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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和省长个体特征信息和治理效能表现（辖区经济增长）的资料，构造逐年观察值的面板资料，考察其个体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在控制了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个体特征（年龄、教育水平、任期）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官员年龄和任期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且教育水平越高的官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在近年逐渐显露出来。拥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省级主政官员继续教育并非是形式化学习。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最佳任期是4.48年。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遴选和晋升省级主政官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省级主政官员;个体特征;经济增长;高阶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5-0043-08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效能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性工程，因果变量元素纷杂，目前学界大致从治理过程中的认知、行为、程序、沟通、监控、效果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执行缺陷或障碍因素的考察[1][2]。同时，学界关注了影响治理效能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执行主体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等;客观因素包括执行运行过程中的执行组织构建是否合理、执行资源是否充足、执行环境的优劣、执行文化的建构等方面[3][4]。总体而言，政府治理效能的相关主题的累积性理论研究依然源起于西方政府与社会①，引入中国治理情境后，以宏观叙事为主，既缺乏特定空间层级政府的厚植研究，又需要实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视域的转换，即从静态的体制机制研究走向制度局中人，特别是中国政治生态中主导制度变革和执行的主政官员。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何以能取得长达40年的经济超常规增长，这个主题一直是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也经历了从“要素禀赋”到“制度安排”再到“政府激励”的探源性历程。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思维正逐步呈现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形成了资源—制度—官员的原因变量链条，并逐步认识到高层级地方官员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其权力、行为及施政经验等因素都将最终影响政府的治理效能水平。
在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中，基于决策者同质和完全理性的假设，形成的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显然无法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和现实的解释力。决策者个体差异性特征，如性别、学习背景、年龄及信仰等对组织战略选择结果显然是有影响的。当然，由于决策者的价值观、认知能力及行为逻辑的抽象性与不可观测性，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使决策者的研究一度成为组织管理研究的黑箱。
由Hambrick等开创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的高阶理论，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使个体抽象的、不可观测的内在特征得以以具体的、可观测的外在表征进行体现，从而打破了组织管理研究的“黑箱”。高阶理论的核心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作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而这些个体特征是可以外显化为人口统计特征的[5][6]。
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高管（包括高管个体和管理团队两个维度）的个体特征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丰富、发展了高阶理论的理论体系和现实阐释力。由于官员之间存在异质性，并非所有类型的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轨迹都显著地呈现倒U形变动，这些同时存在的个体特征使得任何单独维度的研究都难以摆脱其他因素的内在影响。
因此，纵使我们难以识别所有的导致官员作出不同政策选择的个体背景因素，但将已知的可能指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不言而喻具有显明的必要性，如年龄、教育水平、干部培训经历、任期、企业背景等。
年龄。年龄代表着一个人面对风险的倾向性和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关系资源）的积累程度，而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这些特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直接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风险倾向和变通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从而愈发抵制任何可能的变革[7][8];年龄越大的行政官员越重视其声誉和职务的安全性，任何妨碍这些安全性的行为都会被避免[9]（P14-25）。年长官员所带来的稳定型、维护性的政策输出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然而，年轻的地方官员虽更愿意承担风险、倾向于更为积极的变革措施[5]，但关系资源积累的不足制约了其政策选择的能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是其在政治博弈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和主动权被压缩和限制;另一方面是其有限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恰恰是突破性政策制定的必需条件，况且执政经验上的不足往往也会成为影响其决策质量的重要掣肘因素。可见，年龄过大或过小的官员都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关系
教育水平。对于省委书记和省长而言，教育水平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官员的价值观、認知偏好得以重新塑造[5]。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本质是以一种意识改变另一种意识，通过改变个体的意识观念来改变个体的行为选择，更高的教育水平对应着更低的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二是伴随地方官员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知识与技能。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一种重要资产，这样的资产可以带来宽广的洞察力和能力去应付复杂的决策情景[10]，从而使党政官员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实现经济增长。三是地方官员社会关系交往频率和层次的相应提高。社会学研究证明了受教育水平与关系主体网络的相关性，即关系主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交往参与度越高，交往对象的层次也越高[11]，不断积累的关系资源赋予其更高的行政决策的能动性和有效性。本文除了以第一学历作为教育水平的替代指标，还对地方核心行动者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因为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官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完全是形式化学习，目的在于“混文凭”。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2：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与该省经济增长正相关
假设3：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任期。在官员治理体制中，任期限制作为重要的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官员的应激模式和行为选择。国外的经验证明，任期限制能减少政治中的自保行为，长期任职的官员可能通过积聚威权政治以致最后摧毁选举规则的效率[12]，而如果官员认为他们会留任，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偏离选民的偏好[13]。官员的这些差异性的行为表现，会直接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输出与辖区的经济增长绩效上，如Johnson和Crain发现一届任期制的国家其政府支出比两届任期制度或无任期限制的国家增长得更快[14]，García-Vega等发现任期会降低公共资本生产率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15]。在任职初期，陌生的环境使个体的决策往往比较谨慎[16]，一方面，由于几乎所有官员都是首次任职类似区域，缺乏经验，容易决策失误，而且如果官员提前知道任职是短暂的，则会采取消极的主政态度甚至急功近利的做法;另一方面，如果官员在某一职位任职时间过长或者面临年龄限制而即将终结任期，官员会降低自己被晋升的预期，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而如果官员提前知道其即将得到政治拔擢，也会在任期末端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发展成果而采取保守性的政策选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
假设4：省委书记、省长的任期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关系
二、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源于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资料。
本文在选取样本时以1992年作为测量起点，出于以下考虑：在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地方政府官员拥有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
地方官员个体特征指针数据源于人民网、新华网、百度及地方政府官方网站的查找比对。GDP资料、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源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统计区域的统计年鉴。
（二）变数测量
1.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地方官员经济绩效的测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学界共识，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成为最为普遍的替代性指标。这两个看似相同的测量指标实则具有显著差异性：GDP 增长率是实务界通行的评价指标，该指标较为全面、系统地衡量了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均 GDP 增长率更关系到辖区内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本文直观地表现各省级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采用的是衡量省级官员的经济绩效产出情况的 GDP 增长率。
2.官员个体特征的测量。高阶理论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被广泛地应用到现在的高层管理人员个性化分析当中。以此为基础，从企业高管（包括高管个体和管理团队两个维度）的背景特征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高阶理论的理论体系和现实阐释力。由此进一步发展，研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个体，这也是当下我国行政官员特征研究的一个亮点。张军[17]、王贤彬[18]、张尔升[19]等分别从某一视角或某一方面（任期、异地交流、官员历练等）尝试剖析地方官员某一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但这种缺乏理论支撑的碎片化研究难以真正上升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官员的同质化對相同领域有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对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这些同时存在的背景特征使得任何单独维度的研究都难以摆脱其他因素的内在影响。
因此，纵使我们难以识别所有的导致官员作出不同政策选择的个体背景因素，但将已知的可能指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不言而喻具有显明的必要性，如年龄、教育水平、任期等。
基于上述假设分析，笔者对以下指标变量进行测量（见表1）。
3.控制变量的测度。① 全国GDP增长率。②其他相关项。根据Mankiw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发展的实证经济增长模型[20]，本文将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纳入回归分析中，计算时将三项加和取对数，并统一以“其他相关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参照Mankiw等的做法，本文假定资本折旧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为0.05，这不同于徐现祥等的假定（0.10）[21]，因为Mankiw等通过数据检验发现改变这个设定并不会对后面的分析结果带来实证性影响。③官员党政职位。我国一个已经引起关注却未有研究结论的问题是，省委书记的政治权力通常要比省长大，但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并不确定，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影响。为了排除这种职位差异带来的影响，我们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0指代省长，1指代省委书记）引入计量模型中。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据结构与变化规律，本文分别以每年和每位官员为统计口径设置了两个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并以2000年为分界点按时期分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以2000年为分界点的基本依据是，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体制，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了修正调整干部管理体制的授权。从2013年到2019年是“十二五”的完成阶段，国家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检验”期间，有一定的研究必要。模型1为逐年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平均年龄由1992年～1999年的59岁降至2000年～2012年的58.7岁，此后的五年2013年～2019年因为大多数地方官员还处于在任状态，地方官员的平均年龄又上升到59.16岁;教育水平有一定的提升，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官员有了大幅度增多，任期则明显缩短。模型2显示了每位官员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1992年～1999年到2000年～2012的两个阶段中，地方官员的平均上任年龄升高（升高0.13岁），平均卸任年龄降低（降低0.6岁），教育水平则提升（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4个百分点），有更多的官员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2000年～2012年有一半的官员曾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在接受完继续教育培训后，学历有了更大提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11个百分点），每位官员的平均任期缩短了近一年（由5.8年缩短到5.0年），而这些变化在2013年～2019年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相较于2000年～2012年这个阶段，地方官员的平均上任年龄升高（升高1.69岁），教育水平继续走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官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比例达到了92%，而每位官员的平均任期仍旧缩短（由5.0年缩短到4.64年）。描述性统计说明，在1992年～2019年的统计区间内，省级任职官员趋于年轻化且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这表明邓小平的“四化”方针提出后我国干部结构的优化调整已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官员的任期有明显的缩短，2000年～2019年官员平均任期为4.98年，比1992年～1999年缩短了近一年。 （二）基本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省委书记、省长个体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至模型4分别为各个体特征指针单独代入计量模型与各省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5则显示了所有个体特征指针同时进入模型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对比5个回归模型可见，数据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由模型1和模型5可知，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及年龄的二次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年龄二次项的系数-1.03<0，说明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相互关联，假设1得到支持。同时，由模型1可以计算得到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59岁，说明各省主政官员的年龄结构趋于合理（2013年～2019年平均卸任年龄为60.17岁，2000年～2012年的平均卸任年龄为60.34岁，都小于1992年～1999年的平均卸任年龄60.91岁）。由模型2和模型5可知，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说明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与该省经济增长正相关，假设2得到支持。由模型3和模型5可以发现，省委书记、省长的继续教育培训与各省的GDP增长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说明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官员所在的省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支持假设3。模型4和模型5显示，任期及任期的二次项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且任期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任期的上升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表现先升后降，即存在“∩”形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了数据支持。而通过模型4可以计算得到，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4.48年，低于张军等基于省级官员数据得到的临界值（4.96年）[17]。
（三）时期分段分析
为了探析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之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变动趋势，本文基于时期分段，以2000年为临界点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为检验资料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分时段分析时分别作了不含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见表4），因此第1列和第2列为全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第2列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第3列和第4列为1992年～1999年（阶段一）的逐年观察值多元回归分析，第5列和第6列为2000年～2012年（阶段二）的逐年观察值分析结果，第7列和第8列为2013年～2019年（阶段三）的逐年观察值分析结果。可见不同时期分段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
由表4可见，去掉控制变量之后，这些个体特征对各省的GDP增长率作用有些微影响但不显著，可见在研究这些个体特征的作用一定要有一些控制变量。对于官员的年龄而言，虽然阶段二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三个阶段都说明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均为59岁。
教育水平的影響在这三个阶段都得到了体现（分别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1%、5%、1%的统计检验），继续教育培训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阶段二和阶段三中（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和1%的统计检验），呈现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的效果，而任期的影响存在总体样本区间，其中在阶段三的时期分段中非常显著（通过0.1%的统计检验）。
（四）样本划分分析
有学者对市委（省委）书记和市长（省长）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提出了可能性的猜测[18]，然而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报道。本文通过将样本划分为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集群，分别与GDP增长率作多元回归分析，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分别检验了包含与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见表5）。
由表5可见，在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对省委书记而言，学历前面的系数0.65与经济增长更加显著相关（通过0.1%的统计检验），即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委书记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省委书记的继续教育水平较高，相关系数达到0.79（通过0.1%的统计检验），反映省委书记继续教育不断深入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对省长而言，任期系数0.32（通过5%的统计检验）更会影响到辖区的经济增长绩效。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省长的背景信息和辖区经济增长数据，构造了逐年观察值的面板资料，实证考察了省委书记、省长个体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本文从经验上证实，在每个省份中，控制了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省委书记、省长的个体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高阶理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关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研究。
第一，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形关系，且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59岁。这表明省委书记、省长在59岁以前敢于承担风险且具有较强的变通能力，进取型的政策选择有利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另外，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划分样本中有明显的差别（省委书记、省长相关系数显著程度为5%和10%），说明党政官员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具有掌控大局、把握方向职能的党委需要年长官员的稳重和经验，而负责具体经济发展的政府需要年轻官员的开拓和创新。这一方面验证了我国官员治理体制中地方核心行动者从政府到党委的官员拔擢传统和成长路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启示我们在深入推进治理体制改革时应注重不同年龄层次党政官员的搭配，以实现省份核心行动者领导效能的充分释放。
第二，教育水平越高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越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由于官员的学历多是政治学、法学、理学和经济学，党政官员的学历教育会在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这些能力有利于负责制定大政方针和宏观发展战略的党委一方核心行动者，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时进行准确的宏观政策创制和顶层设计，同时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解决技巧和能力。 第三，拥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由于官员参加继续教育多会选择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作为进修专业，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经历会在提升地方官员的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官员继续教育专业选择趋同有利于负责具体经济发展职能的政府一方核心行动者能够获得专业性高、针对性强且系统化的知识和技能，也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解决技巧和能力。是故，鼓励官员选择与职能相关的继续教育专业、丰富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专业化的技能强化训练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从任期内每个省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省委书记、省长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呈先升后降的“∩”形，最优任期为4.48年，这个任期不足一届（5年），也比张军等基于省级经验测算的最优任期（4.96年）[17]更短。这说明，一方面，考虑到经济绩效滞后性影响，可猜测省委书记、省长在任期结束前一年受到的激励最强;另一方面，各个省具有不同治理特征，需要主政官员通过积极的开拓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的受激励程度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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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
[关键词]省级主政官员;个体特征;经济增长;高阶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5-0043-08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效能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性工程，因果变量元素纷杂，目前学界大致从治理过程中的认知、行为、程序、沟通、监控、效果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执行缺陷或障碍因素的考察[1][2]。同时，学界关注了影响治理效能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执行主体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等;客观因素包括执行运行过程中的执行组织构建是否合理、执行资源是否充足、执行环境的优劣、执行文化的建构等方面[3][4]。总体而言，政府治理效能的相关主题的累积性理论研究依然源起于西方政府与社会①，引入中国治理情境后，以宏观叙事为主，既缺乏特定空间层级政府的厚植研究，又需要实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视域的转换，即从静态的体制机制研究走向制度局中人，特别是中国政治生态中主导制度变革和执行的主政官员。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何以能取得长达40年的经济超常规增长，这个主题一直是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也经历了从“要素禀赋”到“制度安排”再到“政府激励”的探源性历程。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思维正逐步呈现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形成了资源—制度—官员的原因变量链条，并逐步认识到高层级地方官员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其权力、行为及施政经验等因素都将最终影响政府的治理效能水平。
在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中，基于决策者同质和完全理性的假设，形成的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显然无法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和现实的解释力。决策者个体差异性特征，如性别、学习背景、年龄及信仰等对组织战略选择结果显然是有影响的。当然，由于决策者的价值观、认知能力及行为逻辑的抽象性与不可观测性，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使决策者的研究一度成为组织管理研究的黑箱。
由Hambrick等开创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的高阶理论，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使个体抽象的、不可观测的内在特征得以以具体的、可观测的外在表征进行体现，从而打破了组织管理研究的“黑箱”。高阶理论的核心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作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而这些个体特征是可以外显化为人口统计特征的[5][6]。
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高管（包括高管个体和管理团队两个维度）的个体特征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丰富、发展了高阶理论的理论体系和现实阐释力。由于官员之间存在异质性，并非所有类型的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轨迹都显著地呈现倒U形变动，这些同时存在的个体特征使得任何单独维度的研究都难以摆脱其他因素的内在影响。
因此，纵使我们难以识别所有的导致官员作出不同政策选择的个体背景因素，但将已知的可能指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不言而喻具有显明的必要性，如年龄、教育水平、干部培训经历、任期、企业背景等。
年龄。年龄代表着一个人面对风险的倾向性和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关系资源）的积累程度，而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这些特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直接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风险倾向和变通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从而愈发抵制任何可能的变革[7][8];年龄越大的行政官员越重视其声誉和职务的安全性，任何妨碍这些安全性的行为都会被避免[9]（P14-25）。年长官员所带来的稳定型、维护性的政策输出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然而，年轻的地方官员虽更愿意承担风险、倾向于更为积极的变革措施[5]，但关系资源积累的不足制约了其政策选择的能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是其在政治博弈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和主动权被压缩和限制;另一方面是其有限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恰恰是突破性政策制定的必需条件，况且执政经验上的不足往往也会成为影响其决策质量的重要掣肘因素。可见，年龄过大或过小的官员都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关系
教育水平。对于省委书记和省长而言，教育水平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官员的价值观、認知偏好得以重新塑造[5]。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本质是以一种意识改变另一种意识，通过改变个体的意识观念来改变个体的行为选择，更高的教育水平对应着更低的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二是伴随地方官员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知识与技能。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一种重要资产，这样的资产可以带来宽广的洞察力和能力去应付复杂的决策情景[10]，从而使党政官员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实现经济增长。三是地方官员社会关系交往频率和层次的相应提高。社会学研究证明了受教育水平与关系主体网络的相关性，即关系主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交往参与度越高，交往对象的层次也越高[11]，不断积累的关系资源赋予其更高的行政决策的能动性和有效性。本文除了以第一学历作为教育水平的替代指标，还对地方核心行动者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因为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官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完全是形式化学习，目的在于“混文凭”。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2：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与该省经济增长正相关
假设3：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任期。在官员治理体制中，任期限制作为重要的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官员的应激模式和行为选择。国外的经验证明，任期限制能减少政治中的自保行为，长期任职的官员可能通过积聚威权政治以致最后摧毁选举规则的效率[12]，而如果官员认为他们会留任，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偏离选民的偏好[13]。官员的这些差异性的行为表现，会直接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输出与辖区的经济增长绩效上，如Johnson和Crain发现一届任期制的国家其政府支出比两届任期制度或无任期限制的国家增长得更快[14]，García-Vega等发现任期会降低公共资本生产率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15]。在任职初期，陌生的环境使个体的决策往往比较谨慎[16]，一方面，由于几乎所有官员都是首次任职类似区域，缺乏经验，容易决策失误，而且如果官员提前知道任职是短暂的，则会采取消极的主政态度甚至急功近利的做法;另一方面，如果官员在某一职位任职时间过长或者面临年龄限制而即将终结任期，官员会降低自己被晋升的预期，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而如果官员提前知道其即将得到政治拔擢，也会在任期末端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发展成果而采取保守性的政策选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
假设4：省委书记、省长的任期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关系
二、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源于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资料。
本文在选取样本时以1992年作为测量起点，出于以下考虑：在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地方政府官员拥有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
地方官员个体特征指针数据源于人民网、新华网、百度及地方政府官方网站的查找比对。GDP资料、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源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统计区域的统计年鉴。
（二）变数测量
1.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地方官员经济绩效的测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学界共识，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成为最为普遍的替代性指标。这两个看似相同的测量指标实则具有显著差异性：GDP 增长率是实务界通行的评价指标，该指标较为全面、系统地衡量了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均 GDP 增长率更关系到辖区内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本文直观地表现各省级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采用的是衡量省级官员的经济绩效产出情况的 GDP 增长率。
2.官员个体特征的测量。高阶理论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被广泛地应用到现在的高层管理人员个性化分析当中。以此为基础，从企业高管（包括高管个体和管理团队两个维度）的背景特征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高阶理论的理论体系和现实阐释力。由此进一步发展，研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个体，这也是当下我国行政官员特征研究的一个亮点。张军[17]、王贤彬[18]、张尔升[19]等分别从某一视角或某一方面（任期、异地交流、官员历练等）尝试剖析地方官员某一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但这种缺乏理论支撑的碎片化研究难以真正上升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官员的同质化對相同领域有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对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这些同时存在的背景特征使得任何单独维度的研究都难以摆脱其他因素的内在影响。
因此，纵使我们难以识别所有的导致官员作出不同政策选择的个体背景因素，但将已知的可能指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不言而喻具有显明的必要性，如年龄、教育水平、任期等。
基于上述假设分析，笔者对以下指标变量进行测量（见表1）。
3.控制变量的测度。① 全国GDP增长率。②其他相关项。根据Mankiw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发展的实证经济增长模型[20]，本文将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纳入回归分析中，计算时将三项加和取对数，并统一以“其他相关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参照Mankiw等的做法，本文假定资本折旧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为0.05，这不同于徐现祥等的假定（0.10）[21]，因为Mankiw等通过数据检验发现改变这个设定并不会对后面的分析结果带来实证性影响。③官员党政职位。我国一个已经引起关注却未有研究结论的问题是，省委书记的政治权力通常要比省长大，但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并不确定，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影响。为了排除这种职位差异带来的影响，我们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0指代省长，1指代省委书记）引入计量模型中。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据结构与变化规律，本文分别以每年和每位官员为统计口径设置了两个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并以2000年为分界点按时期分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以2000年为分界点的基本依据是，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体制，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了修正调整干部管理体制的授权。从2013年到2019年是“十二五”的完成阶段，国家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检验”期间，有一定的研究必要。模型1为逐年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平均年龄由1992年～1999年的59岁降至2000年～2012年的58.7岁，此后的五年2013年～2019年因为大多数地方官员还处于在任状态，地方官员的平均年龄又上升到59.16岁;教育水平有一定的提升，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官员有了大幅度增多，任期则明显缩短。模型2显示了每位官员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1992年～1999年到2000年～2012的两个阶段中，地方官员的平均上任年龄升高（升高0.13岁），平均卸任年龄降低（降低0.6岁），教育水平则提升（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4个百分点），有更多的官员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2000年～2012年有一半的官员曾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在接受完继续教育培训后，学历有了更大提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11个百分点），每位官员的平均任期缩短了近一年（由5.8年缩短到5.0年），而这些变化在2013年～2019年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相较于2000年～2012年这个阶段，地方官员的平均上任年龄升高（升高1.69岁），教育水平继续走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官员所占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官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比例达到了92%，而每位官员的平均任期仍旧缩短（由5.0年缩短到4.64年）。描述性统计说明，在1992年～2019年的统计区间内，省级任职官员趋于年轻化且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这表明邓小平的“四化”方针提出后我国干部结构的优化调整已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官员的任期有明显的缩短，2000年～2019年官员平均任期为4.98年，比1992年～1999年缩短了近一年。 （二）基本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省委书记、省长个体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至模型4分别为各个体特征指针单独代入计量模型与各省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5则显示了所有个体特征指针同时进入模型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对比5个回归模型可见，数据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由模型1和模型5可知，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及年龄的二次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年龄二次项的系数-1.03<0，说明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呈“∩”形相互关联，假设1得到支持。同时，由模型1可以计算得到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59岁，说明各省主政官员的年龄结构趋于合理（2013年～2019年平均卸任年龄为60.17岁，2000年～2012年的平均卸任年龄为60.34岁，都小于1992年～1999年的平均卸任年龄60.91岁）。由模型2和模型5可知，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说明省委书记、省长的学历与该省经济增长正相关，假设2得到支持。由模型3和模型5可以发现，省委书记、省长的继续教育培训与各省的GDP增长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说明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的官员所在的省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支持假设3。模型4和模型5显示，任期及任期的二次项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且任期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任期的上升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表现先升后降，即存在“∩”形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了数据支持。而通过模型4可以计算得到，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4.48年，低于张军等基于省级官员数据得到的临界值（4.96年）[17]。
（三）时期分段分析
为了探析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之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变动趋势，本文基于时期分段，以2000年为临界点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为检验资料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分时段分析时分别作了不含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见表4），因此第1列和第2列为全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第2列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第3列和第4列为1992年～1999年（阶段一）的逐年观察值多元回归分析，第5列和第6列为2000年～2012年（阶段二）的逐年观察值分析结果，第7列和第8列为2013年～2019年（阶段三）的逐年观察值分析结果。可见不同时期分段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
由表4可见，去掉控制变量之后，这些个体特征对各省的GDP增长率作用有些微影响但不显著，可见在研究这些个体特征的作用一定要有一些控制变量。对于官员的年龄而言，虽然阶段二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三个阶段都说明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均为59岁。
教育水平的影響在这三个阶段都得到了体现（分别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1%、5%、1%的统计检验），继续教育培训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阶段二和阶段三中（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和1%的统计检验），呈现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的效果，而任期的影响存在总体样本区间，其中在阶段三的时期分段中非常显著（通过0.1%的统计检验）。
（四）样本划分分析
有学者对市委（省委）书记和市长（省长）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提出了可能性的猜测[18]，然而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报道。本文通过将样本划分为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集群，分别与GDP增长率作多元回归分析，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分别检验了包含与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见表5）。
由表5可见，在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对省委书记而言，学历前面的系数0.65与经济增长更加显著相关（通过0.1%的统计检验），即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委书记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省委书记的继续教育水平较高，相关系数达到0.79（通过0.1%的统计检验），反映省委书记继续教育不断深入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对省长而言，任期系数0.32（通过5%的统计检验）更会影响到辖区的经济增长绩效。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省长的背景信息和辖区经济增长数据，构造了逐年观察值的面板资料，实证考察了省委书记、省长个体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本文从经验上证实，在每个省份中，控制了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省委书记、省长的个体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高阶理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关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研究。
第一，省委书记、省长的年龄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形关系，且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为59岁。这表明省委书记、省长在59岁以前敢于承担风险且具有较强的变通能力，进取型的政策选择有利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另外，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划分样本中有明显的差别（省委书记、省长相关系数显著程度为5%和10%），说明党政官员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具有掌控大局、把握方向职能的党委需要年长官员的稳重和经验，而负责具体经济发展的政府需要年轻官员的开拓和创新。这一方面验证了我国官员治理体制中地方核心行动者从政府到党委的官员拔擢传统和成长路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启示我们在深入推进治理体制改革时应注重不同年龄层次党政官员的搭配，以实现省份核心行动者领导效能的充分释放。
第二，教育水平越高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越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由于官员的学历多是政治学、法学、理学和经济学，党政官员的学历教育会在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这些能力有利于负责制定大政方针和宏观发展战略的党委一方核心行动者，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时进行准确的宏观政策创制和顶层设计，同时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解决技巧和能力。 第三，拥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由于官员参加继续教育多会选择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作为进修专业，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经历会在提升地方官员的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官员继续教育专业选择趋同有利于负责具体经济发展职能的政府一方核心行动者能够获得专业性高、针对性强且系统化的知识和技能，也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解决技巧和能力。是故，鼓励官员选择与职能相关的继续教育专业、丰富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专业化的技能强化训练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从任期内每个省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省委书记、省长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呈先升后降的“∩”形，最优任期为4.48年，这个任期不足一届（5年），也比张军等基于省级经验测算的最优任期（4.96年）[17]更短。这说明，一方面，考虑到经济绩效滞后性影响，可猜测省委书记、省长在任期结束前一年受到的激励最强;另一方面，各个省具有不同治理特征，需要主政官员通过积极的开拓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的受激励程度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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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