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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conomist， he proposed many theories on national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s that not only set off waves in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but also generated profound impactsin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 nts a nd among entrepreneurs. As an independent scholar， he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pares no effort in advocating reform in the public， and once pushed the debates on the reform to its climax. However， Zhang Weiying often be camemedia’s focus in the center of controversies because of his radical views and comments.
5月19日，张维迎做客国际金融博物馆举办的第八期“江湖”沙龙，这位常常陷入争议漩涡的学者再度提出犀利的观点：当前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占用太多资源，但创造财富少，提供就业少，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
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的很多关于社会发展、经济改革和企业理论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波澜，而且在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家阶层中也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独立学者，他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活动，在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为改革进行鼓与呼，曾一纸檄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高潮。然而，他也常因过激的观点和言论，成为媒体的焦点。
自1995年以来，张维迎有《市场的逻辑》、《什么改变中国》等数十部作品出版，而每部新作一经问世，总能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张维迎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关于人生：一系列的偶然事件
在当晚的江湖沙龙中，张维迎在现场特别演绎了一曲陕北小调向观众展示知名经济学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张维迎说“江湖”跟他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是从张维迎聊得很High，唱得很尽兴来看，他似乎没有那么讨厌“江湖”。或许来“江湖”走一遭，对于张维迎来说是个偶然事件，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1978年也是张维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张维迎考入了西北大学，1982年和1984年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也由此，张维迎从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偶然事件开始娓娓道来。
张维迎说，虽然现在大家都叫我经济学家，但当初他却并没有想过要当经济学家，他所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他报过中文，报过历史，报过广播、电视编辑，都没有被录取。而最终考入西北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也是被当时“扩大招生”的政策裹挟进去的。“我报的专业不是我设计的，就是偶然事件。如果西北大学不扩招或者不设经济学专业，或者设了这个专业而自己却没被选中，就像是菜篮子在那儿，这个菜像在超市一样有随机性，如果没被选中那么我可能也不会搞经济学研究了。”说到这，曾经看似略显无奈的报考事件，倒成就了一位经济学家。
从报考专业开始，张维迎人生中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不断铺展开来。1982年报考研究生却并不想读经济学的张维迎，因为参与首届市场经济学的会议接待工作遇见了对他影响很大的几位人士，其中，茅于轼和杨小凯的影响尤为深远，使其在观念上发生了转变。张维迎说，“茅于轼教授当时正在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他直接靠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资源怎么实现最优配置，推算出这样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恰恰是后来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而几年前去世的杨小凯教授，是华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维迎心目中的榜样。在张维迎的新作《博弈与社会》一书中，他在序里面特别写道，“献给我的老师何连成教授和茅于轼教授”。
1983年，就读研究生时发表的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使张维迎成为全民批判的“人民公敌”。张维迎说，这个事件对其后来到北京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其实我在读研究生时的想法，未来也许就是留校教书，但是由于这个事件以后，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想呆”。或许是“因祸得福”，因这篇文章“一战成名”的张维迎也因此结识了来自北京志同道合的同仁，为其后来赴京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
1984年，张维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名正言顺地留在了北京，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的艰难历程。在张维迎看来，无论是从最初报考专业的选择，还是毕业后留在北京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乃至199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m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以及距离现在最近的事件——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张维迎人生中的偶然。
不过，尽管张维迎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其观点也不都是被人接受。他的这一观点就遭到老友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反对，潘石屹认为，“人生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人生的本质是必然。种瓜者必然得瓜，种豆者必然得豆，行恶者必然有恶报，行善者必然有善报。”当然，这只是来自老友间关于某些观点的争辩，发生在张维迎身上不足为奇。因为在他无论是作为独立学者的“单打独斗”，还是“光华十年”的推行变革，围绕张维迎的不仅仅是耀眼的光环，还有诸多将其推向风口浪尖的争议。 关于争议：我有我的逻辑
1983年，张维迎发表的《为钱正名》一文，曾使其遭遇“全民讨伐”，其提出的“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等言论在今天看来，仍颇具争议。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张维迎发表“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批评现行教育弊端的言论，再度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然而，带给张维迎的最大争议莫过于，2003年至2010年间，张维迎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及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身份在北大推行教职改革，所间接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事件。特别是在2007年，来自昔日同事的两封“公开信”，一时间让张维迎百口莫辩，始料不及的发难，甚至让他显得有点狼狈。针对当时“公开信”的责骂和贬斥，张维迎用他在院长就职典礼上说过的三句话进行回应：任何情况下，如果多数人不支持他，他马上就辞职；任何时候，发现有人比他张维迎做得更好，他马上辞职；任何时候有证据证明张维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长的职位谋求私利，他马上辞职。
2010年，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有人说，他是被赶下台的。时过境迁，再回溯这段陈年旧事，张维迎表示，“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发表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东西，由于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事件，我就回到了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说，“对我来讲特好，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招来这么多人，你觉得有一种责任。另一方面觉得确实很疲劳，不太想干。”后来改革变成一个拿不出手的东西，张维迎自然就下台了。
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后，尽管“走”得很坦然，但是张维迎还是小有遗憾，他说，“我在改革中国的商学院教育体制，但有一个事没做成。我希望学院的院长遴选机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走向国际接轨公开全球招聘，希望即便我不当院长了也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做，最后的结果当然依赖很多因素，但是机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干部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变成内部的矛盾、内部的斗争，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际上的选择都是在进行公开之后，变成一个理性的程序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他并未停止思考，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有关经济理论和改革的研究中。同样的，有关他的争议也并未停止，他讲话依旧单刀直入言辞犀利，因而自然会时不时地提出一些引发争论的观点。他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柳传志们”，而非周小川；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以及回应马云的“一个企业家如果因为听经济学家的话死掉了，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等观点。是的，争议是他们的，张维迎还是说张维迎的。
因为过于“直”的个性，确实让张维迎得罪了很多人。这些年不时有朋友好言相劝，“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他说，“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一批人，我们这个社会才有进步。我不能说我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不是很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而是我自己觉得，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我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
或许是出于一种巧合，张维迎在其最近推出的写了八年的著作《博弈与社会》一书中，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合作。我们有各种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战略，其实大家都在合作。
关于坚持：市场经济
与此前《为钱正名》含有批判性的“一战成名”不同，来自正面的影响且使张维迎真正名声大震的来自他那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在文章中，张维迎指出，价格是不能计算的，正确的价格只能靠市场。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怎么放开呢？一步步来，计划内的管住，计划外的放开，这就是双轨制。再逐步放开计划内的，然后再一步一步放开到最后变成单轨制，最后一定是市场价格。
虽然张维迎当时并没有直接正面对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接受这个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价格就是政府定。赖于茅于轼教授的推荐，文章经过层层审查，张维迎最终被录取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在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就变成一个最热的问题，最热的是因为我提的这个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突破性的。我有时候说改革现在也是这样，有时候就是思路的问题，即便你的方案再缜密，如果思路不对没有用的，好像现在搞顶层设计，当时价格也是一种顶层设计，要计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第一步走到哪儿，这样是不行的，思路错了。”有意思的是，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2011年张维迎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对于张维迎坚定市场经济的思考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十年以来，张维迎一直鼓吹市场经济几乎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学派。我们知道改革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遇到很多挑战。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土地上发明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发明的，它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维迎体现了学者的风范，他的研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并不是生搬硬套的。”同时，毛振华还认为，张维迎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博弈论、契约理论引入到中国的，这是非常重大的贡献。
2007年，张维迎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深度解读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来路与前途。他认为，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关于未来：必须改革
时下，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和风貌，“改革”和“中国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当很多人只是想三五年以后自己会怎样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思考中国30年后应该是什么样，会是什么样。张维迎说，“我们的领导人只要能看出3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的，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每一步走到哪儿。对于一个企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愿景，每天就是发工资、招人，不要说30年了，至少三五年以后会怎样应该有一个想法，否则企业肯定要垮台的。中国的问题是不要想得太近，普通人过日子关心今天菜价涨了没涨，房价涨了没涨，如果高层领导人心思精力花在房子、猪肉、黄瓜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他要看到国家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
在《什么改变中国》一书中，张维迎强调，中国的未来取决理念和领导力。改革前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数次提出，市场的归市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此，张维迎认为，怎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钥匙交给谁？权力关进笼子里面，钥匙自己拿着也是没有用的。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制衡，每个人都可能干坏事，人心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一面要发扬，恶的一面要抑制，这种抑制有时候靠我们的修养，但是经常没有办法见效，尤其是当权力特别大的时候。现代社会抑制权力是最基本的，对政府来讲非常重要。
张维迎强调，政府不是配合市场，首先我们认识政府的基本定位是什么，政府就是使得人的权利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证，这样人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如果政府不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定位的话，它本身就会侵害市场。应该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
当前最急需哪些市场行为的创新来推动经济改革？张维迎认为，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国家占据那么多国有企业的资源，但是创造的价值又非常小。2010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中占42%的资产创造的产出只有27%，创造的增加的只有30%，提供的就业只有20%，也就是说它的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把这些资源释放出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更好的潜力，这样做能令老百姓包括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去投资创新。我仍然认为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当前经济领域里面最重要的，非常遗憾目前那么多项改革就是不提国有企业。在回答本刊提出的这一疑问时，张维迎如是说。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教授，原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出生于陕西吴堡县，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
5月19日，张维迎做客国际金融博物馆举办的第八期“江湖”沙龙，这位常常陷入争议漩涡的学者再度提出犀利的观点：当前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占用太多资源，但创造财富少，提供就业少，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
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的很多关于社会发展、经济改革和企业理论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波澜，而且在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家阶层中也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独立学者，他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活动，在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为改革进行鼓与呼，曾一纸檄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高潮。然而，他也常因过激的观点和言论，成为媒体的焦点。
自1995年以来，张维迎有《市场的逻辑》、《什么改变中国》等数十部作品出版，而每部新作一经问世，总能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张维迎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关于人生：一系列的偶然事件
在当晚的江湖沙龙中，张维迎在现场特别演绎了一曲陕北小调向观众展示知名经济学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张维迎说“江湖”跟他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是从张维迎聊得很High，唱得很尽兴来看，他似乎没有那么讨厌“江湖”。或许来“江湖”走一遭，对于张维迎来说是个偶然事件，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1978年也是张维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张维迎考入了西北大学，1982年和1984年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也由此，张维迎从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偶然事件开始娓娓道来。
张维迎说，虽然现在大家都叫我经济学家，但当初他却并没有想过要当经济学家，他所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他报过中文，报过历史，报过广播、电视编辑，都没有被录取。而最终考入西北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也是被当时“扩大招生”的政策裹挟进去的。“我报的专业不是我设计的，就是偶然事件。如果西北大学不扩招或者不设经济学专业，或者设了这个专业而自己却没被选中，就像是菜篮子在那儿，这个菜像在超市一样有随机性，如果没被选中那么我可能也不会搞经济学研究了。”说到这，曾经看似略显无奈的报考事件，倒成就了一位经济学家。
从报考专业开始，张维迎人生中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不断铺展开来。1982年报考研究生却并不想读经济学的张维迎，因为参与首届市场经济学的会议接待工作遇见了对他影响很大的几位人士，其中，茅于轼和杨小凯的影响尤为深远，使其在观念上发生了转变。张维迎说，“茅于轼教授当时正在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他直接靠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资源怎么实现最优配置，推算出这样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恰恰是后来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而几年前去世的杨小凯教授，是华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维迎心目中的榜样。在张维迎的新作《博弈与社会》一书中，他在序里面特别写道，“献给我的老师何连成教授和茅于轼教授”。
1983年，就读研究生时发表的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使张维迎成为全民批判的“人民公敌”。张维迎说，这个事件对其后来到北京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其实我在读研究生时的想法，未来也许就是留校教书，但是由于这个事件以后，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想呆”。或许是“因祸得福”，因这篇文章“一战成名”的张维迎也因此结识了来自北京志同道合的同仁，为其后来赴京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
1984年，张维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名正言顺地留在了北京，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的艰难历程。在张维迎看来，无论是从最初报考专业的选择，还是毕业后留在北京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乃至199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m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以及距离现在最近的事件——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张维迎人生中的偶然。
不过，尽管张维迎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其观点也不都是被人接受。他的这一观点就遭到老友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反对，潘石屹认为，“人生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人生的本质是必然。种瓜者必然得瓜，种豆者必然得豆，行恶者必然有恶报，行善者必然有善报。”当然，这只是来自老友间关于某些观点的争辩，发生在张维迎身上不足为奇。因为在他无论是作为独立学者的“单打独斗”，还是“光华十年”的推行变革，围绕张维迎的不仅仅是耀眼的光环，还有诸多将其推向风口浪尖的争议。 关于争议：我有我的逻辑
1983年，张维迎发表的《为钱正名》一文，曾使其遭遇“全民讨伐”，其提出的“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等言论在今天看来，仍颇具争议。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张维迎发表“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批评现行教育弊端的言论，再度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然而，带给张维迎的最大争议莫过于，2003年至2010年间，张维迎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及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身份在北大推行教职改革，所间接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事件。特别是在2007年，来自昔日同事的两封“公开信”，一时间让张维迎百口莫辩，始料不及的发难，甚至让他显得有点狼狈。针对当时“公开信”的责骂和贬斥，张维迎用他在院长就职典礼上说过的三句话进行回应：任何情况下，如果多数人不支持他，他马上就辞职；任何时候，发现有人比他张维迎做得更好，他马上辞职；任何时候有证据证明张维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长的职位谋求私利，他马上辞职。
2010年，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有人说，他是被赶下台的。时过境迁，再回溯这段陈年旧事，张维迎表示，“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发表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东西，由于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事件，我就回到了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说，“对我来讲特好，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招来这么多人，你觉得有一种责任。另一方面觉得确实很疲劳，不太想干。”后来改革变成一个拿不出手的东西，张维迎自然就下台了。
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后，尽管“走”得很坦然，但是张维迎还是小有遗憾，他说，“我在改革中国的商学院教育体制，但有一个事没做成。我希望学院的院长遴选机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走向国际接轨公开全球招聘，希望即便我不当院长了也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做，最后的结果当然依赖很多因素，但是机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干部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变成内部的矛盾、内部的斗争，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际上的选择都是在进行公开之后，变成一个理性的程序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他并未停止思考，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有关经济理论和改革的研究中。同样的，有关他的争议也并未停止，他讲话依旧单刀直入言辞犀利，因而自然会时不时地提出一些引发争论的观点。他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柳传志们”，而非周小川；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以及回应马云的“一个企业家如果因为听经济学家的话死掉了，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等观点。是的，争议是他们的，张维迎还是说张维迎的。
因为过于“直”的个性，确实让张维迎得罪了很多人。这些年不时有朋友好言相劝，“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他说，“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一批人，我们这个社会才有进步。我不能说我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不是很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而是我自己觉得，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我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
或许是出于一种巧合，张维迎在其最近推出的写了八年的著作《博弈与社会》一书中，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合作。我们有各种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战略，其实大家都在合作。
关于坚持：市场经济
与此前《为钱正名》含有批判性的“一战成名”不同，来自正面的影响且使张维迎真正名声大震的来自他那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在文章中，张维迎指出，价格是不能计算的，正确的价格只能靠市场。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怎么放开呢？一步步来，计划内的管住，计划外的放开，这就是双轨制。再逐步放开计划内的，然后再一步一步放开到最后变成单轨制，最后一定是市场价格。
虽然张维迎当时并没有直接正面对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接受这个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价格就是政府定。赖于茅于轼教授的推荐，文章经过层层审查，张维迎最终被录取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在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就变成一个最热的问题，最热的是因为我提的这个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突破性的。我有时候说改革现在也是这样，有时候就是思路的问题，即便你的方案再缜密，如果思路不对没有用的，好像现在搞顶层设计，当时价格也是一种顶层设计，要计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第一步走到哪儿，这样是不行的，思路错了。”有意思的是，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2011年张维迎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对于张维迎坚定市场经济的思考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十年以来，张维迎一直鼓吹市场经济几乎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学派。我们知道改革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遇到很多挑战。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土地上发明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发明的，它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维迎体现了学者的风范，他的研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并不是生搬硬套的。”同时，毛振华还认为，张维迎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博弈论、契约理论引入到中国的，这是非常重大的贡献。
2007年，张维迎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深度解读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来路与前途。他认为，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关于未来：必须改革
时下，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和风貌，“改革”和“中国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当很多人只是想三五年以后自己会怎样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思考中国30年后应该是什么样，会是什么样。张维迎说，“我们的领导人只要能看出3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的，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每一步走到哪儿。对于一个企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愿景，每天就是发工资、招人，不要说30年了，至少三五年以后会怎样应该有一个想法，否则企业肯定要垮台的。中国的问题是不要想得太近，普通人过日子关心今天菜价涨了没涨，房价涨了没涨，如果高层领导人心思精力花在房子、猪肉、黄瓜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他要看到国家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
在《什么改变中国》一书中，张维迎强调，中国的未来取决理念和领导力。改革前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数次提出，市场的归市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此，张维迎认为，怎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钥匙交给谁？权力关进笼子里面，钥匙自己拿着也是没有用的。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制衡，每个人都可能干坏事，人心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一面要发扬，恶的一面要抑制，这种抑制有时候靠我们的修养，但是经常没有办法见效，尤其是当权力特别大的时候。现代社会抑制权力是最基本的，对政府来讲非常重要。
张维迎强调，政府不是配合市场，首先我们认识政府的基本定位是什么，政府就是使得人的权利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证，这样人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如果政府不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定位的话，它本身就会侵害市场。应该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
当前最急需哪些市场行为的创新来推动经济改革？张维迎认为，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国家占据那么多国有企业的资源，但是创造的价值又非常小。2010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中占42%的资产创造的产出只有27%，创造的增加的只有30%，提供的就业只有20%，也就是说它的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把这些资源释放出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更好的潜力，这样做能令老百姓包括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去投资创新。我仍然认为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当前经济领域里面最重要的，非常遗憾目前那么多项改革就是不提国有企业。在回答本刊提出的这一疑问时，张维迎如是说。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教授，原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出生于陕西吴堡县，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