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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东北人民最先体验到了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最前沿，领导东北人民坚持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斗争。东北地区的局部抗战不仅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序幕。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
关键词：共产党；东北人民；抗日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04-02
习近平指出，中国当年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主要是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野蛮暴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最先在东北打响，同时，东北人民也成为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最早受害者。当时，日本关东军为了清剿抗日武装，磨灭东北人民的抗日意志，在东北各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案。
1932年11月，日军对黑龙江拜泉县进行清剿，日军支队长黑田率领一支车队闯进拜泉县附近的张景芳屯，把男女老幼赶紧一个大院，逼令交出抗日官兵，村民不知，黑田竟亲自动手砍下两名村民的头颅，见村民还是不作言语，黑田大怒，下令屠杀，105名男女老少倒在血泊之中。
1932年初，辽宁省锦西抗日民众一举歼灭了包括第二十七连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80余日军。事后，日军对事发地的江家屯、四园子、下五家子等地村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杀害无辜民众40余人，烧毁民房200余间，下五家子村民躲避深山才躲过这场灾难。后来，日军放风说“既往不咎”，村民将信将疑，下山后果然相安无事，村民才放下心来。3年后的1935年11月16日，一伙日军突然闯进村子，先把参加锦西作战的3名抗日民众挑死，然后把全村召集起来“开会”，待人员集齐，机关枪突然开火，瞬时，398名无辜村民命丧黄泉，幸存者仅有11人。
1936年下，日本“讨伐队”在通化县白家堡子一带遭到抗日武装的袭击，11名日军士兵被击毙。7月15日，三个日军中队闯进白家堡子村，把全村400余男女老幼捆绑起来，逼问抗日军的下落，不回答者当场砍死，甚至剖腹挖心。最后，日军将村民赶到东山角，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捅杀，400余无辜性命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仅有三人死里逃生。
此外，还有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平顶山惨案，辽宁清原的清原镇惨案，辽宁岫岩四道河惨案，辽宁黑山县惨案等等。可以说在东北沦陷14年里，每一块土地都浸透了东北人民的鲜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中共满洲省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二、站在抗日第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
中共满洲省委是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初，就把领导民众反日斗争定为省委的主要任务，提出“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的指导方针，并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予以猛烈揭露和抨击，同时发动和领导了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地各行业工人的反日斗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日益加剧，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1931年一、二月间，“驻沈附属地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第三十三联队，举行包围省城大演习……这次演习所占区域，竟达十九村之多，几遍沈阳县全县”。中共满洲省委在其主办的刊物《满洲红旗》上及时报道了日军这次演习行动，并富有高詹性地指出：“无疑地，这些枪声，是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的信号”，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阴谋和野心。
1931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借口“保护韩民”，开枪射杀中国农民，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在朝鲜各地肆意煽动韩国民众的排华情绪，致使百余名华侨惨遭杀害。针对这一“惨案”的发生，中共满洲省委随即发布了《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并且“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蒙的企图！”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满洲特科人员发现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等军事要地有异常举动，于是立即向上级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称日本人有近期“动手”的迹象。这份报告不仅及早为东北民众敲响警钟，而且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正确的对日斗争策略和方针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在位于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的省委机关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会上省委主要成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当前斗争的任务，并讨论和制定了应对措施，以及对敌的方针、策略和口号等。根据这次会议的内容，会后省委立即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所必然采取的步骤”，以及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北军队、工农兵劳苦群众“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这篇宣言是充分表达东北各族同胞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第一个反日檄文，为东北民众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誓死反抗日军侵略和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决心。很快，印有宣言的各色传单出现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传阅，或窃窃私语，或奔走相告，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和严正态度，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之后，满洲省委又陆续发表了多项宣言和决议，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发表，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使全东北民众的政治态度明朗化，激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东北各阶层民众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号召和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东北的抗日烽火愈燃愈旺，爱国救亡浪潮不断高涨。 三、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东北民众和留在关外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纷纷自发组成了救国军、大刀会、自卫军、红枪会等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充分肯定。为了扩大我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加强党对义勇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指示并陆续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这些派出的党团员干部在义勇军中都充分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在我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迅猛异常，在东北大地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斗争高潮。
在支持和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创建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建立起东北地区各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才是取得东北抗战彻底胜利的关键。
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12日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要发动农民群众组建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党的机关报《红旗周报》上也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中共党支部的中心任务》的文章，指出：满洲党的中心任务“决不是仅仅笼统地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更切实地更抓住中心地提出满洲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权。”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从1932年初开始着手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在磐石、海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地陆续建立起十几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成为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核心力量。
随着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1933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专门发出了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纠正了“北方会议”制定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比较符合东北地区客观实际的策略思想，即在东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一·二六指示信》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实现了我党在领导抗日斗争中策略路线上的转变，确立了党在抗日武装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共满洲省委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并在各项决议和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这一中心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办法和具体要求。由于实现了路线转变，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各赤色游击队很快改变了同当地自发形成的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的关系，许多抗日武装主动要求接受党的领导，甚至要求党改编他们的队伍。许多抗日武装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实现了协同作战。满洲省委还派出许多党员深入各地和各种抗日武装中去作政治工作，使整个抗日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到1933年8月，“在全满洲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群众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改变了过去我党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了全民族齐心抗日的大好形势。
1933年春，为了深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推动东北抗日斗争进一步发展，中共满洲省委将我党直接领导的赤色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省委要求各地“要为扩大数倍乃至数十倍人民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而斗争。”并要使人民革命军“成为吸收和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和群众反日的势力左右一切的中心力量。”为此，革命军在东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总司令部、联合军指挥部、同盟军等指挥机关，这标志着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核心、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主张。
从1935年冬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正式发表，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至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六军，之后又联合各地方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十一军。
为了适应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1936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撤销，改成立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四省委继续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为便于指挥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也整编成立了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担任总指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为了牵制日军力量，配合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千次的战斗，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和“围剿”，动摇了侵略者的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共产党；东北人民；抗日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04-02
习近平指出，中国当年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主要是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野蛮暴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最先在东北打响，同时，东北人民也成为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最早受害者。当时，日本关东军为了清剿抗日武装，磨灭东北人民的抗日意志，在东北各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案。
1932年11月，日军对黑龙江拜泉县进行清剿，日军支队长黑田率领一支车队闯进拜泉县附近的张景芳屯，把男女老幼赶紧一个大院，逼令交出抗日官兵，村民不知，黑田竟亲自动手砍下两名村民的头颅，见村民还是不作言语，黑田大怒，下令屠杀，105名男女老少倒在血泊之中。
1932年初，辽宁省锦西抗日民众一举歼灭了包括第二十七连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80余日军。事后，日军对事发地的江家屯、四园子、下五家子等地村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杀害无辜民众40余人，烧毁民房200余间，下五家子村民躲避深山才躲过这场灾难。后来，日军放风说“既往不咎”，村民将信将疑，下山后果然相安无事，村民才放下心来。3年后的1935年11月16日，一伙日军突然闯进村子，先把参加锦西作战的3名抗日民众挑死，然后把全村召集起来“开会”，待人员集齐，机关枪突然开火，瞬时，398名无辜村民命丧黄泉，幸存者仅有11人。
1936年下，日本“讨伐队”在通化县白家堡子一带遭到抗日武装的袭击，11名日军士兵被击毙。7月15日，三个日军中队闯进白家堡子村，把全村400余男女老幼捆绑起来，逼问抗日军的下落，不回答者当场砍死，甚至剖腹挖心。最后，日军将村民赶到东山角，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捅杀，400余无辜性命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仅有三人死里逃生。
此外，还有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平顶山惨案，辽宁清原的清原镇惨案，辽宁岫岩四道河惨案，辽宁黑山县惨案等等。可以说在东北沦陷14年里，每一块土地都浸透了东北人民的鲜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中共满洲省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二、站在抗日第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
中共满洲省委是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初，就把领导民众反日斗争定为省委的主要任务，提出“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的指导方针，并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予以猛烈揭露和抨击，同时发动和领导了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地各行业工人的反日斗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日益加剧，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1931年一、二月间，“驻沈附属地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第三十三联队，举行包围省城大演习……这次演习所占区域，竟达十九村之多，几遍沈阳县全县”。中共满洲省委在其主办的刊物《满洲红旗》上及时报道了日军这次演习行动，并富有高詹性地指出：“无疑地，这些枪声，是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的信号”，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阴谋和野心。
1931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借口“保护韩民”，开枪射杀中国农民，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在朝鲜各地肆意煽动韩国民众的排华情绪，致使百余名华侨惨遭杀害。针对这一“惨案”的发生，中共满洲省委随即发布了《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并且“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蒙的企图！”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满洲特科人员发现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等军事要地有异常举动，于是立即向上级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称日本人有近期“动手”的迹象。这份报告不仅及早为东北民众敲响警钟，而且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正确的对日斗争策略和方针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在位于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的省委机关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会上省委主要成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当前斗争的任务，并讨论和制定了应对措施，以及对敌的方针、策略和口号等。根据这次会议的内容，会后省委立即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所必然采取的步骤”，以及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北军队、工农兵劳苦群众“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这篇宣言是充分表达东北各族同胞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第一个反日檄文，为东北民众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誓死反抗日军侵略和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决心。很快，印有宣言的各色传单出现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传阅，或窃窃私语，或奔走相告，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和严正态度，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之后，满洲省委又陆续发表了多项宣言和决议，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发表，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使全东北民众的政治态度明朗化，激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东北各阶层民众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号召和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东北的抗日烽火愈燃愈旺，爱国救亡浪潮不断高涨。 三、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东北民众和留在关外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纷纷自发组成了救国军、大刀会、自卫军、红枪会等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充分肯定。为了扩大我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加强党对义勇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指示并陆续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这些派出的党团员干部在义勇军中都充分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在我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迅猛异常，在东北大地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斗争高潮。
在支持和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创建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建立起东北地区各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才是取得东北抗战彻底胜利的关键。
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12日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要发动农民群众组建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党的机关报《红旗周报》上也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中共党支部的中心任务》的文章，指出：满洲党的中心任务“决不是仅仅笼统地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更切实地更抓住中心地提出满洲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权。”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从1932年初开始着手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在磐石、海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地陆续建立起十几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成为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核心力量。
随着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1933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专门发出了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纠正了“北方会议”制定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比较符合东北地区客观实际的策略思想，即在东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一·二六指示信》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实现了我党在领导抗日斗争中策略路线上的转变，确立了党在抗日武装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共满洲省委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并在各项决议和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这一中心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办法和具体要求。由于实现了路线转变，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各赤色游击队很快改变了同当地自发形成的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的关系，许多抗日武装主动要求接受党的领导，甚至要求党改编他们的队伍。许多抗日武装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实现了协同作战。满洲省委还派出许多党员深入各地和各种抗日武装中去作政治工作，使整个抗日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到1933年8月，“在全满洲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群众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改变了过去我党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了全民族齐心抗日的大好形势。
1933年春，为了深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推动东北抗日斗争进一步发展，中共满洲省委将我党直接领导的赤色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省委要求各地“要为扩大数倍乃至数十倍人民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而斗争。”并要使人民革命军“成为吸收和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和群众反日的势力左右一切的中心力量。”为此，革命军在东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总司令部、联合军指挥部、同盟军等指挥机关，这标志着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核心、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主张。
从1935年冬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正式发表，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至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六军，之后又联合各地方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十一军。
为了适应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1936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撤销，改成立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四省委继续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为便于指挥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也整编成立了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担任总指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为了牵制日军力量，配合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千次的战斗，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和“围剿”，动摇了侵略者的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