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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是文学艺术中的一种常见的风格特色,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上。其意思是指作者要说的意思不直接说出或不完全说尽,用一些隐约委婉的方法曲折地加以表达或把它隐藏在形象之中让欣赏者自己去品味思索。其主要特征是含而不露,意在言外。
其中“含而不露”偏重于表现手法上,而“意在言外”则重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刘勰《文心雕龙》把“含蓄”称为“隐”,而司空图《诗品》却把“含蓄”概述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者的语言表述虽有不同,但其意思都是要求一首好的诗词必须能做到“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从而造就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春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境界,给人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感觉。
当代一诗人以“生活”为题写了一首诗,全诗内容就只有一个字“网”。一个“网”字它就把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隐含于其中,让人把味无穷。其含蓄手法用到了极至。
文似看山不喜平,人们常说“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清代学者田同之也提出了“诗贵含蓄”的论断。古人论诗,崇曲忌直,讲究波澜开阔,曲折多变,反对平铺直叙。其中强调的“曲”,则是指含蓄、委婉的风格。
含蓄手法在实际运用中常常与联想、想象密不可分。如“才高八斗”的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双关一语中的;郭沫若《天上的街市》串用联想与想象描绘了天上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而实则含蓄的折射出现实的非人生活;毛泽东的七绝《咏蛙》“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巧用含蓄手法表达了诗人那“万里江山我为主”的宏伟之志,塑造了一个气势豪迈、有劝威、有信心的领袖形象。由此可知,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比直抒更富审美情趣,把诗的情与理、质与趣蕴涵其中。含蓄手法的运用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诗的内容上隐含了诗歌的含蓄美
含蓄在诗歌的内容上,主要表现为“意在言外”,即“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如《诗经·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也,其黄而陨”,诗句表面写桑叶随着季节的变化或荣或枯,而实则是写女子年轻貌美和年老色衰。他通过色泽的变化,引发读者想象,从而明白诗意在于揭示在夫权制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为目的。诗人这样的抒写就比直接陈述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感染力。
2在诗的表现方式上体现了诗歌的含蓄美
含蓄手法在诗歌的创作中常采用比兴、象征、夸张、暗示等多种方式,在形式上给人含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诗经·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句用比喻手法写出了相思的煎熬难耐;《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用了联想与比拟的手法;《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至于夸张、暗示等在古今诗句中更了比比皆是。
3在诗的鉴赏方面融入了诗歌的含蓄美
诗歌的创作离不开鉴赏,当然鉴赏者在鉴赏中也离不开创作。历史上的伯牙鼓琴,知音善赏的钟子期听琴音而知雅意,知道伯牙“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这说明作者与鉴赏者之间必须心心相应,达到默契无间。马克思曾说过:只有音乐,才引起人的音乐感受,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诗有“愈无理而妙者”的说法,其本意是说诗歌的创作在于抒情而不在于坐实。既然如此,诗歌的鉴赏也就离不开含蓄的手法。
唐代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中,“白发三千丈”是诗人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来抒写那不一般的愁思和愤懑,而清人王相《五言十家诗笺注》中则认为“三千丈”是以一根为单位,满头白发之和等于三千丈。可见王相在诠释中就没有明白李白写此诗的用意,没有理解其含蓄的表现手法。
晚唐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此诗句表面上是写江南春色之美,而实则是用反衬手法讽喻当朝统治者的愚蠢行为,借以表达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可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可见杨慎也忘却了含蓄手法在诗歌中的妙用。一字之改,使诗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因此,作为一个文学鉴赏者,必须懂得含蓄手法在诗歌中的广泛运用,明白其表达的意蕴,这样才能正确的去鉴赏诗歌,领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正如孟子在《孟子·万章篇》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4诗歌艺术在现实生活的拓展中也离不开含蓄的艺术手法
诗歌来源于社会生活,却高于社会生活,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有机体。社会生活只要有真善美和假恶丑,那么就有诗歌的用武之地;社会生活只要离不开日月星辰、灵性万物,那么就不会缺少诗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只有留心与诗的感应和交流,就会领悟到诗歌含蓄的艺术魅力。
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会懂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读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能感受到人性的高大心灵的真诚;读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就能领略其豪情壮志与自强自信精神。
贺拉斯说过:诗人的愿望应该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由于诗歌艺术的独特性和包融性,因而诗歌对语言和创作手法的要求就极为讲究,极为严格。它在继承上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但无论怎样,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歌都十分重视含蓄的表现力和幽默风趣的感染力。当你读北岛的《迷途》就会知道“朦胧诗派”离不开“含蓄”;当你读汪可的《人》,就会明白“含蓄”在“哲理诗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诗歌艺术的发展创新始终离不开含蓄的表达方式,这原本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决定的。因为社会生活进行创作和艺术欣赏的人们,也是主观能动的,鉴赏者总是不希望诗人、艺术家在创作中把话说尽,一览无余,而是要他们创造出“含而不露”的妙境,以便给人提供一个想象和再创造的天地。由此可以说,含蓄的艺术手法是现实生活中诗歌创作与欣赏的主流。
其中“含而不露”偏重于表现手法上,而“意在言外”则重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刘勰《文心雕龙》把“含蓄”称为“隐”,而司空图《诗品》却把“含蓄”概述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者的语言表述虽有不同,但其意思都是要求一首好的诗词必须能做到“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从而造就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春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境界,给人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感觉。
当代一诗人以“生活”为题写了一首诗,全诗内容就只有一个字“网”。一个“网”字它就把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隐含于其中,让人把味无穷。其含蓄手法用到了极至。
文似看山不喜平,人们常说“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清代学者田同之也提出了“诗贵含蓄”的论断。古人论诗,崇曲忌直,讲究波澜开阔,曲折多变,反对平铺直叙。其中强调的“曲”,则是指含蓄、委婉的风格。
含蓄手法在实际运用中常常与联想、想象密不可分。如“才高八斗”的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双关一语中的;郭沫若《天上的街市》串用联想与想象描绘了天上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而实则含蓄的折射出现实的非人生活;毛泽东的七绝《咏蛙》“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巧用含蓄手法表达了诗人那“万里江山我为主”的宏伟之志,塑造了一个气势豪迈、有劝威、有信心的领袖形象。由此可知,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比直抒更富审美情趣,把诗的情与理、质与趣蕴涵其中。含蓄手法的运用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诗的内容上隐含了诗歌的含蓄美
含蓄在诗歌的内容上,主要表现为“意在言外”,即“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如《诗经·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也,其黄而陨”,诗句表面写桑叶随着季节的变化或荣或枯,而实则是写女子年轻貌美和年老色衰。他通过色泽的变化,引发读者想象,从而明白诗意在于揭示在夫权制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为目的。诗人这样的抒写就比直接陈述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感染力。
2在诗的表现方式上体现了诗歌的含蓄美
含蓄手法在诗歌的创作中常采用比兴、象征、夸张、暗示等多种方式,在形式上给人含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诗经·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句用比喻手法写出了相思的煎熬难耐;《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用了联想与比拟的手法;《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至于夸张、暗示等在古今诗句中更了比比皆是。
3在诗的鉴赏方面融入了诗歌的含蓄美
诗歌的创作离不开鉴赏,当然鉴赏者在鉴赏中也离不开创作。历史上的伯牙鼓琴,知音善赏的钟子期听琴音而知雅意,知道伯牙“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这说明作者与鉴赏者之间必须心心相应,达到默契无间。马克思曾说过:只有音乐,才引起人的音乐感受,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诗有“愈无理而妙者”的说法,其本意是说诗歌的创作在于抒情而不在于坐实。既然如此,诗歌的鉴赏也就离不开含蓄的手法。
唐代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中,“白发三千丈”是诗人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来抒写那不一般的愁思和愤懑,而清人王相《五言十家诗笺注》中则认为“三千丈”是以一根为单位,满头白发之和等于三千丈。可见王相在诠释中就没有明白李白写此诗的用意,没有理解其含蓄的表现手法。
晚唐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此诗句表面上是写江南春色之美,而实则是用反衬手法讽喻当朝统治者的愚蠢行为,借以表达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可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可见杨慎也忘却了含蓄手法在诗歌中的妙用。一字之改,使诗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因此,作为一个文学鉴赏者,必须懂得含蓄手法在诗歌中的广泛运用,明白其表达的意蕴,这样才能正确的去鉴赏诗歌,领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正如孟子在《孟子·万章篇》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4诗歌艺术在现实生活的拓展中也离不开含蓄的艺术手法
诗歌来源于社会生活,却高于社会生活,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有机体。社会生活只要有真善美和假恶丑,那么就有诗歌的用武之地;社会生活只要离不开日月星辰、灵性万物,那么就不会缺少诗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只有留心与诗的感应和交流,就会领悟到诗歌含蓄的艺术魅力。
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会懂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读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能感受到人性的高大心灵的真诚;读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就能领略其豪情壮志与自强自信精神。
贺拉斯说过:诗人的愿望应该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由于诗歌艺术的独特性和包融性,因而诗歌对语言和创作手法的要求就极为讲究,极为严格。它在继承上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但无论怎样,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歌都十分重视含蓄的表现力和幽默风趣的感染力。当你读北岛的《迷途》就会知道“朦胧诗派”离不开“含蓄”;当你读汪可的《人》,就会明白“含蓄”在“哲理诗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诗歌艺术的发展创新始终离不开含蓄的表达方式,这原本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决定的。因为社会生活进行创作和艺术欣赏的人们,也是主观能动的,鉴赏者总是不希望诗人、艺术家在创作中把话说尽,一览无余,而是要他们创造出“含而不露”的妙境,以便给人提供一个想象和再创造的天地。由此可以说,含蓄的艺术手法是现实生活中诗歌创作与欣赏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