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等论著多种。
　　
　　人的思想,其实有诸多微妙和复杂之处,其表达也难以一律,不仅随着自己的心情和处境而变化,也由于场合的不同而必然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其实会看到人生里有许许多多一个人的言论有前后不一致,或公私场合相矛盾的地方。这往往会引发我们的揣测和困惑,也会让我们觉得一个人思想的不连贯中其实自有奥妙在,还往往会怀疑一个人是不是见风使舵,见异思迁,或者曲学阿世,或者表里不一。如不少作家在建国后改写自己的作品,后人的评价往往尖刻。但其实这也是人的常态,不必求全责备。思想随环境而变,见解随潮流而异,当然是人生的必然;公开的言论和私下的漫谈的不同,更是因为状态有别而有所不同。比如我们见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能不理不睬,扬长而去。
　　当然有些人率真得很,对于各种事情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意见,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每每有肯定,但却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会受到挫折,显得格格不入,难以和人充分沟通。这样的情况也是现实存在。人类的社会还远未臻于理想,所以人生也会有诸多的限制和局限,所以说话受到环境的限制其实也是人生中很难避免的常态。所以,“讲真话”才是一个难得美德。当然,这种美德其实是指人生的大节,指的是在人生关键的选择问题上的坚持,是对于自己的最后底线的坚持。这其实才是一种具有品格的人和乡愿的区别。对于具体而微的小事,人们其实对于随俗从众往往还是相当宽容和理解的。人生实难,随俗从众有时候都不可得,更何况坚持自我呢。我们在一个多样的社会中,往往容易对于前人责之太严,要求过苛,其实未必能够理解前人的丰富的世界,其实也使得自己的见识变得偏狭。而且有些表达其实本身就极为微妙,有其“两端”的丰富性,不能过于执于一。
　　可以举出钱钟书先生的例子,钱先生对于宋代诗人的评价,在《谈艺录》里和在《宋诗选注》里所说有所不同,其间的微妙处颇耐人寻味。如对于陆游,钱先生在《谈艺录》里对于他的情怀其实有所批评:“放翁谈兵,气粗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概,顾乃丁宁反复,看镜频叹勋业,抚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殆庶孙吴,等侪颇牧者,则似不仅作态,亦且作假也。”这一段对于陆游喜欢谈兵的豪情有所讥讽,认为他其实不切实际,毕竟仅有豪情是不够的。但在《宋诗选注》里面对于完全相同的情况就有一段看起来是肯定的评价:“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看起来钱先生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但其实是圆通的。陆游的大言谈兵当然有局限,但其热情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当年写《谈艺录》这种文言写成的相对冷僻的专业著作时点出了其不切实际的方面,在《宋诗选注》这种普及性的选本中,就强调了这种热情的积极面。当然,钱先生的话其实自有其微妙和让人琢磨的意味。《宋诗选注》里这一段其实未必没有幽默和嘲讽的意味。在总体的肯定中,其实也强调了其比较夸张,未必适当的一面。这里的说法其实也显示了白话文其实也相当有弹性的一面。
　　而钱钟书先生论另一位宋代的大诗人黄庭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谈艺录》里专门有一大节是“黄山谷诗补注”,对于黄庭坚的诗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发掘前人未曾发现的典故,也对于前人的注加以订正。同时肯定他能够“使文者野,使熟者生”,看得出对于黄庭坚的兴趣还是很大的。但在《宋诗选注》里钱先生则对于黄诗的用典过度有所讥评:“黄庭坚有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如何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地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这两者也看起来矛盾,其实是容易理解的,对于一般人的选本,也由于当时的环境,钱先生当然会批评黄庭坚,但其实这种尖刻的批评里也还是很有微妙的喜爱在的。
　　由此看来,其实人的思想就有辩证的一面,我们不必过于执着,其实多一些对于前人的“同情的理解”,我们自己今天的视野和胸怀也可以打开一点。从而避免一些诛心之论,避免一点对于他人的苛求和自己的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