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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的脉络切入，分析了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成功实践，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立足点；坚持民族利益的首要地位，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前提；坚持维护团结顾全大局，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关系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是为了适应全世界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团结起来的世界革命形势，由列宁亲自领导筹备组建的。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政党的52名代表。中国代表刘绍周(刘泽荣)参加了大会。共产国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中心。从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长达20余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研究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意义。
一、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是一个“两头好，中间差”的曲折历程
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有功也有过,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共产国际曾给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帮助以及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苏联民族利益出发，将东方战略实用主义化，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危害。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P300”。“两头好”，就是指1919年3月至1927年7月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8年和1935年7月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后期这8年两个时期的“好”。前八年的“好”主要是指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问题”是指支持国民党，成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直接原因等，这些错误使中共向国民党的三次退让、放弃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后八年的“好”主要指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问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中反对中共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所谓“中间差”，指1927年7月至1935年7月这八年中，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最大。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犯了三次 “左” 倾错误，第一次是在“八七”会议上，由于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第二次是由于李立三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第三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间最长。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国际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因此，王明的错误，也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的失败，并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也不是一无是处”指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及时调整转变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政权，促进了革命的向前发展。
回顾这段历史的得失，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路线政策、把民族与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是中共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基本经验。这些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二、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也存在着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实际典型地反应在共产国际对大革命运动的指导中。1925年到1927年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极大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错误的认识。比如，在共产国际眼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再比如，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目前在中国能发展国民运动的只有国民党，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2］。”因此“只要孙中山接受反对帝国主义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国民党［3］”。还比如，共产国际为维护国共合作而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分裂统一战线、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共产国际依然死守原来的认识，而不顾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的事实，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坚持“团结”，维护“统一”，并一次次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给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共产国际在不能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革命最终失败。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的指导中国革命还反映在反“围剿”中。大革命失败后，到1933年中央苏区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共产国际和王明错误估计形势，没给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以支持，错失良机使红军丧失了战争初期对的有利时机；由于博古、李德违反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致使第五次反 “围剿 ” 失败。
毛泽东后来说，“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4］P299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5］P155。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中国革命逐步发展起来。1943年5月26日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以说，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经验。 三、坚持民族利益的首要地位，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前提
共产国际，这个由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组织，把国际主义理解为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更强调的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它把苏联利益等同甚至取代世界革命利益，忽视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本国的民族利益。因此，为了保卫苏联国家的利益，共产国际重点强调的是反帝革命，中国的反封建革命往往处于反帝统一战线之下。这就使苏联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产生矛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更有甚者，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粗暴干涉，甚至进行迫害。比如，李立三在1931年被召到莫斯科后，就不断受到迫害；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因为对苏联“清党”表示不满，就突然“失踪”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强调各国共产党要以一切行动保卫苏联。“保卫苏联，同时也就是保卫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6］P253”。苏联要求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八路军配合行动，向北平、张家口等地进攻，阻止日军集结，以减轻苏联东部压力。对共产国际的要求，毛泽东明确回复：“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有使我军不能长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样，对哪一方面（对中共对苏联）都是不利的。”［7］发扬国际主义，前提是要保存自己，正是因为党坚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找准了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点，才使得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四、坚持维护团结顾全大局，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从组织原则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变换仍然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我党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尤其是面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能够顾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大局，努力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一是主动汇报革命实际，努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等人予以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任弼时赶赴莫斯科汇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可。同年7月，王稼祥带回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党领导人了。”［8］P433二是原则与策略相统一，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对于共产主义所犯的错误，我党并没有选择直接的批评指责，而是采取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等方式，而一字不提共产国际。这样既坚持了原则，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又维护了共产国际的威信，保证了团结。○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张国焘给维金斯基的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J］.《前锋(创刊号)》，1923.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王廷科，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1989(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关系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是为了适应全世界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团结起来的世界革命形势，由列宁亲自领导筹备组建的。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政党的52名代表。中国代表刘绍周(刘泽荣)参加了大会。共产国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中心。从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长达20余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研究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意义。
一、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是一个“两头好，中间差”的曲折历程
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有功也有过,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共产国际曾给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帮助以及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苏联民族利益出发，将东方战略实用主义化，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危害。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P300”。“两头好”，就是指1919年3月至1927年7月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8年和1935年7月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后期这8年两个时期的“好”。前八年的“好”主要是指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问题”是指支持国民党，成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直接原因等，这些错误使中共向国民党的三次退让、放弃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后八年的“好”主要指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问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中反对中共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所谓“中间差”，指1927年7月至1935年7月这八年中，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最大。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犯了三次 “左” 倾错误，第一次是在“八七”会议上，由于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第二次是由于李立三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第三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间最长。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国际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因此，王明的错误，也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的失败，并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也不是一无是处”指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及时调整转变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政权，促进了革命的向前发展。
回顾这段历史的得失，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路线政策、把民族与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是中共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基本经验。这些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二、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也存在着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实际典型地反应在共产国际对大革命运动的指导中。1925年到1927年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极大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错误的认识。比如，在共产国际眼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再比如，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目前在中国能发展国民运动的只有国民党，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2］。”因此“只要孙中山接受反对帝国主义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国民党［3］”。还比如，共产国际为维护国共合作而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分裂统一战线、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共产国际依然死守原来的认识，而不顾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的事实，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坚持“团结”，维护“统一”，并一次次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给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共产国际在不能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革命最终失败。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的指导中国革命还反映在反“围剿”中。大革命失败后，到1933年中央苏区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共产国际和王明错误估计形势，没给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以支持，错失良机使红军丧失了战争初期对的有利时机；由于博古、李德违反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致使第五次反 “围剿 ” 失败。
毛泽东后来说，“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4］P299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5］P155。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中国革命逐步发展起来。1943年5月26日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以说，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经验。 三、坚持民族利益的首要地位，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前提
共产国际，这个由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组织，把国际主义理解为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更强调的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它把苏联利益等同甚至取代世界革命利益，忽视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本国的民族利益。因此，为了保卫苏联国家的利益，共产国际重点强调的是反帝革命，中国的反封建革命往往处于反帝统一战线之下。这就使苏联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产生矛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更有甚者，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粗暴干涉，甚至进行迫害。比如，李立三在1931年被召到莫斯科后，就不断受到迫害；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因为对苏联“清党”表示不满，就突然“失踪”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强调各国共产党要以一切行动保卫苏联。“保卫苏联，同时也就是保卫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6］P253”。苏联要求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八路军配合行动，向北平、张家口等地进攻，阻止日军集结，以减轻苏联东部压力。对共产国际的要求，毛泽东明确回复：“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有使我军不能长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样，对哪一方面（对中共对苏联）都是不利的。”［7］发扬国际主义，前提是要保存自己，正是因为党坚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找准了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点，才使得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四、坚持维护团结顾全大局，是我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从组织原则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变换仍然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我党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尤其是面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能够顾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大局，努力维护与共产国际的团结。一是主动汇报革命实际，努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等人予以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任弼时赶赴莫斯科汇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可。同年7月，王稼祥带回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党领导人了。”［8］P433二是原则与策略相统一，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对于共产主义所犯的错误，我党并没有选择直接的批评指责，而是采取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等方式，而一字不提共产国际。这样既坚持了原则，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又维护了共产国际的威信，保证了团结。○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张国焘给维金斯基的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J］.《前锋(创刊号)》，1923.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王廷科，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1989(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