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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借山西“奴工事件”痛定思痛，标本兼治，毫不迟疑地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制度结构，我们才能期待“奴工事件”在风暴过后不再重演，人权保障的法治环境渐然有成
山西“奴工事件”曝光，震惊中国。连日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读到不同媒体发表的一篇篇评论，直指此事件绝非偶然、绝非局部、绝非始于今日，分析此事件昭显的司法不彰、道德沦丧、政府失灵，可谓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而此一事件中所显示的舆论监督之强大威力，中央政府之雷厉风行，也使人感到欣慰和希望。
不过，我们还是想提出最基本的诘问：既然此事件发生诉及舆论后，足以“人神共愤”，何以同类事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当普遍地发生？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而且是儿童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践踏？
答案指向法治与人权。遍查各种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在基本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中国的法律并无过多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32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6年刚刚修订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各种国家与社会优先保护的权利；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1991年国务院就出台过《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9月同名规定重新颁布，也明确禁止社会使用童工，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更是都作出过各种专项规定。至于涉及劳动用工，还有更多的相关法律，不遑多举。
从特别法到普通法，从行政法到刑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中国立法对妇女儿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企业用工可能存在的违法防范、行政与司法救济，不可谓法网不密。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奴工事件”的发生告诉我们，人权基本保障的法治环境还需要双重支撑：其一，严格执法、尽职尽责的政府；其二，人权意识觉醒、行使自由权利的公民社会。两者缺一不可，而从目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奴工事件”及同类事件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双重缺失。长期以来，“人权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论辩话题，“奴工事件”的冲击使我们有机会震动和反省。
因此，如果要对奴工现象所折射的人权挑战做出全面的认识，必然触及多重问题。它是简单的，但也是复杂的。
第一，“以政府为榜样”，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失效过的基本常识。因此，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本应起到表率作用。但这一事件中，相关的地方基层政府至少在事件曝光之前表现令人失望，公务员渎职以及基层政府小团体的渎职普遍，成为“奴工事件”出现、蔓延和升级的核心原因。
第二，由于舆论渠道存有行政性垄断，导致人民对侵害人权现象的监督缺乏有效途径，无限增加的监督成本导致民间监督政府意愿受挫，并且形成一个扭曲环境，以至于除了失踪者的家属与受奴役者，基本上没有当地民众主动有效的举报行动。
第三，全社会还严重缺乏公民自治的心理状态与实际行动，因此在政府某些职能短期缺失时，社会缺乏自我净化能力。这与长期的传统相关，但也说明社会自治的发展水平尚严重不足。
第四，以目前教育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看，人权教育和法治教育本身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西“奴工事件”在此意义上具有高度典型意义。
这些问题是“奴工事件”在令人悲愤和震惊之余的基本启示。应当承认，此次中央政府处理事件中鲜明、坚决与理性态度很值得赞许，地方省级政府亡羊补牢也堪称积极。而惟有借事件发生痛定思痛，标本兼治，毫不迟疑地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制度结构，我们才能期待“奴工事件”风暴过后不再重演，人权保障的法治环境渐然有成。
（本文刊于6月25日出版的2007年第13期《财经》杂志）
山西“奴工事件”曝光，震惊中国。连日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读到不同媒体发表的一篇篇评论，直指此事件绝非偶然、绝非局部、绝非始于今日，分析此事件昭显的司法不彰、道德沦丧、政府失灵，可谓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而此一事件中所显示的舆论监督之强大威力，中央政府之雷厉风行，也使人感到欣慰和希望。
不过，我们还是想提出最基本的诘问：既然此事件发生诉及舆论后，足以“人神共愤”，何以同类事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当普遍地发生？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而且是儿童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践踏？
答案指向法治与人权。遍查各种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在基本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中国的法律并无过多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32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6年刚刚修订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各种国家与社会优先保护的权利；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1991年国务院就出台过《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9月同名规定重新颁布，也明确禁止社会使用童工，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更是都作出过各种专项规定。至于涉及劳动用工，还有更多的相关法律，不遑多举。
从特别法到普通法，从行政法到刑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中国立法对妇女儿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企业用工可能存在的违法防范、行政与司法救济，不可谓法网不密。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奴工事件”的发生告诉我们，人权基本保障的法治环境还需要双重支撑：其一，严格执法、尽职尽责的政府；其二，人权意识觉醒、行使自由权利的公民社会。两者缺一不可，而从目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奴工事件”及同类事件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双重缺失。长期以来，“人权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论辩话题，“奴工事件”的冲击使我们有机会震动和反省。
因此，如果要对奴工现象所折射的人权挑战做出全面的认识，必然触及多重问题。它是简单的，但也是复杂的。
第一，“以政府为榜样”，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失效过的基本常识。因此，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本应起到表率作用。但这一事件中，相关的地方基层政府至少在事件曝光之前表现令人失望，公务员渎职以及基层政府小团体的渎职普遍，成为“奴工事件”出现、蔓延和升级的核心原因。
第二，由于舆论渠道存有行政性垄断，导致人民对侵害人权现象的监督缺乏有效途径，无限增加的监督成本导致民间监督政府意愿受挫，并且形成一个扭曲环境，以至于除了失踪者的家属与受奴役者，基本上没有当地民众主动有效的举报行动。
第三，全社会还严重缺乏公民自治的心理状态与实际行动，因此在政府某些职能短期缺失时，社会缺乏自我净化能力。这与长期的传统相关，但也说明社会自治的发展水平尚严重不足。
第四，以目前教育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看，人权教育和法治教育本身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西“奴工事件”在此意义上具有高度典型意义。
这些问题是“奴工事件”在令人悲愤和震惊之余的基本启示。应当承认，此次中央政府处理事件中鲜明、坚决与理性态度很值得赞许，地方省级政府亡羊补牢也堪称积极。而惟有借事件发生痛定思痛，标本兼治，毫不迟疑地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制度结构，我们才能期待“奴工事件”风暴过后不再重演，人权保障的法治环境渐然有成。
（本文刊于6月25日出版的2007年第13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