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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这一翻，就是三年。如今回想起来，强朝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是一个全球史专家，他非常博学，视野很广，《世界的演变》光列出来的参考文献书目就有三千多种，因此翻译时，“要做的研究工作就特别特别的多，要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棘手的是于尔根的文字还不太容易懂。“他喜欢用比较复杂的长句、从句，这也是德国学者经常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我的德国朋友也都说他的文字不容易读，比较晦涩。他自己也曾在他某本书的外文版序里，就这个问题专门道过歉，说翻译他的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参与过英文版的校对工作，发现要理解他的德文，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得向译者道歉。”
吸引强朝晖坚持下去的，除了可以享受查资料、研究问题的时刻，还有就是翻他的书，“会让人变得非常安静，忘了其他所有的烦恼和喧嚣”，因为这位典型的德国教授非常严谨，和她的思考方式非常契合。她曾跟段其刚分享过她在翻于尔根的书时的一种小开心：常常翻完一句，心里暗暗觉得下一句他该说什么了，一看原文果然是。
2016年，强朝晖在与朋友一起合译完了《世界的演变》后，她就辞掉了工作，做起了专职翻译。之前，她一直是把翻译视作一种爱好来着，经历了这部大部头后，她开始觉得自己有了一种使命感，“就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外语，且在学术这一块儿上，真正愿意做，又有能力做的人太少了。”此后，强朝晖几乎成了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专属译者，虽然“太难了”，但当编辑把40万字的《中国与世界社会》递过来时，她还是很痛快地接了下来。“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非常非常辛苦，不过最后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
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大概会推出2000种新书，并在其中评出十大好书，强朝晖的译本曾三度当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强朝晖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她从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从不给读者签名，哪怕是好友相求，如果不是碍于国内的出版规则，她甚至希望把自己的名字都从书脊上拿掉。她认为自己不过是编辑、出版、印刷等加工环节中的一部分，最多是比重占得较大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改变加工的本质。她十分认可本雅明说的，译者应当是透明的，“我希望大家看到一本书，会说这书写得真好啊，或者真烂啊，并忘掉译者的存在。极端点说，如果一本书读者觉得翻译得太精彩，或者太烂，全是译者的失职。”
在探讨译者的身份认知时，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钟表匠。“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表的后盖打开，摆弄里面的齿轮，看看每个齿轮之间咬合的关系，思考着怎么能让它带动整个机械装置走起来。换到文字上，就是字与词之间的关系，德文的长句子特别有逻辑，像无数个咬合着的小螺丝钉，翻译的时候，我所关注的就是每个螺丝和螺口是不是拧对了，关注这些细微的东西，就相当于工匠。”
早期，她会一遍遍打磨，打磨的过程就是从译者走向读者的过程。现在，一稿时，她就会产生读者意识，自我监督———“这句话好不好懂啊，是不是人话啊。我比较注重读者的体验，一定要让读者看明白。”为此，她常常较劲，有时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逞强。翻译于尔根的《中国革命》时，书里讲的是从五卅运动到共产党获得胜利的过程，她担心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特别清楚，因此可能被挑错。而且除了德译中，还涉及中译中，要还原那个时代的官职和一些名词的概念，“你要渗透在每个句子里面，把中文再翻译成更恰当的中文，这个就非常困难了。”
段其刚也觉得她“挺强迫症的”。她从不拖稿，但时常会在交稿时，表露出一种不自信，自我要求太高，总觉得是不是翻得不够好。这时，段其刚就会一次次地安慰她，“没事儿，可以了，我很放心的，讀者也一定能看得懂的。”
在强朝晖看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是两个行当，对翻译的要求很不一样。“文学书要是字字精准，却没有文学味儿，是一钱不值的，没有意义。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自由度也更大。”《书情书》里有一章叫《美丽的书》，在结尾的地方说到书的包装问题，就像人的衣柜里的那些衣服一样，再丑再破，你出门的时候，总不能光着。她当时用的原话是，无论如何，光屁股上街，不是个好的选择。
有朋友读后建议，“你这个‘光屁股上街’是不是不雅呀？你该说赤身裸体。”强朝晖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四个字的成语式的东西，就觉得“光屁股上街”很有画面感，“好痛快呀！”
而学术就不一样了，学术要尽可能精准、贴近原文。她认为，“学术这块儿要做到信与达是非常难的，前提是译者得对原文看得非常非常明白，得把所有的理论都吃透。”德文里的宗教和地区就差一个字母，如果翻译不准确，读者就会看不懂，强朝晖同样会“直接把这本书扔了”，因为“没有意义。”疫情期间，强朝晖一直待在欧洲小国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紧邻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都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不能出门，最直接的影响是没法去健身房或游泳池锻炼，更多的还是对心理层面的影响，“你会感觉比较压抑，是整个空气里，你躲不开的那种压抑”。
如今，她已在刻意屏蔽这方面的信息了，除了追踪大的趋势，不会看太多疫情方面的新闻。每天依然在做翻译，从2006年到现在，她基本都处在一本书还没有翻完，就已签了下一本书的合约的状态。“1月份从北京回去，到现在，已经翻了约八万字。”
强朝晖在工作时，是非常有规律的，一般上午、下午各干一点，一天不超过四个小时。“其实我干专职以后，每天翻的量并不比以前多。这个还是和精力有关，现在没有年轻时那么好的精力了，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但是翻译必须是有规律性的，不是说我高兴了就一下子翻很多，不高兴就扔在那儿。翻译就是一点一点地往推进，保持住自己的速度，像跑马拉松那样。”
据《南方人物周刊》孙凌宇辕文整理
这一翻，就是三年。如今回想起来，强朝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是一个全球史专家，他非常博学，视野很广，《世界的演变》光列出来的参考文献书目就有三千多种，因此翻译时，“要做的研究工作就特别特别的多，要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棘手的是于尔根的文字还不太容易懂。“他喜欢用比较复杂的长句、从句，这也是德国学者经常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我的德国朋友也都说他的文字不容易读，比较晦涩。他自己也曾在他某本书的外文版序里，就这个问题专门道过歉，说翻译他的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参与过英文版的校对工作，发现要理解他的德文，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得向译者道歉。”
吸引强朝晖坚持下去的，除了可以享受查资料、研究问题的时刻，还有就是翻他的书，“会让人变得非常安静，忘了其他所有的烦恼和喧嚣”，因为这位典型的德国教授非常严谨，和她的思考方式非常契合。她曾跟段其刚分享过她在翻于尔根的书时的一种小开心：常常翻完一句，心里暗暗觉得下一句他该说什么了，一看原文果然是。
2016年，强朝晖在与朋友一起合译完了《世界的演变》后，她就辞掉了工作，做起了专职翻译。之前，她一直是把翻译视作一种爱好来着，经历了这部大部头后，她开始觉得自己有了一种使命感，“就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外语，且在学术这一块儿上，真正愿意做，又有能力做的人太少了。”此后，强朝晖几乎成了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专属译者，虽然“太难了”，但当编辑把40万字的《中国与世界社会》递过来时，她还是很痛快地接了下来。“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非常非常辛苦，不过最后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
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大概会推出2000种新书，并在其中评出十大好书，强朝晖的译本曾三度当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强朝晖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她从不同意在书上放译者简介，从不给读者签名，哪怕是好友相求，如果不是碍于国内的出版规则，她甚至希望把自己的名字都从书脊上拿掉。她认为自己不过是编辑、出版、印刷等加工环节中的一部分，最多是比重占得较大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改变加工的本质。她十分认可本雅明说的，译者应当是透明的，“我希望大家看到一本书，会说这书写得真好啊，或者真烂啊，并忘掉译者的存在。极端点说，如果一本书读者觉得翻译得太精彩，或者太烂，全是译者的失职。”
在探讨译者的身份认知时，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钟表匠。“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表的后盖打开，摆弄里面的齿轮，看看每个齿轮之间咬合的关系，思考着怎么能让它带动整个机械装置走起来。换到文字上，就是字与词之间的关系，德文的长句子特别有逻辑，像无数个咬合着的小螺丝钉，翻译的时候，我所关注的就是每个螺丝和螺口是不是拧对了，关注这些细微的东西，就相当于工匠。”
早期，她会一遍遍打磨，打磨的过程就是从译者走向读者的过程。现在，一稿时，她就会产生读者意识，自我监督———“这句话好不好懂啊，是不是人话啊。我比较注重读者的体验，一定要让读者看明白。”为此，她常常较劲，有时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逞强。翻译于尔根的《中国革命》时，书里讲的是从五卅运动到共产党获得胜利的过程，她担心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特别清楚，因此可能被挑错。而且除了德译中，还涉及中译中，要还原那个时代的官职和一些名词的概念，“你要渗透在每个句子里面，把中文再翻译成更恰当的中文，这个就非常困难了。”
段其刚也觉得她“挺强迫症的”。她从不拖稿，但时常会在交稿时，表露出一种不自信，自我要求太高，总觉得是不是翻得不够好。这时，段其刚就会一次次地安慰她，“没事儿，可以了，我很放心的，讀者也一定能看得懂的。”
在强朝晖看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是两个行当，对翻译的要求很不一样。“文学书要是字字精准，却没有文学味儿，是一钱不值的，没有意义。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自由度也更大。”《书情书》里有一章叫《美丽的书》，在结尾的地方说到书的包装问题，就像人的衣柜里的那些衣服一样，再丑再破，你出门的时候，总不能光着。她当时用的原话是，无论如何，光屁股上街，不是个好的选择。
有朋友读后建议，“你这个‘光屁股上街’是不是不雅呀？你该说赤身裸体。”强朝晖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四个字的成语式的东西，就觉得“光屁股上街”很有画面感，“好痛快呀！”
而学术就不一样了，学术要尽可能精准、贴近原文。她认为，“学术这块儿要做到信与达是非常难的，前提是译者得对原文看得非常非常明白，得把所有的理论都吃透。”德文里的宗教和地区就差一个字母，如果翻译不准确，读者就会看不懂，强朝晖同样会“直接把这本书扔了”，因为“没有意义。”疫情期间，强朝晖一直待在欧洲小国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紧邻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都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不能出门，最直接的影响是没法去健身房或游泳池锻炼，更多的还是对心理层面的影响，“你会感觉比较压抑，是整个空气里，你躲不开的那种压抑”。
如今，她已在刻意屏蔽这方面的信息了，除了追踪大的趋势，不会看太多疫情方面的新闻。每天依然在做翻译，从2006年到现在，她基本都处在一本书还没有翻完，就已签了下一本书的合约的状态。“1月份从北京回去，到现在，已经翻了约八万字。”
强朝晖在工作时，是非常有规律的，一般上午、下午各干一点，一天不超过四个小时。“其实我干专职以后，每天翻的量并不比以前多。这个还是和精力有关，现在没有年轻时那么好的精力了，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但是翻译必须是有规律性的，不是说我高兴了就一下子翻很多，不高兴就扔在那儿。翻译就是一点一点地往推进，保持住自己的速度，像跑马拉松那样。”
据《南方人物周刊》孙凌宇辕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