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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并不是我运动生涯的巅峰期,多年的伤病一直困扰着我。我想过离开,当教练、上大学、做生意……但一切的谋划似乎都不是自己所愿。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的运动生涯还有遗憾,比如参加奥运会。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梦想,我一直在坚持,并坚信通过努力一定会有所斩获。
7月,我被通知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这是世锦赛前的大练兵,对我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7月21日,按照赛会安排,跳马单项是晚场开赛。我丝毫不敢懈怠,希望到时能有上佳的表现。跳马是我的强项,这次,我的对手并不强大,只要我将规定动作完成,不出意外,我将进入决赛……开赛前,我按照教练的安排进行着准备活动。
排在我前面的是罗马尼亚运动员,大家按照次序依次试跳。两轮过后,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旁边的刘导还是敦促我抓紧时间再做一次完整的试跳。
我开始助跑,提高起跑速度,争取以更好的腾空高度来完成规定的难度动作。我朝自己熟悉的马箱全速奔跑……就在我快速地无限接近它时,前方忽然闪过一个人影。那一瞬,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别犹豫,翻过去!”耳边传来教练清晰的喊声。我继续奔跑,边跑边向那个人影喊:“靠边!靠边!”随着我不断地接近跳马,随着我的脚踏上马箱,我似乎感觉到情况不妙!从手撑跳马到腾空,时间在我的脑海中停止了。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空中姿态,但不记得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间太短太短了。
我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几乎与此同时,我听到了某种碎裂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疼痛弄醒,睁开眼,发现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是赛会的医疗队员。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其中一名队员正用一双大手托住我的头和颈部。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大,把我的头托得牢牢的。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
他告诉我不要乱动,并提示我不要害怕。
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是我的教练和队医。他们被阻隔在人群之外,在和现场的医护人员进行交涉,但医疗队拒绝他们靠近。
剧烈的疼痛从颈部传来时,我感到难以忍受,紧盯着体操馆上方的天花板,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知过去多久,我再次醒来,发现脖子已经被医疗器具固定,脖套有些不合适。医疗队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到担架上。那一刻,身体已经失去知觉的我看到很多人在身边忙碌着,大家头上流了很多汗……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在救护车上,这是我17岁以来第一次拥有这样的经历。陪在我身边的是一名护士。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眼睛湿润。她一直在和我说话:“宝贝儿,不要害怕,没事的,一会儿就不疼了。小宝贝、小甜心……”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依稀听到“嘟嘟嘟”——心电图设备发出的声音;我被戴上氧气面罩;我感觉胸闷、难以喘气;疼痛让我的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想攥紧拳头,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的脑海中还残存着一个念头:是不是要把我送回国去?可是,我还想继续比赛!
又一次醒来,我被许多人推着,在一个长长的走廊,宽敞明亮的环境,有如机场候机大厅般通透。我大声地、用尽所有的力气说:“请不要把我送回国。请你们赶快帮我治疗,帮我包扎一下,我要回去比赛……”
就从那刻起,我开始陷入昏厥、清醒、昏厥的反复交替中。我似乎看到眼前出现一片光亮,正如以往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人面临死亡时,就是那样一道闪现而过的白光。我感觉头很重,疲惫极了。
我后来才知道,手术进行了整整五个小时。对我来说,这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我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居然还活着。就在那样的庆幸与恐慌中,我迫切地想快点见到我的教练和队友,似乎,我同他们已经分离得太久。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护士听。她们告诉我,教练和队医已经在赶来医院的路上了。
清醒、昏迷、睡眠……有时候,我会进入梦境,梦到自己在比赛,梦到在训练局的大院里骑自行车,还有爷爷,我调皮地坐在他腿上,央求他给我讲一大堆故事……什么都不记得了,错乱的记忆……眼睛再度睁开时,我看到教练和队医已经守在我身边了。我很高兴、很开心,终于见到亲人了。
当刘群琳指导亲吻我的额头时,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像她的女儿,特别想对着她撒娇,如同分别许久的母女一样。我忘记了颈部的剧痛,忘记了身体的麻木。
“刘指导,我还能回去比赛吗?我还能练体操吗?”我问。她点点头,眼里的泪光却泄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听见了,现实用它冰冷的声音告诉我,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在纽约的长岛医院里,队医张大夫一直陪着我。他对我很好,也一向是我很喜欢的人。有他陪在身边,我有种安全感。
脑袋就像被蜂群攻击过一样,那样大,那样沉。被颈套固定着,我只能通过眼球的转动来观察四周。我知道自己已经废了,再不可能踏进体操房。我能好起来吗?我还能站起来吗?我该怎么办?
疼痛有时可以让人的脾气变坏,让人变得焦躁和不安。一次,午饭时间,张大夫在我床边,一边看护我一边吃饭。我醒来,听到他吃饭时发出的声音,感觉自己莫名地像变了一个人,大声说:“张大夫,你吃饭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啊!”好脾气的队医就这样被我训斥,至今都让我觉得愧疚。
手术的那段日子,我觉得一切似乎都变了,包括我,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找不到未来,甚至不敢去想,能够接受的命运就是被逐出体操房,再也不能够做一名运动员了!而我还活着,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到哪里?做什么?
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有时喜欢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再教你如何面对。不久,我转到位于纽约市中心的芒塞纳医院,我的人生和命运就在这样的转移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新的地方,我将收获力量,聚集勇气,尝试微笑,学习如何和命运展开斗争。人生新的赛场,就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我的路》中国出版集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月,我被通知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这是世锦赛前的大练兵,对我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7月21日,按照赛会安排,跳马单项是晚场开赛。我丝毫不敢懈怠,希望到时能有上佳的表现。跳马是我的强项,这次,我的对手并不强大,只要我将规定动作完成,不出意外,我将进入决赛……开赛前,我按照教练的安排进行着准备活动。
排在我前面的是罗马尼亚运动员,大家按照次序依次试跳。两轮过后,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旁边的刘导还是敦促我抓紧时间再做一次完整的试跳。
我开始助跑,提高起跑速度,争取以更好的腾空高度来完成规定的难度动作。我朝自己熟悉的马箱全速奔跑……就在我快速地无限接近它时,前方忽然闪过一个人影。那一瞬,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别犹豫,翻过去!”耳边传来教练清晰的喊声。我继续奔跑,边跑边向那个人影喊:“靠边!靠边!”随着我不断地接近跳马,随着我的脚踏上马箱,我似乎感觉到情况不妙!从手撑跳马到腾空,时间在我的脑海中停止了。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空中姿态,但不记得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间太短太短了。
我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几乎与此同时,我听到了某种碎裂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疼痛弄醒,睁开眼,发现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是赛会的医疗队员。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其中一名队员正用一双大手托住我的头和颈部。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大,把我的头托得牢牢的。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
他告诉我不要乱动,并提示我不要害怕。
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是我的教练和队医。他们被阻隔在人群之外,在和现场的医护人员进行交涉,但医疗队拒绝他们靠近。
剧烈的疼痛从颈部传来时,我感到难以忍受,紧盯着体操馆上方的天花板,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知过去多久,我再次醒来,发现脖子已经被医疗器具固定,脖套有些不合适。医疗队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到担架上。那一刻,身体已经失去知觉的我看到很多人在身边忙碌着,大家头上流了很多汗……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在救护车上,这是我17岁以来第一次拥有这样的经历。陪在我身边的是一名护士。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眼睛湿润。她一直在和我说话:“宝贝儿,不要害怕,没事的,一会儿就不疼了。小宝贝、小甜心……”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依稀听到“嘟嘟嘟”——心电图设备发出的声音;我被戴上氧气面罩;我感觉胸闷、难以喘气;疼痛让我的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想攥紧拳头,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的脑海中还残存着一个念头:是不是要把我送回国去?可是,我还想继续比赛!
又一次醒来,我被许多人推着,在一个长长的走廊,宽敞明亮的环境,有如机场候机大厅般通透。我大声地、用尽所有的力气说:“请不要把我送回国。请你们赶快帮我治疗,帮我包扎一下,我要回去比赛……”
就从那刻起,我开始陷入昏厥、清醒、昏厥的反复交替中。我似乎看到眼前出现一片光亮,正如以往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人面临死亡时,就是那样一道闪现而过的白光。我感觉头很重,疲惫极了。
我后来才知道,手术进行了整整五个小时。对我来说,这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我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居然还活着。就在那样的庆幸与恐慌中,我迫切地想快点见到我的教练和队友,似乎,我同他们已经分离得太久。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护士听。她们告诉我,教练和队医已经在赶来医院的路上了。
清醒、昏迷、睡眠……有时候,我会进入梦境,梦到自己在比赛,梦到在训练局的大院里骑自行车,还有爷爷,我调皮地坐在他腿上,央求他给我讲一大堆故事……什么都不记得了,错乱的记忆……眼睛再度睁开时,我看到教练和队医已经守在我身边了。我很高兴、很开心,终于见到亲人了。
当刘群琳指导亲吻我的额头时,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像她的女儿,特别想对着她撒娇,如同分别许久的母女一样。我忘记了颈部的剧痛,忘记了身体的麻木。
“刘指导,我还能回去比赛吗?我还能练体操吗?”我问。她点点头,眼里的泪光却泄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听见了,现实用它冰冷的声音告诉我,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在纽约的长岛医院里,队医张大夫一直陪着我。他对我很好,也一向是我很喜欢的人。有他陪在身边,我有种安全感。
脑袋就像被蜂群攻击过一样,那样大,那样沉。被颈套固定着,我只能通过眼球的转动来观察四周。我知道自己已经废了,再不可能踏进体操房。我能好起来吗?我还能站起来吗?我该怎么办?
疼痛有时可以让人的脾气变坏,让人变得焦躁和不安。一次,午饭时间,张大夫在我床边,一边看护我一边吃饭。我醒来,听到他吃饭时发出的声音,感觉自己莫名地像变了一个人,大声说:“张大夫,你吃饭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啊!”好脾气的队医就这样被我训斥,至今都让我觉得愧疚。
手术的那段日子,我觉得一切似乎都变了,包括我,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找不到未来,甚至不敢去想,能够接受的命运就是被逐出体操房,再也不能够做一名运动员了!而我还活着,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到哪里?做什么?
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有时喜欢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再教你如何面对。不久,我转到位于纽约市中心的芒塞纳医院,我的人生和命运就在这样的转移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新的地方,我将收获力量,聚集勇气,尝试微笑,学习如何和命运展开斗争。人生新的赛场,就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我的路》中国出版集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