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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作者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结论必然就不一样。三苏同写《六国论》，各异其趣。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苏轼强调人才战略对国家兴亡的影响，认为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关键在于是否“养士”；苏辙强调“互助共存”，重在论六国所以灭亡，在于不团结，互相攻伐，予秦以可乘之机。苏洵著文选题好，切入点精准，借古喻今，关注主权和国家资源，比开掘不深的苏轼文，就事论事的苏辙文要高明得多。
关键词：背景；讽喻；养士；互助；选题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清代李桢也写了一篇《六国论》）。
最近，我在教学《语文必修II》选文苏洵的《六国论》之后，又指导学生学习了《语文读本II》选文苏氏兄弟的《六国论》，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作了一下比较：
苏洵：赵匡胤以陈桥兵变而立，惧历史重演危及政权，乃偃武修文以惩中晚唐五代之弊，而又先南后北，燕云十六州迄不能复。太宗征辽失利，辽、夏威炽，真宗与辽（契丹）澶渊盟后，岁以重赂而求苟安。夏亦如之。而二国侵略未已，宋室反以为得计。作者感愤而为此文，盖《权书》十篇之八也。谓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不知奋发抵抗，亦不知团结，结论“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警告之意显然。独惜朝廷不悟，群臣又惟以内斗政争为务，洵死后九年辽又割地，其后女真代兴，北宋卒亡，明允可谓不幸而言中矣。苏洵的《六国论》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苏轼：六国之败，父洵论在赂秦不已，弟辙本国策言六国不知厚韩亲以为屏障，秦遂得乘，轼则昌言养士盖六国久存而秦速亡之因。盖智勇辩力四者，犹鸟兽之猛鸷，必厉民而以自养。倘皆不失职则国安民靖，否则乱亡。秦任刑法，而不任人，人才遂入民间而成反秦骨干。最后曲终奏雅，以儒家仁政教化之学，为根本解决之法。全文旁征博引，议论英特，发前人之未言，而开合收放自如，足见大苏史论风格。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子由发秦策范睢、赵策苏秦之言强调韩魏作六国心腹咽喉之战略地位，秦则远交近攻，六国败藩篱根柢内斗，此所以终之尽亡于秦也。此亦司马温公通鉴所论之意，故言特识则逊于父兄，言行文则纡徐委婉，平和雍穆， 则别有胜处也。
1 引言
“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嗟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过，以趋于亡。为国者毋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苏洵《六国论》
司马迁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作者可以得到不同的教益。这与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而这个角度又是由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对这个时代不同认识和主张分不开的。晚周战国，七雄消长，论者聚讼，各道短长。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所谓“六国”，指的就是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的“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也随之相继灭亡。
2 比较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北宋眉山三苏，同题异构，各自同时写了一篇《六国论》，然內容关注点各有侧重。大苏强调“养士自固”，重在论六国存在时间长于虽一统六国却迅速灭亡的秦国，原因在于六国重用人才；小苏强调“互助共存”，重在论六国所以灭亡，在于不团结，互相攻伐，予秦以可乘之机；老苏强调，“赂秦亡国”：“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韩、魏、楚三国赂秦而力亏，破灭败亡；燕赵既失强援又用武而不终，结果当然是身死国灭；齐人与嬴而不助五国终继五国迁灭。
比较之下，大苏的文章所站立场与乃父乃弟不同，强调人才战略对国家兴亡的影响；老苏、小苏皆在论六国的灭亡，只是灭亡原因的重点不同。然老苏虽论六国之破亡，结论却是：“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由古论今，借古讽今，意义深度性更胜小苏。
⑴苏洵《六国论》原是其策论集《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分上、下共十篇，或论为将用兵之道，或论历史人物、事件，皆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抱负。《权书》虽是苏洵以在野之身所作，但据《上皇帝书》来看，其作都是针对时政而发，对于北宋的军事、外交和国策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具体的方针。就本文而言，苏洵虽在文章一开始就劈头断言六国破灭是“弊在赂秦”，而全文有五分之四的篇幅也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反复关说，不过，当文章最后竟以“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收束时，就容易令读者有“弦外之音”的联想。为什么苏洵在论完六国破灭之故事后不就此打住，却又另起一段议论，将文章结尾的意境开拓出去，予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揣度。当我们对照着当时北宋的外交情势来看时，才会豁然明了老泉此论的真正用意，绝不只是单纯地停在论六国，而是更深一层地论北宋。因此本文是双写，六国赂秦即是北宋赂辽，惜燕赵用武不终就是惜北宋主和不战，代六国画策就是代赵宋运筹，可谓环扣缜密，滴水不漏。清朝学者林西仲在《古文析义》中评论说：“老泉此论，实为宋赂契丹借来作个车鉴。以为宋有天下之大，与六国弱于秦不同，尤不待赂。其结穴全在篇末一段，感慨含蓄。”何景明《唐宋文举要》亦曰：“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 可见苏洵此论的主旨是在篇末才点出，乃有意地托六国以讽北宋之赂敌和怯懦。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由于苏洵《六国论》主旨是显中有隐，作者虽已在篇末稍稍提点主旨，但终究沒有交待得非常清楚，所以要知道本文的真正旨趣，必得先对苏洵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写作动机有一番了解，才不致混淆文章真正的旨趣所在。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北宋一代，其外患有三：初期受辽（契丹）欺；中期受夏侵；末期为金灭。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北宋建国之初，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虽然统一了狭义上的中国，但未能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两次征辽失利，讨西夏又败北，从此宋王朝再也不敢兴师北伐，对外政策也由收复故土的积极变为消极的保守和苟安。契丹的铁骑因而经常借故侵犯河东、河北地区，太祖以后的历代北宋君相受其“強干弱枝”、“偃武修文”既定国策的影响，采取妥协政策，以岁币赂敌，求得双方的和平。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定立“澶渊之盟”后，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派使者向北宋索求关南十县（包括今山西太原和河北）的土地，结果富弼再与之定约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每年须给辽白银绢布等，并与辽约为兄弟。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在《审敌》中提到“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苏洵对于朝廷贿赂夷狄的政策是相当反对的，而且他认为这些边寇“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
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使人们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苏洵的议论尽管有不无商榷之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后来的政治走势为其不幸而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一个国家无论多大多富，如果没有坚强挺立的民族精神，没有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一味拿土地、财富去贿赂对手，必然是“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只能刺激起对手无尽的贪欲，最终走向灭亡。慈禧太后有一句很雷人的卖国言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凭借中国之大，友邦要什么就给什么，只要高兴就好。中国差一点就葬送在她手上。今天，钓鱼岛日本硬要；藏南谷地，南亚某大国死活赖在那里；茫茫的南中国海，亚太一些二、三流国家都敢跟我们叫板。在国内，一些靠各种手段暴富起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圈地囤地，使我们本就非常有限的耕地正在变成钢筋水泥的森林！如果怕刺激为富不仁者的神经，对其迁就放纵，当我们的粮食不能自给，对手又拿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卡我们脖子时，不知情何以堪。鱼烂之后必然是瓦解，为国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矣。战国六国，赵氏两宋，病态之满清，足为殷鉴。杜牧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苏洵《六国论》给我们的警示值得记取。
⑵髯苏《六国论》倡言养士。揭六国久存而秦速亡之因。认为智勇辩力四者，犹鸟兽之猛鸷，必厉民而以自养。倘皆不失职则国安民靖，否则乱亡。秦任刑法，而不任人，人才遂入民间而成反秦骨干。最后曲终奏雅，以儒家仁政教化之学，为根本解决之法。全文旁征博引，议论英特，发前人之未言，而开合收放自如，足见大苏史论风格。其文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大苏所言之“养士”，发端于春秋战国。当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智襄人物的作用，谁能争取到更多贤士的支持，谁就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于是，一些谋士便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独立存在，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参与政事，为统治者出力。例如，齐桓公养士八十人，让他们周游四方，游说天下贤士归齐，进行政治改革，结果使他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更盛。养士最多的是所谓战国“四君子”，即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仅孟尝君就有门下食客三千人。这些食客中有招聘的，有自荐的，也有经人推荐的；既有“智、勇、辩、力”之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也确有不少高才秀士，积极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建功立业。他们虽然不一定属于国家官吏的编制，也不一定担任公职，但其地位和作用却为国家和社会所公认。可以说，养士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智囊制度。 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士人，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所谓“养士”，也称养“食客”、养“门客”和养“清客”，就是名门望族或大户人家供给那些有特殊本领的人衣食住行等，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请他们出面为自己出谋画策。世道混乱，养士可以消灾弭祸；太平时期，养士则包藏了巨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图谋。养士靠的是财力声望，如没有巨大家资和赫赫名气，怎能轻易地使各界名士为己效力？优厚的物质待遇往往是令人垂涎的诱饵，那些自以为能力不凡又无法施展抱负的人，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跨进豪门，白吃白喝，高谈阔论。
战国时代的游士很像近代日本的“浪人”，对于蓄养自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大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侠士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入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苏轼《六国论》倡言养士，其实是希望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人们的最大尊重，这与作者的自负和豪旷是一致的。虽然说不上格高调远，但也还算有所寄托。
⑶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晚周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屡攻千里之秦而不免反为之蚕食鲸吞，最终尽灭；亦犹五代十国之后，继之以辽夏与宋之对峙，攻战无已，前景难卜。强调韩魏作六国心腹咽喉之战略地位，齐、楚、燕、赵为自身安全计，应不顾一切，力挺韩魏。
六国都想做秦国所做的事，未必只是因为秦国有罪。在这个时候，山东诸侯六国中，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实力能超过秦国，他们沉溺于武力攻打，习惯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这与秦国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战争连续不断，战祸连年不绝。假使以前拥有的地理形势像秦国那样有利，并且得到上天的帮助，那么六国当中的任何一国也可以象秦国一样统一中国。只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做秦国所做的事，因此六国是自己削弱了自己而导致灭亡的。张仪想使合纵离散而连横成功，就对魏王说，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还有争夺钱财甚至互相残杀的，而想凭借着虚伪欺诈、反复无常的策略来合纵图秦那简直是笑话。而六国相互图谋相互攻取，相互欺诈相互威胁，他们既没有兄弟骨肉之亲，又不只是财物用度的小事，而主张连横的人正在一天天地用强秦的威势，张嘴威胁六国，即使贤明而有智慧如燕昭王那样的君主，还只得俯首听命于秦，不停地道歉谢罪。你想要求长保合纵如亲，相互扶助，怎么可能呢！
北宋中期，何者为秦，何者为韩魏，何者为齐楚燕赵，没有可参照的对象。苏辙此论已经失去了现实针对性，只能算是漫天放空炮。
唐代白居易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三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公众人物了，质辩议论总得要考虑一下其中的社会价值。小苏之论不痛不痒，既不能振聋发聩，也没法让人耳目一新，实在平平不足道。大苏渴望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还算言之有物，只是境界偏小。然则老苏文章却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关乎家国兴亡，二苏之文与其父比较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3 结语
清人张鹏翮为三苏祠撰联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苏氏父子，论人生历练，或许子不如父。至于文才，大苏绝对胜过乃父，小苏也不在乃父之下。为何三篇同题异构的《六国论》父胜于子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主要在于选题，在于切入点的确定。
中国人写论文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其每篇论文只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一篇真正的论文，决不能缺少论题这个关键核心的要素。缺了这样的要素，就会导致无数人走上论点导向研究的道路，从而导致知识的酸腐无用。误以为只要搜集到足够论据，想出巧妙的论证方式方法即可证明论点正确。事实上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比如以狮城舌战为代表的历届国际大学生辩论会，正反双方激烈辩论了很长时间，但能证明各自论点的正确吗？一个获胜选手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他抽到了证明月球是三角型的论点，也可雄辩一番。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深思，难道诸子百家千百年来不都是如此吗？他们想到的是通过论据论证即可证明论点正确。于是一个个知识渊博，思想丰富，论辩精彩，然而却根本没有想到只有能解决问题，论点才是正确的，从根本上丢了论题这个最重要的要素。
论题是靶子，论点是箭，论据是弓，论证是弦。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都要为论题服务。缺少论题这个关键要素、核心要素，我们的思想文化就会长期徘徊局限于用各家各派的教条相互指责批评上，导致一片混乱。缺乏论题，我们是无的放矢；选不对选不准选不好论题，我们是事倍功半、劳民伤财、高耗低效。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重要，实际上提准提好问题更重要。论题立在敌人的心脏上咽喉上比立在敌人的手脚上更厉害，更致命。论题不仅不能缺少而且必须准确立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象哪吒一样练出一身好本领，拉开九成弓，射出轩辕箭，打开新天地，解决大问题。
三苏同题异构《六国论》，综合水准略低的苏洵超过了两个天才儿子，成功的奥妙就在于他那关注国计民生的最佳选题，因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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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绍虞，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伍蠡甫，蒋孔阳，编.《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关键词：背景；讽喻；养士；互助；选题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清代李桢也写了一篇《六国论》）。
最近，我在教学《语文必修II》选文苏洵的《六国论》之后，又指导学生学习了《语文读本II》选文苏氏兄弟的《六国论》，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作了一下比较：
苏洵：赵匡胤以陈桥兵变而立，惧历史重演危及政权，乃偃武修文以惩中晚唐五代之弊，而又先南后北，燕云十六州迄不能复。太宗征辽失利，辽、夏威炽，真宗与辽（契丹）澶渊盟后，岁以重赂而求苟安。夏亦如之。而二国侵略未已，宋室反以为得计。作者感愤而为此文，盖《权书》十篇之八也。谓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不知奋发抵抗，亦不知团结，结论“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警告之意显然。独惜朝廷不悟，群臣又惟以内斗政争为务，洵死后九年辽又割地，其后女真代兴，北宋卒亡，明允可谓不幸而言中矣。苏洵的《六国论》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苏轼：六国之败，父洵论在赂秦不已，弟辙本国策言六国不知厚韩亲以为屏障，秦遂得乘，轼则昌言养士盖六国久存而秦速亡之因。盖智勇辩力四者，犹鸟兽之猛鸷，必厉民而以自养。倘皆不失职则国安民靖，否则乱亡。秦任刑法，而不任人，人才遂入民间而成反秦骨干。最后曲终奏雅，以儒家仁政教化之学，为根本解决之法。全文旁征博引，议论英特，发前人之未言，而开合收放自如，足见大苏史论风格。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子由发秦策范睢、赵策苏秦之言强调韩魏作六国心腹咽喉之战略地位，秦则远交近攻，六国败藩篱根柢内斗，此所以终之尽亡于秦也。此亦司马温公通鉴所论之意，故言特识则逊于父兄，言行文则纡徐委婉，平和雍穆， 则别有胜处也。
1 引言
“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嗟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过，以趋于亡。为国者毋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苏洵《六国论》
司马迁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作者可以得到不同的教益。这与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而这个角度又是由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对这个时代不同认识和主张分不开的。晚周战国，七雄消长，论者聚讼，各道短长。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所谓“六国”，指的就是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的“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也随之相继灭亡。
2 比较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北宋眉山三苏，同题异构，各自同时写了一篇《六国论》，然內容关注点各有侧重。大苏强调“养士自固”，重在论六国存在时间长于虽一统六国却迅速灭亡的秦国，原因在于六国重用人才；小苏强调“互助共存”，重在论六国所以灭亡，在于不团结，互相攻伐，予秦以可乘之机；老苏强调，“赂秦亡国”：“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韩、魏、楚三国赂秦而力亏，破灭败亡；燕赵既失强援又用武而不终，结果当然是身死国灭；齐人与嬴而不助五国终继五国迁灭。
比较之下，大苏的文章所站立场与乃父乃弟不同，强调人才战略对国家兴亡的影响；老苏、小苏皆在论六国的灭亡，只是灭亡原因的重点不同。然老苏虽论六国之破亡，结论却是：“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由古论今，借古讽今，意义深度性更胜小苏。
⑴苏洵《六国论》原是其策论集《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分上、下共十篇，或论为将用兵之道，或论历史人物、事件，皆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抱负。《权书》虽是苏洵以在野之身所作，但据《上皇帝书》来看，其作都是针对时政而发，对于北宋的军事、外交和国策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具体的方针。就本文而言，苏洵虽在文章一开始就劈头断言六国破灭是“弊在赂秦”，而全文有五分之四的篇幅也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反复关说，不过，当文章最后竟以“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收束时，就容易令读者有“弦外之音”的联想。为什么苏洵在论完六国破灭之故事后不就此打住，却又另起一段议论，将文章结尾的意境开拓出去，予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揣度。当我们对照着当时北宋的外交情势来看时，才会豁然明了老泉此论的真正用意，绝不只是单纯地停在论六国，而是更深一层地论北宋。因此本文是双写，六国赂秦即是北宋赂辽，惜燕赵用武不终就是惜北宋主和不战，代六国画策就是代赵宋运筹，可谓环扣缜密，滴水不漏。清朝学者林西仲在《古文析义》中评论说：“老泉此论，实为宋赂契丹借来作个车鉴。以为宋有天下之大，与六国弱于秦不同，尤不待赂。其结穴全在篇末一段，感慨含蓄。”何景明《唐宋文举要》亦曰：“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 可见苏洵此论的主旨是在篇末才点出，乃有意地托六国以讽北宋之赂敌和怯懦。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由于苏洵《六国论》主旨是显中有隐，作者虽已在篇末稍稍提点主旨，但终究沒有交待得非常清楚，所以要知道本文的真正旨趣，必得先对苏洵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写作动机有一番了解，才不致混淆文章真正的旨趣所在。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北宋一代，其外患有三：初期受辽（契丹）欺；中期受夏侵；末期为金灭。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北宋建国之初，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虽然统一了狭义上的中国，但未能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两次征辽失利，讨西夏又败北，从此宋王朝再也不敢兴师北伐，对外政策也由收复故土的积极变为消极的保守和苟安。契丹的铁骑因而经常借故侵犯河东、河北地区，太祖以后的历代北宋君相受其“強干弱枝”、“偃武修文”既定国策的影响，采取妥协政策，以岁币赂敌，求得双方的和平。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定立“澶渊之盟”后，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派使者向北宋索求关南十县（包括今山西太原和河北）的土地，结果富弼再与之定约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每年须给辽白银绢布等，并与辽约为兄弟。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在《审敌》中提到“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苏洵对于朝廷贿赂夷狄的政策是相当反对的，而且他认为这些边寇“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
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使人们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苏洵的议论尽管有不无商榷之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后来的政治走势为其不幸而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一个国家无论多大多富，如果没有坚强挺立的民族精神，没有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一味拿土地、财富去贿赂对手，必然是“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只能刺激起对手无尽的贪欲，最终走向灭亡。慈禧太后有一句很雷人的卖国言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凭借中国之大，友邦要什么就给什么，只要高兴就好。中国差一点就葬送在她手上。今天，钓鱼岛日本硬要；藏南谷地，南亚某大国死活赖在那里；茫茫的南中国海，亚太一些二、三流国家都敢跟我们叫板。在国内，一些靠各种手段暴富起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圈地囤地，使我们本就非常有限的耕地正在变成钢筋水泥的森林！如果怕刺激为富不仁者的神经，对其迁就放纵，当我们的粮食不能自给，对手又拿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卡我们脖子时，不知情何以堪。鱼烂之后必然是瓦解，为国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矣。战国六国，赵氏两宋，病态之满清，足为殷鉴。杜牧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苏洵《六国论》给我们的警示值得记取。
⑵髯苏《六国论》倡言养士。揭六国久存而秦速亡之因。认为智勇辩力四者，犹鸟兽之猛鸷，必厉民而以自养。倘皆不失职则国安民靖，否则乱亡。秦任刑法，而不任人，人才遂入民间而成反秦骨干。最后曲终奏雅，以儒家仁政教化之学，为根本解决之法。全文旁征博引，议论英特，发前人之未言，而开合收放自如，足见大苏史论风格。其文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大苏所言之“养士”，发端于春秋战国。当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智襄人物的作用，谁能争取到更多贤士的支持，谁就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于是，一些谋士便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独立存在，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参与政事，为统治者出力。例如，齐桓公养士八十人，让他们周游四方，游说天下贤士归齐，进行政治改革，结果使他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更盛。养士最多的是所谓战国“四君子”，即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仅孟尝君就有门下食客三千人。这些食客中有招聘的，有自荐的，也有经人推荐的；既有“智、勇、辩、力”之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也确有不少高才秀士，积极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建功立业。他们虽然不一定属于国家官吏的编制，也不一定担任公职，但其地位和作用却为国家和社会所公认。可以说，养士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智囊制度。 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士人，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所谓“养士”，也称养“食客”、养“门客”和养“清客”，就是名门望族或大户人家供给那些有特殊本领的人衣食住行等，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请他们出面为自己出谋画策。世道混乱，养士可以消灾弭祸；太平时期，养士则包藏了巨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图谋。养士靠的是财力声望，如没有巨大家资和赫赫名气，怎能轻易地使各界名士为己效力？优厚的物质待遇往往是令人垂涎的诱饵，那些自以为能力不凡又无法施展抱负的人，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跨进豪门，白吃白喝，高谈阔论。
战国时代的游士很像近代日本的“浪人”，对于蓄养自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大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侠士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入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苏轼《六国论》倡言养士，其实是希望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人们的最大尊重，这与作者的自负和豪旷是一致的。虽然说不上格高调远，但也还算有所寄托。
⑶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晚周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屡攻千里之秦而不免反为之蚕食鲸吞，最终尽灭；亦犹五代十国之后，继之以辽夏与宋之对峙，攻战无已，前景难卜。强调韩魏作六国心腹咽喉之战略地位，齐、楚、燕、赵为自身安全计，应不顾一切，力挺韩魏。
六国都想做秦国所做的事，未必只是因为秦国有罪。在这个时候，山东诸侯六国中，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实力能超过秦国，他们沉溺于武力攻打，习惯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这与秦国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战争连续不断，战祸连年不绝。假使以前拥有的地理形势像秦国那样有利，并且得到上天的帮助，那么六国当中的任何一国也可以象秦国一样统一中国。只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做秦国所做的事，因此六国是自己削弱了自己而导致灭亡的。张仪想使合纵离散而连横成功，就对魏王说，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还有争夺钱财甚至互相残杀的，而想凭借着虚伪欺诈、反复无常的策略来合纵图秦那简直是笑话。而六国相互图谋相互攻取，相互欺诈相互威胁，他们既没有兄弟骨肉之亲，又不只是财物用度的小事，而主张连横的人正在一天天地用强秦的威势，张嘴威胁六国，即使贤明而有智慧如燕昭王那样的君主，还只得俯首听命于秦，不停地道歉谢罪。你想要求长保合纵如亲，相互扶助，怎么可能呢！
北宋中期，何者为秦，何者为韩魏，何者为齐楚燕赵，没有可参照的对象。苏辙此论已经失去了现实针对性，只能算是漫天放空炮。
唐代白居易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三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公众人物了，质辩议论总得要考虑一下其中的社会价值。小苏之论不痛不痒，既不能振聋发聩，也没法让人耳目一新，实在平平不足道。大苏渴望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还算言之有物，只是境界偏小。然则老苏文章却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关乎家国兴亡，二苏之文与其父比较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3 结语
清人张鹏翮为三苏祠撰联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苏氏父子，论人生历练，或许子不如父。至于文才，大苏绝对胜过乃父，小苏也不在乃父之下。为何三篇同题异构的《六国论》父胜于子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主要在于选题，在于切入点的确定。
中国人写论文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其每篇论文只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一篇真正的论文，决不能缺少论题这个关键核心的要素。缺了这样的要素，就会导致无数人走上论点导向研究的道路，从而导致知识的酸腐无用。误以为只要搜集到足够论据，想出巧妙的论证方式方法即可证明论点正确。事实上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比如以狮城舌战为代表的历届国际大学生辩论会，正反双方激烈辩论了很长时间，但能证明各自论点的正确吗？一个获胜选手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他抽到了证明月球是三角型的论点，也可雄辩一番。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深思，难道诸子百家千百年来不都是如此吗？他们想到的是通过论据论证即可证明论点正确。于是一个个知识渊博，思想丰富，论辩精彩，然而却根本没有想到只有能解决问题，论点才是正确的，从根本上丢了论题这个最重要的要素。
论题是靶子，论点是箭，论据是弓，论证是弦。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都要为论题服务。缺少论题这个关键要素、核心要素，我们的思想文化就会长期徘徊局限于用各家各派的教条相互指责批评上，导致一片混乱。缺乏论题，我们是无的放矢；选不对选不准选不好论题，我们是事倍功半、劳民伤财、高耗低效。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重要，实际上提准提好问题更重要。论题立在敌人的心脏上咽喉上比立在敌人的手脚上更厉害，更致命。论题不仅不能缺少而且必须准确立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象哪吒一样练出一身好本领，拉开九成弓，射出轩辕箭，打开新天地，解决大问题。
三苏同题异构《六国论》，综合水准略低的苏洵超过了两个天才儿子，成功的奥妙就在于他那关注国计民生的最佳选题，因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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