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出现，中国成规模的出版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中国的出版学研究已走过数十年历程，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版学研究都停留在学科基本范畴的界定和争论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一大批高等学校设立出版专业、系科，以高校学者、师生为重要力量的出版研究界對出版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蔚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出版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出版活动本身的规律，而恰恰是在對出版活动的规律性探讨上，中国的出版学研究因受宏观环境和出版实践的制约而较难突破从单一的文化视角切入的局限。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版业受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而快速地经历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及出版机构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迫使出版业界和学界不得不對出版经济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由此而使出版经济问题的研究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
　　吴贇博士顺应学科和行业发展趋势，将自己近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定位于文化产业研究、传媒经济分析，先是以《微观出版经济理论研究》为题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又在此基础上深入钻研、反复打磨，推出了这部名为《文化与经济的博弈：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作为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在本书正式付梓前，我有幸先阅书稿，對其内容有着较为具体的了解。该书作者运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出版产品的供求这一主线，對出版产品与出版机构的经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對出版产品需求与消费者行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對出版产品的供给机制与出版机构的生产行为进行了经济学探讨；對出版业市场的类型与特征及其垄断与竞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對出版市场的政府规制进行了深刻分析。
　　该书是一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出版学研究成果。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该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色。
　　第一，该书为出版经济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出版经济学是出版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出版经济学研究要获得稳固的根基和长足的发展，必须在微观出版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突破。从经济学角度讲，微观经济学是相對于宏观经济学而言的，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的研究内容是互为补充的，两者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相同的：产业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产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应用。该书目前论及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微观出版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微观经济学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这些研究内容在吴贇的此部著作中都己论及。该书七章内容，包括對出版产品与出版机构的经济性质的分析，對出版产品需求及消费行为的探讨，對出版产品供给与生产行为的阐述，以及對出版市场的垄断与竞争及市场失灵现象与政府规制的经济学缘由与理论范围进行的剖析，等等，基本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这实际上为微观出版经济学构建起一个颇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诚然，学科体系中某一门独立分支学科的建立，不能仅凭一本著作来认定，但一些對学科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對学科研究具有导向作用的著作，其對分支学科发展的标志性意义是无法否定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吴贇的《文化与经济的博弈：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书也许可以成為微观出版经济学出现的标志。
　　第二，该书對如何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探讨出版业的发展规律具有示范意义。出版研究领域需要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要将经济学理论与出版业成功结合却非易事，因为出版业具有其特殊规定性和内在规律。在我国以往的出版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类片面性：一是机械地套用经济学理论，忽视甚至不承认出版行业的特殊性：二是过分强调出版行业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否认经济学一般原理在出版领域的作用。这样探讨的结果，往往使出版学理论研究脱离出版活动的具体实践，因而难以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吴贇的《文化与经济的博弈：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出版学理论研究已开始摆脱这种尴尬局面。
　　在《文化与经济的博弈：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书中，作者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出版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关要素的变动条件，以此探讨其规律性及其发展對策，在研究思路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这从全书内容构建中可以看出。首先，作者對微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在将其运用于出版学研究时就能驾轻就熟；其次，作者對出版行业特性的分析、把握较为准确，因而在运用经济学原理探讨出版规律时就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以本书的第三章中對出版产品经济特征的分析为例，本书选择出版产品作为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点，并从出版物的经济特征和版权(著作权)的经济特征两方面對出版产品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这种内容构建的思路，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结果；但在具体分析出版产品时，又能结合出版产业的特征，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上来剖析。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出版产品既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相结合的内容产品，又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结合的文化商品，就显得全面而科学。
　　第三，该书對出版学理论研究如何服务于出版产业发展实践给出了较为圆满的答案。理论性强，无疑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對出版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阐述，其剖析的深度及理论抽象的高度，也是一般研究者难以达到的。以本书第四章對出版产品需求与消费行为的分析为例，在分析需求特征时，作者先對出版产品需求的复杂性及其原因进行定性分析，然后用数学建模方式，對出版产品的需求曲线和需求弹性进行定量分析：在分析消费行为时。作者先對出版产品的消费行为，包括消费者的收益和偏好、理性决策与行为模式等进行规范研究，然后以作为出版产品重要类型之一的期刊为例，對其消费现状、特征，以及中外期刊消费的异同等问题进行详尽的实证分析。正是作者在研究中坚持的这种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不仅确保了本书观点的理论深度与内容的科学性，突出了本书理论性强的特点，而且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强化了本书内容指导、服务出版实践的特色。
　　出版学属于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密不可分：理论离不开实践，丰富的出版活动实践，是出版理论产生的源泉，是出版学研究的基础；而科学的出版理论，则是對出版实践的科学概括与规律性认知，能指导实践正确发展。因此，出版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對出版实践的指导与服务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本书作者向出版理论研究界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本书除了运用大量的实证分析使得科学研究的结论符合出版业发展实践需要，能有效地指导出版实践人士进行科学思考与正确认知之外，还通过不少相关對策的提出，直接指导出版实践的具体运作，强化了對出版实践的服务与指导意义。如：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對出版产品消费者需求的开发与利用的探讨，第五章第六节中對出版诚信体系建设的對策考察，第七章国际比较视野中的出版市场政府规制分析等内容，都是在對相关论题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向出版产业的实践操作者提出的发展思路。毋庸置疑，这些對策的提出，能直接指导出版实践朝着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仅是就此书對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而言的，不足以涵盖本书所有的特色与优点。总而言之，尽管书中某些内容的分析还可以尝试着进一步深入，作者今后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度推进、潜心挖掘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對如此有难度的论题勇于涉猎、大胆探索，且已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准，作者的探索精神与学术功力是很值得赞许的。
　　近年来，吴贇在出版学、编辑学研究领域勤奋钻研、严谨治学，不断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他坚持不懈的学术态度给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希望他能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潜心求索，努力创新，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