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靠特殊的制度整合内部的多元差异，有的国家则是在跨国体制中谋求繁荣与和平。对它们来说，内政与外交的区别不再那么绝对，甚至寻求把不同国家整合为共同体。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去年9月造访卢森堡讨论脱欧问题，当地反脱欧的英国侨民群集抗议这位脱欧派首相，鲍里斯大概觉得难堪，选择不出席与卢国首相贝特尔的共同记者会。贝特尔首相独自出席发言，不时调侃英国首相鲍里斯未现身留下的空讲台，向对方喊话：“他（鲍里斯）手握所有英国公民的未来，这是他的责任……不能为了政党的政治利益而把人民的未来作为人质。”现场围观的英国侨民不停鼓掌叫好。

　　到了1890年，由于荷兰国王的继承问题，卢森堡大公才真正独立出来。

　　英国支持脱欧派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推动脱欧的党派之一—英国民粹党在脸书上贴出一张数据图表，说卢森堡是欧盟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从欧盟得到的回报高达投入的3304%，英国则是所有会员国中最亏本的，要赔上62%。
　　这则数据虽然被专业辟谣网站打脸为造假，但是有一件事却没说错，那就是卢森堡确实受益甚多，也是最热心支持欧盟体系的国家。卢森堡人把整个欧洲作为自己的舞台，担任欧盟执委会主席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卢森堡的“欧盟之梦”

　　卢森堡向北是“低地国”荷兰与比利时，西面与东面分别是法国与德国，距离莱茵河流域也甚近，因此容易成为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拿破仑麾下的重要智囊卡诺就说过，法国只要拿下卢森堡的堡垒，就拿下了直布罗陀以北最强大，也是对法国军队最具威胁的城堡，还能便利于北进吞并低地国家;20世纪德国的闪电战战略，也必须穿越卢森堡进占法国。所以，虽然卢国始终强调自己是人畜无害的中立国，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快速被德军占领。
　　卢森堡的最高元首是大公（Grand Duchy），这来自拿破仑战败后的列强协议。当时普鲁士与荷兰做了交易，由荷兰国王兼任卢森堡大公管理内政，普鲁士则设置驻军。到了1890年，由于荷兰国王的继承问题，卢森堡大公才真正独立出来。
　　有些国家的难题是内部各大群体如何共处，但卢森堡的课题则是如何维持周边国家和平共存，尤其是长期敌对的世仇德法两国。1867年荷兰国王一度想把卢森堡卖给法国，引发愤怒的普鲁士差点兵戎相见，4年后真的爆发了普法战争。

　　安道尔的最高元首叫作“亲王”，而且是两个亲王共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女大公玛丽·阿德莱德是一位十分保守的君主，原先就不得民主派支持。当德军入侵后，她与德国占领军建立起良好关系，还在宫殿里迎接了德皇威廉二世。这导致德国战败后她的权力大受打击，不僅有国内的民主反对声浪，法国与比利时政府也敌视她，最后她禅位给自己的妹妹夏洛特，宪法也将国家主权从王室转移到人民，使卢森堡成为完全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卢森堡在一战后退出了与德国的关税同盟，但是与比利时签订了新的经济同盟，然后在1944年该同盟又结合了荷兰，荷比卢同盟成为欧洲经济整合的先驱体系。可以说，身份模糊的卢森堡扮演了扩大整合的关键角色。关税同盟虽然是德意志的发明，但始终局限于德语国家的民族主义，比利时曾经渴望进群也不得其门而入，但终于靠着卢森堡作为中介，把这“德语区的发明”扩散到全欧。
　　1950年的“舒曼宣言”宣示建立结合欧洲工业力量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表宣言的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就来自卢森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而不遗余力推动欧洲统合计划，他的成长背景很是典型的卢森堡式故事：母亲是卢森堡人，父亲则是出生在卢森堡的法国公民，但因为家乡被德国占领而成为德国公民。两人相遇后在卢森堡生下舒曼，虽然舒曼从小在卢森堡长大，出生时是德国公民，但后来又归化法国，并成为法国外长。

　　保障欧洲的统合是卢森堡人切身的必要。“欧盟是我人生的挚爱”，去年卸任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曾经这么说。他是1995年到2003年的卢森堡首相，过去6年带领欧盟面对希腊债务、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重重挑战，可以说是在最艰困的时刻维护着欧盟架构。“限制申根签证代表减少就业、减少经济成长。要是没有申根，没有了劳工的自由移动，没有了欧洲公民的旅行自由，欧元也没有意义。”
　　回顾1980年代初期，欧洲同样陷于危机，当时各国经济不振、失业率攀升，被形容为“欧盟硬化症”。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也与欧共体（欧盟前身）关系趋于紧张，她宣扬英国在欧共体中吃了闷亏。当时，领导欧盟度过那段时期的执委会主席也是卢森堡的前首相托恩。他推动西班牙与葡萄牙进入欧盟的工作，撤除边界管制的《申根公约》也开始启动。
　　“申根”这个名字，本身就指签订协定的所在地—位于卢、法、德三国交界的一个卢森堡城镇，因而具有欧元区人员自由流动的象征意义。卢森堡的开放性是世界少见的，全国近60万人口中大约有45%是外国人。政府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不可能考虑封锁边界，因为医护人员有2/3都住在境外，每天需要跨过边境通勤，卢森堡反而还请求邻国不要关闭边界。 　　欧盟体系使得卢森堡享有繁荣的契机，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到人均GDP位居全世界前列，在经济上拥有世界领先的钢铁业与金融业，在政治上获得舞台甚至领导权。其他国家不愿接受的提议，例如建立欧洲共同军队、迈向欧洲合众国，对卢森堡人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想法。通过打造欧盟的共同和平体系，这个小国家找到了自己最广阔的方向。

安道尔的缓冲与牵制

　　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坐落着比卢森堡更小的安道尔。它的最高元首叫作“亲王”，而且是两个亲王共治。更有趣的是，这两位“亲王”都不是真的国王，现任的两名亲王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西班牙乌杰尔教区的主教维韦斯·西西利亚。
　　亲王在安道尔的体制里只是职位，安道尔这块迷你土地经历了多次转手，很早就不再有连续的统治家族，但已经形成的双人共治政体却没有改变。这起源于11世纪乌杰尔主教决定依附在一名加泰罗尼亚领主之下接受保护，随后这名领主的家业在13世纪转到法国贵族手中，16世纪到了法国国王身上，19世纪开始从法国国王改成法国总统。
　　古代的安道尔是遥远的山区小领地，人口根据1950年的统计不过6000人。在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造访前，法方的亲王从来未曾访问过安道尔。不过，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法军倒是为了防范西班牙入侵而进占安道尔。

　　二战以后，安道尔靠着发展滑雪度假、避税天堂与免税购物，成为人均GDP 4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国民人数只有7万，每年却吸引1000万名游客。这是安道尔维持经济生存的底气。
　　但是安道尔在政治上的格局却狭窄许多。卢森堡的发达建立在德法世仇灾难带给欧洲的教训上，这个条件在法国与西班牙间并不存在，所以安道尔无从扮演跨界的整合者，而更多是在现实格局的限制下折冲。
　　法国总统与乌杰尔主教大多数时候把施政交给安道尔首相，但是许多时候还是会跳出来施加压力，常用的杀手锏是威胁要“退位”，例如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要安道尔改变避税天堂政策时;2019年安道尔讨论修改法律准许堕胎时，天主教会也给予“退位”警告。争取堕胎权的民间团体则主张，只要议会通过就够了，亲王无权干涉，过去安道尔立法准许离婚与同性婚姻时，也是议会盖章就好。
　　安道尔保守派的态度很实际，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货币，而是使用西班牙的比塞塔、法国的法郎、欧盟的欧元。安道尔人跨越边境的交流很频繁，安道尔机场的位置在西班牙境内。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流通，小小的安道尔在政治层面做不了太多—维持传统的体制就好、吸引游客最重要，这种态度让主张改革者感到郁闷。

多元并陈的政治世界

　　卢森堡与安道尔的经验，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也看得到影子。有的是因为被支配或殖民的历史，使得体制里本就带有“外来元素”。法国沿岸的摩纳哥是世袭君主的亲王国，不过宪法规定行政首脑的任命要咨询法国意见，曾经还必须从法国提供的名单里挑选，但是通常仍然被认为是主权独立国家。
　　由殖民历史延续下来的“英联邦王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员以英王为象征性的最高元首，构成各国主权平等的“共主邦联”。还有由54个前殖民地组成的国际组织在中文里也同样称作“英联邦”，虽然也是以英王为最高象征，但是设置了各国轮流担任的轮值主席;2018年的舆论还讨论过是否把由英王担任的最高職位改成选举制。
　　就像打造多族群国家的制度一样，跨国体系的成败关键，是能否实现成员的蓬勃发展。有的国家努力想要脱离束缚自立，有的则寻求在集体里实现未来，有些与现实辛苦妥协后也能过得不错。殊异的条件与历史机遇，造就了各种制度多元并陈的政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