联的内容看，说大师的出家是践行一种既自省又省人的生命方式，似乎亦无大错。毕竟普度众生才是大乘佛教的理想旨归。
三
弘一大师为草庵撰写的另一副楹联，如今悬挂在寺内摩尼光佛坐像的两侧（以下简称佛联）。联曰：
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
史乘记载，于此有明贤读书。
是联上款书：“后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仲冬，草庵题句以志遗念”，下款书：“晋水无尽藏院沙门演音，时年五十有四”，据此可知，佛联与门联一样，同为大师首次驻锡草庵所题，只是具体时间较之门联要早些，其间隔了一个年关，故而落款有癸酉与甲戌之别，以及（民国）“后二十二年”之说。至于佛联的内容，大师在四年后撰写的《重兴草庵碑》中，曾有过简明扼要的解释：
草庵肇兴，盖在宋代，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有龙泉岩，其地幽胜。尔时十八硕儒，读书其间，后悉登进，位跻贵显。殿供石佛，昔为岩壁，常现金容，因依其形，劖造石像。余题句云：“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显影；史乘记载，于此有明贤读书。”……
佛联和《重兴草庵碑》涉及与草庵相关的两件旧事——“文佛显影”和“明贤读书”。对前一件事，大约是嫌其过于神奇，大师仿佛并非真信，所以联语用“相传”一词作为限定，而碑文亦重在交代石像“因依其形，劖造石像”的过程。对后一件事，大师应当深信其真，因为它有“史乘记载”作为依据。不过，从今人研究草庵的成果看，这些记载亦多有夸饰想象、以讹传讹的成分。其中有迹可循且经得起推敲的史实是，明代嘉靖年间，草庵附近确曾有过一所“清泉书院”，书院也确曾培养了一批儒生士子，其中有的也确实收获了功名。至于碑文所写“十八硕儒……后悉登进，位跻显贵”云云，则并不可考。由此可见，大师题写佛联，果真是“以志遗念”，即意在寄托对草庵的留恋与怀念，而没有在史实方面顾及太多。
佛联真正引人瞩目之处是如下细节：大师拥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和精湛的佛学造诣，按说，他不可能不清楚草庵的摩尼教背景，也不可能无视草庵内迄今尚存的摩尼教遗痕，更不可能看不出摩尼光佛石像所存在的不尽合佛家规范之处，如明清学者早就指出的“道貌佛身”“释老合一”等。但在佛联里，大师全然回避了这些，而依旧称呼像主为“石佛”“文佛”——在梵语中，“文”是牟尼的缩音，故而释迦牟尼又可译作“释迦文”，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就可简称为“文佛”——大师何以如此？这应当涉及他宽广的胸襟和相当开放的宗教观念。在著名演讲《南闽十年之梦影》里，大师明言：“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显然不是每个佛门中人都能具有的。
不仅如此，对整个宗教信仰问题，大师都持一种宽容公允的态度。1917年，他虽未正式出家，但已同佛结缘。而在致刘质平的信中，他却写道：“心不定，可以习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显然，大师把平等、自由、一视同仁的原则，引入了宗教信仰。而这几乎构成了大师一生的持守。据说，在惠安弘法时，曾有担任小学校长的基督徒庄连福，因慕大师之名前来拜访，但大师的徒弟认为异教不能相容，所以不予引见。大师知道后，遂命徒弟登门赔罪，并带去手书的佛经和条幅相赠。庄连福被大师的山海胸襟所感动，从此，他不仅一有机会就前来聆听大师讲经，而且还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将当年的现场情景传至后人。明白了这一点，再來看大师草庵佛联对摩尼光佛的称谓，便觉得一切可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由于旅程紧促，当日的草庵之行未免有些步履匆匆。然而，那里的一切，尤其是弘一大师留下的两副楹联，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进而不时引发一些属于文人的思索：宗教在何处与人文交集？创作怎样才能融入人格的力量？艺术如何才能抵御岁月的销蚀？这些似乎都可以从大师的楹联中获得启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这是赵朴初先生为纪念弘一大师百年诞辰而写下的诗句。在我看来，这诗的意境恰好投射到草庵之中，所以，就用“天心月圆映草庵”作为文章的题目吧！
责任编辑：梁智强
作者简介：
古耜，作家、学者、评论家。曾在国内200多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出版《鲁迅和他的周边》等个人著作6部，主编各类文集40余种。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