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聚武汉翠柳村

　　1977年，我和农场知青周鲁卫恋爱多年结婚，从没见过公公周而复，他们父子也已多年未见面。“文革”期间，他从铺天盖地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中，常看到父亲的名字。
　　1978年9月，忽接周而复来信，邀请大儿周延抗、张盼一家四口、二儿周鲁卫和我一家三口，去武汉相聚。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安排住进翠柳村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公公，叫他“爸爸”，很不自在。周而复“文革”中被批判，失去自由达七年之久，复出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刚做过膀胱癌手术，但他毫无病容，精神抖擞。
　　短暂的相聚，他一直在忙。每天一清早，我们还在睡梦中，他就起床写作，这是贯穿他一生的习惯。吃完早饭，他还是忙进忙出，这一回他招儿子媳妇一起帮忙，叫全家一起去湖北省图书馆，帮他查阅各种抗战史料，在报刊、杂志、电报、信件大量的文字中，找出重点加以摘录。回到翠柳村，他汇总笔记伏案整理，真是废寝忘食。
　　我好纳闷，父子失散多年，好不容易相聚，怎么不谈往事，不看风景，却一个劲儿让大家跑图书馆。眼看就要散去，父亲才给大家放了假，让我们乘火车去岳阳楼，感受了一回“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情怀。他呢，留在翠柳村房间，伏案写作。
　　后來才渐渐知道，父亲在为创作一部抗战长篇小说作准备。写作的契机其实埋藏得很早。他亲历八年抗战，也以各种文学形式书写过八年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他在上海读书，亲眼目睹日军罪行，毕业后愤然奔赴延安，在那里入了党，上过前线，参加反“扫荡”，亲历百团大战，采访抗日将领，终于等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于是他想写一部描写抗战八年的长篇小说。可是新的任务不断，全国解放后，他被派到上海，在华东统战部工作，业余时间写《上海的早晨》，花去了他全部业余时间。“文革”被迫中断写作，直到1979年，四卷本《上海的早晨》才出版完成。
　　于是，埋藏心中多年的抗战小说创作，终于启动。
　　他把辛辛苦苦写就的初稿拿给老友楼适夷先生阅读，没想到被他一口否定。楼先生说，此类抗战作品甚多，你必须另辟蹊径，站得更高，更具特色才是。
　　否定自己是艰难的，但是楼适夷先生说得很对，他于是将初稿推倒，重启炉灶。
　　在我们相聚武汉九年之后，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抗战巨著第一部，五十六万字的《南京的陷落》。我们很为他高兴。第二年，1988年，五十五万字的《长江还在奔腾》又出版了;接着，1989年六十七万字的《逆流与暗流》、1991年五十九万字的《太平洋的拂晓》、1993年六十万字的《黎明前的夜色》、1994年七十四万字的《雾重庆》，六卷三百七十万字的《长城万里图》系列长篇小说全部完成。
　　这一年，父亲八十岁。从动笔到六卷本全部出版，历时二十年。
　　小说始于“七七事变”前后，止于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这是一部全景式抗战系列小说，他第一次把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战，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体背景中加以描述，气势宏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两次组织研讨会，当年参加过抗战的一些领导和将领、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会议，对作品赞赏有加。1995年，《长城万里图》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日本友人伊井健一郎先生得知此书，深感意义重大。他自己出资，组织众多译者，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二十一年，于2016年9月完成日文版《长城万里图》六卷本翻译出版工作。对于伊井先生来说，这件事对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意义不同凡响，面对日文版全书，伊井先生百感交集。
　　1979年武汉相聚之后，父亲回北京，我们回上海。此后，我们和父亲的来往渐多。不久，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对外文委副会长，出国访问多，工作愈加繁忙。我们总是匆匆相见，匆匆离去，回头看见他一本一本出书，一幅一幅书法展示，即便出访在外，他都带上稿纸和笔墨宣纸，每天起大早，伏案疾书。
　　我总是好奇，他哪来这么多精力？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我很想探个究竟。

二、贫寒人家

　　周而复谈家常，常提及当铺，他个子还没当铺柜台高时，就时常出入。
　　周而复的父亲周兆山是安徽旌德人，在南京开绸布店。张勋复辟，适逢乱世，绸布店被洗劫，小康之家就此没落。1914年1月3日，周而复出生，取名周祖式。父亲先后在营口盐务局和苏州厘捐局工作，北伐战争前夕失业。五口之家顿感拮据，只能靠典当借债度日。
　　有一回家里断米，父亲拿出一件夹袍，要他去典当。他矮小，朝奉面孔是看不见的，踮脚递上夹袍，朝奉翻了一下，嫌太旧，把衣服往铁栏杆外面一推，他没有接住，夹袍掉在地上。他赶紧从地上捡起，用包袱皮包好，含泪回家。母亲看到夹袍，立即明白了，只好将刮剩下的一点米熬成稀粥。父亲再次出门借钱，才买回几升米。那时家中，冬天当夏衣，夏天当冬衣，夏衣不值钱，想赎回冬衣很困难。每年冬季，周而复总要穿着夹衣挨冻好一阵子。
　　进出典当行的经历，让周而复刻骨铭心。正因为他穷过苦过，挨冻受饿过，所以节俭的生活终身伴随直到老年。剩菜剩饭他不舍得倒掉。有一次儿子周鲁卫看见剩饭在锅子里长了霉，赶紧叫他别吃，他才勉强说：好，倒吧。新的衣服，他要留待节日和重要日子穿，旧衣服补了又补，从不觉寒酸。他说小时候逢年过节拿到零花钱，绝不轻易花掉，每当家里捉襟见肘，母亲私下问他：你还有钱没？他便自豪地拿出储蓄罐的钱给母亲救急。
　　有一回在他家，他拿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叫我帮他补，因为一直伏案写作，右肘磨破一个掌心大的洞。我很为难，羊绒衫怎么补呢？不如买件新的吧！他说新的羊绒衫他还有，这一件补补还可以穿。我只得遵命，可遍找不到灰色的软布料。他也找，最后在厨房找到一块灰色的抹布，对我说这个正好！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一块旧卡其布，我说，这是抹布呀，这怎么行？他说，洗洗干净不就行了？我只得将这块抹布洗净晾干，一针一线补在羊绒衫的肘部。这件用抹布补的灰色羊绒衫，他又穿了几个冬天。 　　当年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如今想来却有些感动。老一辈人的节俭是一种品格。过去因为贫穷才节俭，现在富裕了还是节俭，这是一种境界。

三、求学与开除

　　1980年代厦门大学开丁玲研讨会，河南大学一位女教师林坚告诉我，周而复是河南大学校友，想请他去河南大学看牡丹。我去问父亲，你不是光华大学毕业的吗，怎么河南大学来认你？他说没错，我是被河南大学开除的。
　　穷人的求学路格外艰难。周而复第一个老师是他父亲。父亲喜爱古典文学，会吟诗作赋。他教儿子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背诵《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他说开始背诵时觉得枯燥，后来品出味道，就不苦了，晚年心里涌出的诗词，都是小时背诵记住的。父亲还叫他每天写一张字，临柳公权、颜真卿、王羲之、王献之等名家。无钱买文房四宝，他找来一块大方砖，用清水在方砖上临字，练了又练，这为他后来成为书法家打下了基础。稍大些，他在父亲朋友私塾里读四书五经，似懂非懂，还欠着学费。闲时他四处借书看，《小五义》《水浒》之类。私塾远远满足不了他求新知识的欲望，十五岁那年，父亲请朋友担保他进了南京青年会学校。
　　他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小学，直接进中学，数、理、化一窍不通，只得加紧跟上。他对美术、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很感兴趣，特别是美术。父亲给他买了绘画用具学习素描，课余他常背上画架画板，去清凉山、钟山、玄武湖绘画。那时，他梦想成为画家。
　　进入高中，他的志向变了。青年会中学是基督教教会所办，校长周瑞章是留美学生，学校藏书颇丰，周而复被古今中外名著深深吸引，他的文科成绩门门优秀。此时，同班一同学跳级转学，竟然早一年毕了业，报考河南农业大学，他很是羡慕。这时河南大学也来南京招生，他才高二，眼见父亲举债供他读书，靠帮人做文墨事养家糊口，很想减轻父亲负担。于是，他在家里找出哥哥的高中文凭，换上自己的照片，用哥哥周祖庥的名字，报考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被录取了。
　　1932年夏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南京，来到河南大学。他拜访了词曲教授卢冀野先生。卢冀野出身南京书香世家，是他家房东的亲属。在他指导下，周而复选修郜爽秋的教育学和卢冀野的词学等课。除了上课，他终日埋首图书馆里，时而给开封《国民日报》投稿，获取稿酬，维持生活。
　　他深深陶醉于河南大学的书堆里，陶醉于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有一天下课后，经过学校布告栏，他看到一张布告：经调查，中国文学系学生周祖庥，文凭上照片系他人冒充，決定开除学籍，停止本校学习。
　　晴天霹雳！周而复美好的大学梦被打碎了。他如坠深渊，生怕别人知道他就是冒名周祖庥的学生，赶紧离去。他感到委屈，他的入学考试成绩是合格的，为什么不能凭考试成绩赦免他呢？走投无路之下，他再次拜访卢冀野先生，卢先生十分惋惜，他说，教育制度是严格的，学校既然贴出布告，就无可挽回。他劝周而复不要悲观，先去读高中文凭，再去考别的大学。他还亲笔写信，介绍周而复去见他的朋友陈德微，他是上海建国中学校长。
　　周而复沮丧地回到南京，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赶紧筹措钱款，让他去上海再读高三。

四、被捕

　　1933年，周而复来到上海，建国中学校长陈德微让他进入高三年级读书，顶替该校辍学的一名高三学生，他很快拿到高中文凭。这回，文凭照片是他本人，但名字是那位辍学的学生，叫周德。
　　这年夏天，周而复考取了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这所大学诞生在五卅惨案反抗日商的革命运动中，人才济济，著名教授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王造时、章乃器，都在光华大学授课，名重一时。但这是一所私立学校，食宿昂贵。周而复的父亲为他借了一学期学杂费，母亲把应急的两块银元塞到他手里，让他几近落泪。他与同学租住到学校附近农房，在小饭铺包饭，得以维持学习生活。光华的同学中，有一批革命文学青年，田间、马子华、苏灵扬等，他和他们一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
　　他关心时局，写了一篇《“匪”何必“剿”》，发表在学校的壁报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文章立即受到校内国民党分子的注意。
　　1933年11月深夜的一天，周而复独自在何家角租住的房子里，忽然闯入几个彪形大汉，手电筒照在脸上，不分青红皂白将他绑架，塞进停在村边的囚车中。黑暗的囚车里，隐约可见同学马子华、刘宗璜和几个不认识的同学。当晚，囚车开到公安局拘留所，这一夜上海逮捕了一百多名爱国学生和著名教授。第二天，他们全部被关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上海，各大学校长、抗日救国团体和著名人士，纷纷提出抗议，组织救援，要求国民党当局放人。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写了亲笔信，交国民党市党部。张寿镛先生是光绪二十九年乡试举人，曾任江苏淞沪厘捐总局提调等职，民国后任多地财政厅长，他同时又是一名学者，研究儒学、史学、财经、诗词等，一生爱好藏书，编撰《四明丛书》《宋元学案补遗》，编辑之余，著作等身。1925年，他卸任财政部副部长后，全身心投入光华大学创办中。
　　张寿镛校长在信中说，政治信仰不能只有一种，学生敢于与腐朽作斗争，是抗日救国的希望，他愿意以校长身份担保，要求当局释放学生，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是，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对学生的迫害有增无减。
　　周而复被关在龙华监狱，身边被囚禁的人渐渐少了下去，凡与权贵沾边，或家庭富有的学生，各自找到门路被释放。他无钱无势，被带上法庭。
　　法官是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陶百川，他责问周而复壁报上那篇文章，周而复为自己辩护说，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北，自己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何罪之有？陶百川训斥说：抗日救国大事，应该由政府负责处理，学生不必过问，好好读书就是，中央政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写文章同情共产党，这就是罪证，不许再狡辩！随后被押了下去。
　　二审直接宣判周而复两年半徒刑，缓期执行。周而复不服，他是一名爱国学生，只是反对剿共，呼吁团结抗日，有什么罪？！ 　　狱中允每月与家人通一封须经审查的信，他只能给父亲报平安，父亲赶来探视，手中无钱，无法买通关节，只能向张寿镛校长求助。张校长十分同情，表示再作努力。
　　最终，光华大学将周而复保释出狱，回到南京家中。
　　第二学期，父亲借贷无门，大学难以为继，情急之下，周而复写信给张寿镛校长，请求允许他欠费注册入学，待有稿费收入后，一并补交。张校长很快回复，予以同意。于是他重新回到深深热爱的光华大学。

五、婚姻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光华大学遭日机轰炸被迫迁址，周而复在常德路沪光中学找了一份兼职，教授英语，有了栖息之地。
　　1938年，沪光中学新来一位高中英语女教师王颖婉，她是苏州人，父亲王佩诤是著名史学家、藏书家、版本学家，曾参加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曾任苏州振华女中教务长和副校长，抗战期间在上海震旦大学任教。王颖婉是燕京大学学生，三年预科，两年协和医院学医。抗战爆发，她暂时回到苏州。日本人轰炸苏州，查抄颜家巷王佩诤的家。王颖婉在协和医学院做实验的照片被抄家的日本兵看见，他们指着照片说要这个“大姑娘”，全家顿感恐慌，逃离苏州，来到上海。经亲戚介绍，王颖婉到沪光中学任教。
　　同是英语教师，同在一所中学，周而复与王颖婉相遇。
　　他给她看《东方杂志》上自己发表的文章，她很佩服;他叫她读《译报》上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她向往延安;他把自己拍的毕业照给她看，英俊又帅气，他把照片给了她。
　　一位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位家境贫寒的热血愤青，两人恋爱了。
　　1938年夏天，周而复大学毕业。王颖婉转到上海女子医学院，追随妇科专家王淑贞继续她的医学专业。在革命理想和恋爱之间，周而复首先选择革命，他决定离开繁华的上海，奔赴革命根据地延安。王颖婉虽然不舍，但也支持，大敌当前，国家为重。他们就此别离。
　　三年后，1941年，周而复患神经性偏头痛和失眠，经组织安排，从延安到北平看病治疗，回南京看望母亲后，来到上海，离别三年的恋人重聚，他们准备结婚。
　　对于这桩婚姻，王颖婉的母亲薛孟任是不同意的，母亲让人打听周而复的情况，对女儿说，“该个人呒不来历”（“此人没有来历”）。父亲王佩诤是读书人，他看中的是学问，毕竟周而复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发表文章，出版了诗集《夜行集》。
　　几十年后，我和婆婆谈论这段婚姻，我问“没有来历”是啥意思，婆婆说：“‘来历’，是指‘门第’。”她们薛家和王家在苏州是大户人家，婚姻要门当户对。
　　不过，知书达理人家，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母亲讲究“来历”，父亲讲究礼仪，他要按照规矩，先订婚再结婚。为此，王佩诤邀请光华大学青年教师，老友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当证婚人。他穿戴整齐，亲自前往钱锺书和杨绛在上海的家，发出邀请，钱锺书一口答应。
　　在环龙路一家酒店，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证婚人钱锺书不辱使命，作了精彩发言，他说：这对伉俪一位是医生，一位是作家，珠联璧合，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 宾客闻之，鼓掌赞赏。
　　随后，周而复携王颖婉双双离开上海到北京，在等待地下交通安排他们去延安的日子里，正式结婚。
　　去延安危险而艰辛。王颖婉精简行李，只带了一本英文内科学、一副听筒和简单的衣物，一行十几人，或步行或骑毛驴，或爬山涉水，或夜宿山崖旁。过黄河时乘羊皮筏，风急浪高险象环生，王颖婉吓得一身冷汗，她惊叫：我再也不回来了！发现身上长了虱子，她一人悄悄流泪。幸而俩人形影不离，她觉得踏实有依靠。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他们有了家的感觉，又走走停停，经历了几个月的漫长跋涉，1942年底，终于到达延安。
　　周而复回到“文抗”创作，王颖婉被分配去延安中央医院，跟随儿科专家侯健存大夫工作，侯大夫是杜重远的妻弟，有着精湛的儿科医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位侯大夫成了王颖婉的良师益友。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周而复为她改名王郓，“郓”，是周而复的一个笔名。
　　延安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界朋友，喜欢聚会聊天。有一次周而复请他们来窑洞畅谈，一起包饺子，手忙脚乱中，王郓（颖婉）将一托盘饺子，下到冷水里，饺子糊了，周而復生气了。这是新婚后第一次产生裂隙，她自责又委屈，有谁教过书香门第家的大小姐如何下饺子呢？革命熔炉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延安没有战火，政治运动不时冒出硝烟，整风运动开始了。1943年王郓生下儿子延抗，原本在“文抗”创作的周而复忽被拉到党校三部批判，他原本一星期回家一次，这回几个星期不见人影。她望眼欲穿，又带孩子又上班，咬牙坚持。终于，周而复被允许回家看儿子了，这次相见分外激动，亲人、孩子在一起，这才是家啊！
　　1944年冬天，周恩来副主席忽找周而复谈话，决定调他到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党的机关刊物，兼做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这说明他在整风运动中过关了，他是多么高兴！
　　结婚两年多，他们第一次分离。一个去重庆，一个留延安，相隔一千多公里。周恩来十分关心留在延安的王郓，他在给方纪的信中提到周而复：“他的夫人如有信，也望交来，可代转，并望代我问候她的健康。”周恩来的直接关怀，让王郓感到极大安慰。
　　一年后，组织照顾她，将她从延安调到《新华日报》社做医务室主任。
　　他们重聚了，忽觉生分。儿子太小，妨碍他写作。幸亏《新华日报》社是个温暖的大家庭，王郓觉得温暖，她为周恩来看病，与邓颖超谈心，心情舒畅起来。
　　抗战胜利了，1946年初，周而复以《新华日报》特派员身份，随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巡视华北，王郓随后调到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工作，在宋庆龄、董必武领导下工作。他和她第二次分离。
　　内战阴影笼罩，形势越来越紧张。周而复来到上海，两人短暂相聚，各自接到新的任务，中央决定派夏衍等一批文化人前往香港开展工作，他受命前往;不久，王郓怀着身孕，带着四岁的大儿子，前往胶东公立医院，在那里，她生下第二个儿子鲁卫。 　　他们第三次分离。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王郓来到北京香山，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门诊部主任，她入了党，带着两个儿子。几乎同时，周而复带领香港一大批文化人乘船南下回到北京，他住在北京饭店，她并不知晓。邓颖超迅疾写信告知，她赶到北京饭店，使他十分意外。
　　“他变了，其实在重庆，他就变了。”几十年后婆婆王郓对我说，更多的话尽在不言中。那些年，她跟他去延安，去重庆，回上海，拉扯两个孩子，努力工作，她爱孩子爱这个家，爱得千辛万苦！可是别别扭扭的婚姻中，他们离多聚少，解放了，她多么盼望全家团聚。
　　周而复在上海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邓颖超希望他们团聚，很快，王郓调离中央门诊部，来到上海卫生局。就在这时，他提出离婚。
　　她怎么能同意呢？两个孩子还那么小，怎么可以没有父亲？在延安，她亲眼目睹身边同事的离婚悲剧，女性的婚姻，总有着格外沉重的时代烙印，她同情延安的那些离婚的同事，何曾想到自己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离婚走上了诉讼之路，在法庭上，她想见他，问问他，好好说几句话，可是她面对的是为他代言的女律师韩学章。1958年，在漫长的四年诉讼之后，她拿到一张离婚判决书。钱锺书先生说的“真善美”婚姻，破裂了。
　　评论一桩婚姻的对错是困难的。我所接触的周而复和王郓，都是好人，都值得我学习。他们出身各异，性格不同，家境悬殊，但都有志向有学问有担当，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共同奔赴延安，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可是婚姻不是事业，共同的事业，不等于能共同生活。
　　几十年后，我和我的婆婆成为朋友，我们谈论婚姻，谈论她含辛茹苦培养的孩子，各自长大成材，她从上海市医学情报研究所所长位置离休，编撰医学词典，教授英语，学习法语，上老年大学，忙得不亦乐乎。婚姻的痛苦早已淡忘，她活得充实、快乐。
　　原来，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真、善、美！

六、《上海的早晨》生死劫难

　　周而复的履历，长长一串;周而复的一生，跌宕起伏。回顾一生，他说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写作，最重要的职业，是“业余作家”。
　　周而复的文学创作始于学生时代，1937年，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夜行集》，郭沫若为诗集作序。此后七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总计一千两百多万字，是一位高产的作家。
　　他第一个把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事迹，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介绍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并先后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广为传播;他第一个描写中国民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心路历程，写出四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文革”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获得好评;他第一个把国民党抗日主战场写入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正面反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众多作品中，影响最广、最受欢迎的是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曾被译成多种文字，进入国际图书市场。
　　解放初，华东局成立统战部，市长陈毅兼统战部部长，周而复任副部长，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了许多民族资本家，了解这个群体对共产党的敬畏、疑虑和抗拒。他参与过劳资纠纷的调解，亲历“三反”“五反”以及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1952年，周而复开始构思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白天繁忙工作，清晨起来写作，即便出国访问，也不停顿。1958年《收获》发表《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61年出版第二部。“文革”中他失去自由，直到1979年第三、四部才完成出版，前后二十七年。他说：“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起床写作;当别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闭门写作。”这个写作习惯，他一直持续到晚年病重住院。
　　上海是民族资本家集聚之地。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道难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毛泽东采取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早晨》用艺术形象，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小说塑造了上海民族资本家徐义德的形象。他是沪江纱厂总经理，精明能干事业有成，对共产党疑虑重重，对工人阶级掌权忧心忡忡。他为自己留后路，在香港开了新厂，却又放不下上海的家产，留了下来。他躲避改造，收买国民党潜伏特务打入工会;贿赂税务局驻厂干部窃取经济情报。他运用一切手段，挤进工商界上层，甚至利用三姨太做诱饵，抓住“星二聚餐会”平台，暗暗对付共产党。徐义德费尽心机，却屡屡失败。
　　小说情节错综复杂，人物生动鲜明，获得读者好评。
　　徐义德的形象，成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艺术典型。周而复以文学的真实再现了这段历史，广受读者欢迎。他的名字从此与《上海的早晨》连在一起。
　　1968年2月21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天津的一次集会，姚文元发言批判方纪和周而复，他说：周而复写的《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此话一出，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闻风而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文章罗织了三条罪状：小说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鼓吹修正主義路线。随即，全国各省市报刊纷纷转载，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
　　上海煤气公司技术员桑伟川愤愤不平，这明明是一本好书啊！他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与丁学雷商榷，大胆说出小说并非毒草，引发轩然大波。张春桥指示对桑伟川进行严肃批判，桑伟川拒不认错，绝不低头。短短两年时间，桑伟川被批斗三百六十次，最多一天批斗七次，导致他精神失常，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
　　直到“文革”结束，上海法院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上海的早晨》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他们无法定案。周而复此时已恢复自由，得知桑伟川为他的书惨遭批斗判刑，既感动又气愤。桑伟川事件是“文革”中无数文字狱的缩影，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桑伟川为此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和健康的身体，最终，他获得平反出狱。 　　1981年周而复途径上海专程探望桑伟川，却因桑伟川不在家，就此错过。此后他们互相通信，互致敬意，感叹不已。

七、开除党籍与平反

　　1986年我在美国做“陪读夫人”，周鲁卫在费城坦普尔大学读博士学位。举目无亲，我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大使馆赠送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3月的一天，我翻开《人民日报》，顿时愣住了，头版大标题是：《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配发一篇评论《严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
　　这是怎么回事啊？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父亲几十年间不断挨批，“文革”中为《上海的早晨》受长时间大范围批判，下放到山西明港和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改造，前后失去自由七年，算是个老“运动员”了。粉碎“四人帮”后，好不容易平反昭雪，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会长等职，才几年又出事，还“开除党籍”。我们非常担心父亲的健康，他患膀胱癌，七八年未曾复发，这次能挺得过去吗？我们立即给他写信。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父亲用毛笔写的回信，给我们叙述了事情的原委：
　　1985年10月父亲访问日本，先参加中日政治家书法展，后参加新制作座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最后四天，应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邀请顺访，团长周而复、团员李海卿与女翻译张利利，双方讨论文化交流计划。泛亚理事长森住和弘夫妇曾在我第四野战军工作，为新中国解放作出了贡献，返国后全家从事中日友好事业。
　　顺访中，父亲挂念自己的抗战小说，他请森住和弘先生安排座谈并参观东京二战有关的地方，还想看看靖国神社，这是侵华日军出发与归国必去之地，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他们将日程安排报给驻日使馆，使馆没有异议。
　　这一天，一行人在东京参观，陪同者说，此处路过靖国神社，若今天去，明天可不再来，这比计划早了一天，父亲怕第二天再麻烦人家，不加思考就同意了。他们从一门入，由另一门出，怕忘记细节，父亲还拍了照，以备写作参考。
　　当晚，参赞王达祥前来告知，因日本教科书事件，中央有新的规定不准参观靖国神社，如果新华社记者去也要经过使馆同意才可。父亲一惊，他没有看到过通知，且提前一天已去过了，这如何是好？王达祥说，已经去过就算了！
　　万万没想到，回国后，此事成了政治事件，父亲受到严厉处分，他悔之不及。
　　父亲回信中有一大段提到丁玲，他去探视病危中的丁玲，丁玲是他们从延安一路走来的战友，因糖尿病肾衰竭逝世。她一生坎坷，曾被开除出党二十余年，去北大荒改造十二年，入狱四年，1979 年终获平反。父亲说，共產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任何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党会予以平反。他说：丁玲的一生令人感叹，也令人鼓舞。他以丁玲精神勉励自己，“必须坚持革命到底，写作到最后一息。”
　　他每天坚持写作，同时不断向党中央申诉。
　　他的申诉，有理有据。他把顺访计划报给使馆，使馆没有异议;自己是作家，写抗战小说需要素材，情有可原;他为了顺路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参观，并非“不听劝告”，驻日使馆的“劝告”发生在他参观之后。因此，他希望中纪委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调查取证，予以平反。申诉、申诉，他锲而不舍。
　　上海的陈沂伯伯和汪道涵伯伯，给予父亲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亲自为他审阅并递交申诉材料，让我们一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父亲把每一份申诉材料都复印交给我们，他说，他是在抗战的硝烟中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开除党籍是他这辈子最痛苦的事，如果有一天他死去，也请我们继续申诉，恢复党籍。从学生时代起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相信并认定共产党，一辈子从未动摇。组织上曾和他谈话，建议他重新申请入党，被他一口拒绝。他说自己是1930年代老党员，共产党是他一生的信仰，他从未丧失国格人格，为什么要重新入党？

　　终于，2002 年9 月18 日，经过十六年的不懈努力，中共中央纪委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为周而复恢复了党籍。文件说：鉴于“1986年给予周而复处分主要依据是其参观靖国神社”，而“周而复参观靖国神社与其创作《长城万里图》一书有关”，“原认定的其他问题可不再作为处分依据”。自此，周而复参观靖国神社一事，画上了句号。
　　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地，父亲可以瞑目了。虽然他还没弄明白，当年顺访计划提交给驻日使馆，使馆并没有异议，为什么最后竟成了他“未经批准，不听劝阻”。父亲也不明白，“开除党籍”的指示，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不经党支部大会通过，领导一句话，就让他瞬间站在了党的门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一年半之后，2004年1月8日，周而复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岁。新华社发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同志逝世。
　　历史终于给了周而复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