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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霸王别姬》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发人深思。悲剧不断上演，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根本原因在于人治凌驾于法治，法治缺失带来人性的扭曲，继而便是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没有法治，就没有人权，就没有理性，不论是封建国家、民国时代，还是全民疯狂的文革时期，社会的伤痛需要时间抚平，也需要进行对法治和历史的反思。
关键词：霸王别姬；法制史；法治缺失；人性悲剧；反思
《霸王别姬》时隔多年，仍然是津津乐道的精华作品。程蝶衣、段小楼、菊仙，是本片中最重要的三个角色，被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表现的淋漓尽致，里面的爱恨喜悲牵动着观众的心。先就这三个人物分析一下法治缺失下人性的悲剧。
有人说，菊仙果敢，确实，她认定段小楼后便自己“净身出户”连鞋子都不剩地向老鸨赎了身，自己找到段小楼，当众人的面儿要求明媒正娶。她骄傲，她圆滑，是她拿了剑说了话请动了袁四爷为蝶衣作证，也是她懂得烧掉可能引火上身的“四旧”。
但是这样一个女人，经历了风风雨雨，却经不住批斗大会上自己爱人的“揭发”，回家穿了结婚时的红衣，上吊死了。有人分析说，“她可以看清世局，却没有看清在自己身边的爱人，于是最终出卖她逼她上绝路的，并不是世局的残酷，而是段小楼的冷酷。”她可以凌驾于世局，却做不到超然于爱情，于是终要做爱的殉难者，或许这也揭示了她的悲剧性根源：缺少独立的人格。”①女性本就是柔弱的代表，独立性的缺乏是常态，但若假设那是一个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时代，法制健全，则代表全民心智成熟许多，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封建传统的保守观念与情感就不会如此明显地左右着一个女人的一生。
而段小楼和程蝶衣二人经历了“辫子时代”，又经历日军侵华，继而是昏聩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后来是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每一个阶段较之前一个阶段都是进步的，但是百姓开化程度低和时代的局限以及历史落后的残留让这两个一心做角儿维护国粹的人们在时代的汪洋大海中难以安身立命，什么都在变，说变就变，因为一切都是“人”在制定在执行。法制在他们的时代里，并没有随着统治者或者执政党的更迭而改善，一切的风云变幻不过是人们凭着直觉和愿望搭建起来的，没有法治的维护，社会不可能不乱作一团。
而若说时代烙印最深刻的，当属段小楼，初始，他拟将舞台上的霸王气概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在小日本真的侵占了北平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茶壶拍在了抢穿戏衣的日本军人头上，导致入狱。在随后的国民党执政期间，他依然可以为程蝶衣执刀与国民党军队对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安危。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铁骨铮铮的汉子，却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腰变节，从附和“现代京剧”说，到抛弃程蝶衣，接受与小四同台演出，再被迫举砖自砸脑门，再到最后对程蝶衣的控诉，对菊仙的划清界限，我们看到了英雄气节的一点一点流失，直到变成了一个纯世俗中人，一个为了自己可以不惜出卖朋友妻子的人。
每一个个人的命运汇集起来便是民族的命运，我们不从中华民族当时的落后性和劣根性那么深的层次来讨论造成这三位主角悲剧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多少冤假错案多少无辜生命，民主法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表现在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个人崇拜严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民主法制制度无法发挥作用，四人帮为所欲为纲纪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当时轰动京城的京剧艺术家，又能怎样？这是人治要把人逼疯。
后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除了这三大主角，对影片中的许多戏份并不多的角色也印象颇深，他们也是蜷缩在这一个个更迭变换的时代潮流下的小小一员，不论曾经是否叱咤风云是否权倾一时，都是云烟。比如张公公，曾经奢靡有权势，后来呆坐在地上卖烟，俨然一个老太太。
又比如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彻整个剧场时，一个对小四的满怀向往的表情特写中，埋伏着转折的悬念，小四从此发生了改变，背叛了师傅，并换取了师傅的角色，可后来把师傅们斗下去后自己扮成虞姬被红卫兵们发现，下场可想而知。
还有程段二人的“经纪人”那坤，何等圆滑世故游刃有余，两位名角儿的成功有他的一份功劳，可是到最后他给段小楼递上砖头时的表情呆滞木讷，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八面玲珑，形同木偶。
再如袁四爷，“四爷死得很惨。但在江山易色权力更迭的大时代里，那样的结局，也是寻常。政治历史，翻云覆雨，不问苍生。谁是谁非都不好说，无辜被牺牲，也只能认了。四爷冤枉与否，我们无从得知。但那样的死法必不好受（实际上怎么死也好受不了）。正是众叛亲离，英雄末路。在时代的巨力下，盖世的豪杰也只是芥尘，眼睁睁看着自己，碎为齑粉。”
陈凯歌导演在这部剧中透出了对中国法治和历史的思考。和陈导熟识的周大伟在一文中说：“陈凯歌对我讲的一句话，倒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绕梁绝响。他对我说：你是读法律的，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学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吗？看得出，陈凯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着对我的专业之不幸的深切同情。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好好的一个小伙子，看上去既不呆也不傻，你在中国学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去学法律呢？这么多年来，陈凯歌的这句问话隐隐约约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一个痛点。不庸讳言，陈凯歌的这句问话也或明或暗地触到了中国法制的一个痛点……最有底蕴的倒是《霸王别姬》。对我而言，其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张国荣的尽显绝代风华的兰花指水袖舞以及影片结尾时宝剑落地的"当啷"一声绝响，而是陈凯歌对从历史的角度乃至人性的角度深层次对文革的透彻分析。这个电影至少告诉人们，在黑暗年代里，每一个人的人格几乎都是扭曲的，在这一点上名伶们与普通人并没有天壤之别。”
华丽的影像，史诗的格局，艺术的渲染，《霸王别姬》这出戏，这本书，带给了人们太多的精神营养和思考角度。理性文明的社会，不能靠个人崇拜来维持秩序，不能把传统精华当做腐朽和破旧，不能逼着人去吃人。而这一切的进步，要靠一代一代人去反思，去纠正，去摒弃旧思维培养新习惯。法制的健全还需要人们的智慧去实现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人性可以变得更美好，生活可以变得更惬意，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时代的真正到来，让中国法制史日渐光辉，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引文注释（参考文献）
天涯社区网友“无意归”，《霸王别姬》对历史的拷问，2006年04月04日
豆瓣，网友“古早味”，霸王别姬——袁四爷，2010年4月29日
中国法学网，周大伟，悲观与乐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
没有法治，就没有人权，就没有理性，不论是封建国家、民国时代，还是全民疯狂的文革时期，社会的伤痛需要时间抚平，也需要进行对法治和历史的反思。
关键词：霸王别姬；法制史；法治缺失；人性悲剧；反思
《霸王别姬》时隔多年，仍然是津津乐道的精华作品。程蝶衣、段小楼、菊仙，是本片中最重要的三个角色，被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表现的淋漓尽致，里面的爱恨喜悲牵动着观众的心。先就这三个人物分析一下法治缺失下人性的悲剧。
有人说，菊仙果敢，确实，她认定段小楼后便自己“净身出户”连鞋子都不剩地向老鸨赎了身，自己找到段小楼，当众人的面儿要求明媒正娶。她骄傲，她圆滑，是她拿了剑说了话请动了袁四爷为蝶衣作证，也是她懂得烧掉可能引火上身的“四旧”。
但是这样一个女人，经历了风风雨雨，却经不住批斗大会上自己爱人的“揭发”，回家穿了结婚时的红衣，上吊死了。有人分析说，“她可以看清世局，却没有看清在自己身边的爱人，于是最终出卖她逼她上绝路的，并不是世局的残酷，而是段小楼的冷酷。”她可以凌驾于世局，却做不到超然于爱情，于是终要做爱的殉难者，或许这也揭示了她的悲剧性根源：缺少独立的人格。”①女性本就是柔弱的代表，独立性的缺乏是常态，但若假设那是一个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时代，法制健全，则代表全民心智成熟许多，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封建传统的保守观念与情感就不会如此明显地左右着一个女人的一生。
而段小楼和程蝶衣二人经历了“辫子时代”，又经历日军侵华，继而是昏聩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后来是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每一个阶段较之前一个阶段都是进步的，但是百姓开化程度低和时代的局限以及历史落后的残留让这两个一心做角儿维护国粹的人们在时代的汪洋大海中难以安身立命，什么都在变，说变就变，因为一切都是“人”在制定在执行。法制在他们的时代里，并没有随着统治者或者执政党的更迭而改善，一切的风云变幻不过是人们凭着直觉和愿望搭建起来的，没有法治的维护，社会不可能不乱作一团。
而若说时代烙印最深刻的，当属段小楼，初始，他拟将舞台上的霸王气概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在小日本真的侵占了北平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茶壶拍在了抢穿戏衣的日本军人头上，导致入狱。在随后的国民党执政期间，他依然可以为程蝶衣执刀与国民党军队对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安危。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铁骨铮铮的汉子，却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腰变节，从附和“现代京剧”说，到抛弃程蝶衣，接受与小四同台演出，再被迫举砖自砸脑门，再到最后对程蝶衣的控诉，对菊仙的划清界限，我们看到了英雄气节的一点一点流失，直到变成了一个纯世俗中人，一个为了自己可以不惜出卖朋友妻子的人。
每一个个人的命运汇集起来便是民族的命运，我们不从中华民族当时的落后性和劣根性那么深的层次来讨论造成这三位主角悲剧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多少冤假错案多少无辜生命，民主法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表现在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个人崇拜严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民主法制制度无法发挥作用，四人帮为所欲为纲纪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当时轰动京城的京剧艺术家，又能怎样？这是人治要把人逼疯。
后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除了这三大主角，对影片中的许多戏份并不多的角色也印象颇深，他们也是蜷缩在这一个个更迭变换的时代潮流下的小小一员，不论曾经是否叱咤风云是否权倾一时，都是云烟。比如张公公，曾经奢靡有权势，后来呆坐在地上卖烟，俨然一个老太太。
又比如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彻整个剧场时，一个对小四的满怀向往的表情特写中，埋伏着转折的悬念，小四从此发生了改变，背叛了师傅，并换取了师傅的角色，可后来把师傅们斗下去后自己扮成虞姬被红卫兵们发现，下场可想而知。
还有程段二人的“经纪人”那坤，何等圆滑世故游刃有余，两位名角儿的成功有他的一份功劳，可是到最后他给段小楼递上砖头时的表情呆滞木讷，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八面玲珑，形同木偶。
再如袁四爷，“四爷死得很惨。但在江山易色权力更迭的大时代里，那样的结局，也是寻常。政治历史，翻云覆雨，不问苍生。谁是谁非都不好说，无辜被牺牲，也只能认了。四爷冤枉与否，我们无从得知。但那样的死法必不好受（实际上怎么死也好受不了）。正是众叛亲离，英雄末路。在时代的巨力下，盖世的豪杰也只是芥尘，眼睁睁看着自己，碎为齑粉。”
陈凯歌导演在这部剧中透出了对中国法治和历史的思考。和陈导熟识的周大伟在一文中说：“陈凯歌对我讲的一句话，倒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绕梁绝响。他对我说：你是读法律的，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学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吗？看得出，陈凯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着对我的专业之不幸的深切同情。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好好的一个小伙子，看上去既不呆也不傻，你在中国学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去学法律呢？这么多年来，陈凯歌的这句问话隐隐约约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一个痛点。不庸讳言，陈凯歌的这句问话也或明或暗地触到了中国法制的一个痛点……最有底蕴的倒是《霸王别姬》。对我而言，其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张国荣的尽显绝代风华的兰花指水袖舞以及影片结尾时宝剑落地的"当啷"一声绝响，而是陈凯歌对从历史的角度乃至人性的角度深层次对文革的透彻分析。这个电影至少告诉人们，在黑暗年代里，每一个人的人格几乎都是扭曲的，在这一点上名伶们与普通人并没有天壤之别。”
华丽的影像，史诗的格局，艺术的渲染，《霸王别姬》这出戏，这本书，带给了人们太多的精神营养和思考角度。理性文明的社会，不能靠个人崇拜来维持秩序，不能把传统精华当做腐朽和破旧，不能逼着人去吃人。而这一切的进步，要靠一代一代人去反思，去纠正，去摒弃旧思维培养新习惯。法制的健全还需要人们的智慧去实现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人性可以变得更美好，生活可以变得更惬意，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时代的真正到来，让中国法制史日渐光辉，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引文注释（参考文献）
天涯社区网友“无意归”，《霸王别姬》对历史的拷问，2006年04月04日
豆瓣，网友“古早味”，霸王别姬——袁四爷，2010年4月29日
中国法学网，周大伟，悲观与乐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