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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进入本世纪后显著扩大。据最新统计，2007年1—2月顺差为396.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日、韩两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70和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且近年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需求增加，对外贸易趋向逆差；1994—1997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收缩，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逐渐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胀率下降，国内需求相对下降，对外贸易转向顺差。这说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状况变动主要由内部平衡的变动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实际汇率不断上升，出口受到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扩大内需。1998
—2001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
200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转向贬值，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胀压力逐步增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高位运行。迫于这些压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主动性。同期财政政策明显收缩，赤字率逐年缩小（2005年降到1.1%）。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事实上，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1997年以前，内部的快速扩张和逐步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外部平衡状况的变动；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剧，对内部平衡产生了压力，而关注内部平衡目标的调控制政策，又推动着外部失衡的加剧，也妨碍着经济系统本身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四、调整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实际上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从内部看，存在着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而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从外部看，贸易顺差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
（一）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高代价方式的，以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多一些出口拉动，我们通过压低本币币值和出口补贴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科学、不和谐的。必须转变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入轨”“上路”。
（二）坚持扩大内需，放弃“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进行全面调整，取消出口退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不利于进口的一些管制措施，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着眼长期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四）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
中国最紧迫的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产品价格的不完全。我们必须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将会把环境生态成本逐步“内生化”给企业，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完整，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而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合理上升，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五）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过度紧缩措施
其一，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当我们持续地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随着CA缩小，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趋冷变化。
（六）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财政政策必须服务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调整方向。为应对汇率升值可能带来的萎缩，必要时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扩大财政收入的份额，而是要扩大财政赤字。一方面减税，缩小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增加对教育等社会消费的支出，改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准确地说是“积极的消费型赤字政策”。
（执笔：岳国强、程选）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需求增加，对外贸易趋向逆差；1994—1997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收缩，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逐渐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胀率下降，国内需求相对下降，对外贸易转向顺差。这说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状况变动主要由内部平衡的变动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实际汇率不断上升，出口受到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扩大内需。1998
—2001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
200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转向贬值，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胀压力逐步增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高位运行。迫于这些压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主动性。同期财政政策明显收缩，赤字率逐年缩小（2005年降到1.1%）。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事实上，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1997年以前，内部的快速扩张和逐步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外部平衡状况的变动；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剧，对内部平衡产生了压力，而关注内部平衡目标的调控制政策，又推动着外部失衡的加剧，也妨碍着经济系统本身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四、调整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实际上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从内部看，存在着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而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从外部看，贸易顺差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
（一）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高代价方式的，以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多一些出口拉动，我们通过压低本币币值和出口补贴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科学、不和谐的。必须转变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入轨”“上路”。
（二）坚持扩大内需，放弃“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进行全面调整，取消出口退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不利于进口的一些管制措施，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着眼长期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四）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
中国最紧迫的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产品价格的不完全。我们必须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将会把环境生态成本逐步“内生化”给企业，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完整，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而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合理上升，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五）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过度紧缩措施
其一，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当我们持续地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随着CA缩小，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趋冷变化。
（六）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财政政策必须服务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调整方向。为应对汇率升值可能带来的萎缩，必要时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扩大财政收入的份额，而是要扩大财政赤字。一方面减税，缩小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增加对教育等社会消费的支出，改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准确地说是“积极的消费型赤字政策”。
（执笔：岳国强、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