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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类文化特征的生发阶段，由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远低于自然对人的影响力，地理环境就成了制约人类文化生成的主要基础。所以，探讨文化特征形成的基本因素，必须重视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则为工商业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黑格尔明确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尽管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但是中国人的航海事业从来没有和工商业有效联系在一起，即使明代郑和的远洋壮举，也只是一种宣扬国威的行动。大多数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囿于农耕文化的圈子里。
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必将影响各地域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传世文献反映了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国语·鲁语》说：“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试图对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当地人文化品格的关系作全面分析，关注的地域包括今天中国中、东部的大多数省区，如对古齐地这样说道：“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洙、泗地区却不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班固在其《汉书·地理志下》中也有同样的看法：“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我们从理论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特征。
二
中原文化的地理环境，如果以最简练的语言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讲：一种封闭的、适宜于农耕的、广袤而肥沃的平原或丘陵。中原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原人对农耕文明的选择。农业生产尽管是比较艰辛的，但在中原农民心中，相比手工业和商业而言，农业依然是最稳定的生命依靠，尤其在动荡多发的中原，在统治阶级不厌其烦的教化中，农民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不断深化、固化，并最终走向僵化。认识的这种演化过程，甚至影响到农业本身的扩展。在先秦和秦代，我们尚能够看到农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均衡的，但到了汉代，畜牧业则降为第三位，以后历朝更偏重谷物生产，忽视畜牧。这种畸重于种植业、畸轻于畜牧业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决定了华夏人及后来的汉人的饮食结构特点。自殷周以降，渔猎和畜牧的萎缩使动物性食品已经变得比较难得，先秦典籍中普遍以“肉食者”与“蔬食者”对举，说明大多数中原民众的饮食结构以素食为主。人们的日常饮食不外乎禾、黍、稷、豆、葵、藿、藜等，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必将对中原人民的生活习惯乃至民族体质、民族性格造成深远影响。中原人身体较灵活，性格较温顺平和，而强健不足，竞争意识差，便与此有关。饮食结构对人种的影响，我们从动物学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食肉动物的剽悍是由其食肉造成的，食草动物的怯懦和温和则是由其食草决定的。
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曾将中国人的体格和性格特征，总结了十点，它们是：（1）自私自利；（2）勤俭；（3）爱讲礼貌；（4）和平文弱；（5）知足自得；（6）守旧；（7）马虎；（8）坚忍及残忍；（9）韧性及弹性；（10）圆熟老到。（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这十点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中国人、其实更是中原人的基本体格和性格。仔细分析起来，它们的形成大都与农业文化密切相关。如自私自利的特点完全是由封闭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造成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直接导出物。坚忍和残忍也同样，因为艰辛的农业生产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但几乎与世隔绝就可以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培养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世事的冷漠和缺乏同情心的态度。林语堂先生则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以下15点：（1）稳健；（2）单纯；（3）酷爱自然；（4）忍耐；（5）消极避世；（6）超脱老猾；（7）多生多育；（8）勤劳；（9）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这15点与梁漱溟先生的10点内容大致相同，它们同样适合于中国人，更适合于中原人。
中国人，抑或说中原人的这些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从中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就可找到答案。成书于东汉、魏晋之际的《四民月令》描绘了中原农村那种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一个典型的农耕家庭里，往往男子耕田，妇孺养蚕，青年男子农闲入学读书，农忙从事农业生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恒久不变。这种生活充满着恬静、闲适的气氛，而它正是中原农民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数千年来，中原农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生活方式对人们性格特征、思维方式乃至文化特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首先，这种简单重复的、稳固的而又闲适的生活方式易产生循环的和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在中原文化中，充斥着对自然、人事循环的或恒久的诠释，如，我们谓政治生活中周期性兴衰更迭、治乱合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谓自然元素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永不停息。年复一年简单的再生产很容易产生恒久不变的意识，对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体现的总体就是静止的。所以在中原精英文化中，“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定律，“经久耐用”成了原则。而微弱的变易观念也被笼罩在恒久的不变当中，所以，我们最后的原则是：“万变不离其宗。”
其次，农耕文化易营造稳固的心垒和执著的本位文化精神，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这就决定了中原文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但一直自立不变的现象。然而，这样的“外交”态度，却很难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真正的和深入的双向融合，更多的情况是外来文化被肢解生吞，最后生成的依然是“以我为中心”的文化景观。中原文化难以完成质的飞跃而最终衰微，与此不无关系。而在问题的另一方面，稳固的心垒和执著的本位文化精神却又极易生成片面的宽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人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但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崇仰几个宗教的至上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无法见到的。因为，中国人普遍坚信的理论是：“祭神如神在”，“信神则神在”。说到底，人所信的神最终还取决他们自己的心底的塑造。
再次，农耕文化易养成务实的民族心理，这在中原人身上有清楚的体现。农业生产需要极为坚忍的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所以中原人坚守这样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以这样说，务实精神是农耕文化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的心理趋向，而这种心理趋向在古代中国圣贤的思想论述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心理的和实践的准则。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在孔子眼里“巧言”就是一种不务实的表现，而君子应该做到“刚毅、木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儒家的这一教诲在中国古文化中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人的行动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必将受到批评和讥讽，所以，像张仪、苏秦这类纵横家尽管是中原重要的历史名人，但却极少有史书褒奖的，因为在务实的中原文化中，他们是左右逢源的“反复欺诈之臣”（《荀子·臣道》），是不务实的代表。中原文化中的良民犹如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所讲：“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第四，农耕文化易培养中庸的文化品格。冯天瑜先生指出：“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 （《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于农业生产来不得冒进和懈怠，农业耕作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踏实的、持之以恒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在这中间，掌握“中”度是最要紧的。可以肯定地推知，“中庸”之道只能以农业文化作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人群整体心理倾向。中庸在社会生活中明显的表现有平均主义理念、求同存异精神和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第五，农业文化造就了中原人和平至上的品格。传统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但正因为其小又与世隔绝，所以极难承受社会的变故。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社会动荡受害的首先是农民。因为他们恬静的生活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世无争，他们比其他阶层更愿意过“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最为安全。这种生活方式和心理诉求必然导致和平至上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在社会生活中诉诸的必然是和平的、与人为善的，甚至是逃避问题的原则。所以，在汉代有“和亲”之举，晋代有“桃花源”的向往，宋代有偏安的懦弱，等等。不过，后者显然是和平主义走过了头，成为投降主义了。
最后，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几乎是静止的，几乎无须生产技术的更新，所以最终影响了科技的发明和进步，从而造成中原科学技术的停滞和落后。在农耕文化尚未定型的先秦时期，中原先民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一度灿烂无比，在天文、数学、医学、冶金、造纸等方面的成果先于欧洲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但是，当农耕文化定型后，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更新也几乎停滞下来，少有的几项发明也主要是生活和政治的附属，这实在令人惋惜。但这又是农业文化所决定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农业文化本身。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在人类文化特征的生发阶段，由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远低于自然对人的影响力，地理环境就成了制约人类文化生成的主要基础。所以，探讨文化特征形成的基本因素，必须重视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则为工商业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黑格尔明确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尽管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但是中国人的航海事业从来没有和工商业有效联系在一起，即使明代郑和的远洋壮举，也只是一种宣扬国威的行动。大多数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囿于农耕文化的圈子里。
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必将影响各地域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传世文献反映了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国语·鲁语》说：“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试图对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当地人文化品格的关系作全面分析，关注的地域包括今天中国中、东部的大多数省区，如对古齐地这样说道：“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洙、泗地区却不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班固在其《汉书·地理志下》中也有同样的看法：“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我们从理论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特征。
二
中原文化的地理环境，如果以最简练的语言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讲：一种封闭的、适宜于农耕的、广袤而肥沃的平原或丘陵。中原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原人对农耕文明的选择。农业生产尽管是比较艰辛的，但在中原农民心中，相比手工业和商业而言，农业依然是最稳定的生命依靠，尤其在动荡多发的中原，在统治阶级不厌其烦的教化中，农民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不断深化、固化，并最终走向僵化。认识的这种演化过程，甚至影响到农业本身的扩展。在先秦和秦代，我们尚能够看到农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均衡的，但到了汉代，畜牧业则降为第三位，以后历朝更偏重谷物生产，忽视畜牧。这种畸重于种植业、畸轻于畜牧业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决定了华夏人及后来的汉人的饮食结构特点。自殷周以降，渔猎和畜牧的萎缩使动物性食品已经变得比较难得，先秦典籍中普遍以“肉食者”与“蔬食者”对举，说明大多数中原民众的饮食结构以素食为主。人们的日常饮食不外乎禾、黍、稷、豆、葵、藿、藜等，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必将对中原人民的生活习惯乃至民族体质、民族性格造成深远影响。中原人身体较灵活，性格较温顺平和，而强健不足，竞争意识差，便与此有关。饮食结构对人种的影响，我们从动物学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食肉动物的剽悍是由其食肉造成的，食草动物的怯懦和温和则是由其食草决定的。
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曾将中国人的体格和性格特征，总结了十点，它们是：（1）自私自利；（2）勤俭；（3）爱讲礼貌；（4）和平文弱；（5）知足自得；（6）守旧；（7）马虎；（8）坚忍及残忍；（9）韧性及弹性；（10）圆熟老到。（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这十点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中国人、其实更是中原人的基本体格和性格。仔细分析起来，它们的形成大都与农业文化密切相关。如自私自利的特点完全是由封闭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造成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直接导出物。坚忍和残忍也同样，因为艰辛的农业生产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但几乎与世隔绝就可以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培养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世事的冷漠和缺乏同情心的态度。林语堂先生则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以下15点：（1）稳健；（2）单纯；（3）酷爱自然；（4）忍耐；（5）消极避世；（6）超脱老猾；（7）多生多育；（8）勤劳；（9）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这15点与梁漱溟先生的10点内容大致相同，它们同样适合于中国人，更适合于中原人。
中国人，抑或说中原人的这些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从中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就可找到答案。成书于东汉、魏晋之际的《四民月令》描绘了中原农村那种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一个典型的农耕家庭里，往往男子耕田，妇孺养蚕，青年男子农闲入学读书，农忙从事农业生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恒久不变。这种生活充满着恬静、闲适的气氛，而它正是中原农民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数千年来，中原农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生活方式对人们性格特征、思维方式乃至文化特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首先，这种简单重复的、稳固的而又闲适的生活方式易产生循环的和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在中原文化中，充斥着对自然、人事循环的或恒久的诠释，如，我们谓政治生活中周期性兴衰更迭、治乱合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谓自然元素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永不停息。年复一年简单的再生产很容易产生恒久不变的意识，对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体现的总体就是静止的。所以在中原精英文化中，“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定律，“经久耐用”成了原则。而微弱的变易观念也被笼罩在恒久的不变当中，所以，我们最后的原则是：“万变不离其宗。”
其次，农耕文化易营造稳固的心垒和执著的本位文化精神，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这就决定了中原文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但一直自立不变的现象。然而，这样的“外交”态度，却很难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真正的和深入的双向融合，更多的情况是外来文化被肢解生吞，最后生成的依然是“以我为中心”的文化景观。中原文化难以完成质的飞跃而最终衰微，与此不无关系。而在问题的另一方面，稳固的心垒和执著的本位文化精神却又极易生成片面的宽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人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但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崇仰几个宗教的至上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无法见到的。因为，中国人普遍坚信的理论是：“祭神如神在”，“信神则神在”。说到底，人所信的神最终还取决他们自己的心底的塑造。
再次，农耕文化易养成务实的民族心理，这在中原人身上有清楚的体现。农业生产需要极为坚忍的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所以中原人坚守这样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以这样说，务实精神是农耕文化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的心理趋向，而这种心理趋向在古代中国圣贤的思想论述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心理的和实践的准则。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在孔子眼里“巧言”就是一种不务实的表现，而君子应该做到“刚毅、木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儒家的这一教诲在中国古文化中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人的行动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必将受到批评和讥讽，所以，像张仪、苏秦这类纵横家尽管是中原重要的历史名人，但却极少有史书褒奖的，因为在务实的中原文化中，他们是左右逢源的“反复欺诈之臣”（《荀子·臣道》），是不务实的代表。中原文化中的良民犹如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所讲：“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第四，农耕文化易培养中庸的文化品格。冯天瑜先生指出：“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 （《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于农业生产来不得冒进和懈怠，农业耕作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踏实的、持之以恒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在这中间，掌握“中”度是最要紧的。可以肯定地推知，“中庸”之道只能以农业文化作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人群整体心理倾向。中庸在社会生活中明显的表现有平均主义理念、求同存异精神和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第五，农业文化造就了中原人和平至上的品格。传统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但正因为其小又与世隔绝，所以极难承受社会的变故。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社会动荡受害的首先是农民。因为他们恬静的生活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世无争，他们比其他阶层更愿意过“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最为安全。这种生活方式和心理诉求必然导致和平至上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在社会生活中诉诸的必然是和平的、与人为善的，甚至是逃避问题的原则。所以，在汉代有“和亲”之举，晋代有“桃花源”的向往，宋代有偏安的懦弱，等等。不过，后者显然是和平主义走过了头，成为投降主义了。
最后，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几乎是静止的，几乎无须生产技术的更新，所以最终影响了科技的发明和进步，从而造成中原科学技术的停滞和落后。在农耕文化尚未定型的先秦时期，中原先民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一度灿烂无比，在天文、数学、医学、冶金、造纸等方面的成果先于欧洲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但是，当农耕文化定型后，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更新也几乎停滞下来，少有的几项发明也主要是生活和政治的附属，这实在令人惋惜。但这又是农业文化所决定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农业文化本身。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