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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如（1933年—2016年），北京人。我国著名学者、中共历史学家、李大钊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专家。
张静如先生是党史大家，在他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很怀念他。我是他的学生，这种感情自然要更深一层。回想从第一次拜见先生，到最后一次告别先生，我的脑海中就会闪过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不是用一两篇文字可以表达清楚的。因此，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体会，选取三个角度，裁剪三个片段，然后按照我的方式连缀起来，名之曰“先师三记”，来寄托我的哀思和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张门求学记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1年，经过一波三折，直到2004年第三次报考，才通过考试，被张先生收入门下。对于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是倍加珍惜的。先生言语不多，但在文章上却总有独到的见解。大到论文的主旨，小到注释的规范，我得到的是一套完整的学术训练。现在我也当导师，开始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我总是把先生教给我的东西，作为经典的教学案例讲给我的研究生，让他们从中得到智慧和启迪。
我希望他们像先生一样，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1953年，张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资料员”。那时候，他在资料室内放了一张床，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书。他甚至把《新青年》月刊一卷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期刊中的论文、小说、诗歌、译文、通讯、广告，都一字不落地全部看完。为了写《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7年）这本书，他不满足于刘弄潮在《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中提及的100多篇，也不满足于蔡尚思在《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中提及的200多篇，而是到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李大钊同乡）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的抄件300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件校对。这比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中收录的133篇要多得多。先生之所以被誉为“国内外李大钊研究的第一人”，我想与他有“资料员”的这个经历是分不开的。
大师印象记
石仲泉先生曾赞誉张先生为学问大家，原因有四：一是学问的开创性与创新性，不仅开辟学科建设的新领域，而且还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二是学问的厚重性与深刻性，能做到史料扎实，分析精到，成一家之言;三是学问的广博性和多领域性，能将多门学问融会贯通并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四是学问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著述之丰，加之培养研究生、国内外访问学者之众，在党史界可以说无以出其右者[1]。仲泉先生所说自然不虚，但除此之外，我想先生那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率真”和“自省”，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大师气象。
先生是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他在24岁时就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既是国内学者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首创之作，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李大钊学”的奠基之作。但先生却并不以此自满，他认为“这本小册子基本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之所以说“基本上坚持”，是因为书中“确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如有些结论就说得过了头，有些话说得绝对了些，不甚符合實际”。
如果说这还有些“大而化之”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个自我批评则更见这位党史大家的“真功夫”。例如：在《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己在1980年发表的《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一文，由于没有看到1925年党的十月扩大会议的材料，因而对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就作出了不甚恰当的评价，认为其“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耕地农有是在十月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而李大钊的文章则是依据中央决议精神写的。这种没有弄清情况就妄下结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在这篇文章的“评文纪事”中，他进一步写道：“文中在举例中，对我以往文章中的错误，做了更正，我以为有错就应该承认、纠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2]
正因为以研究李大钊起家，所以先生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自己的这个“老本行”。例如：在《李大钊和北京师大》一文的“评文纪事”中，他就对22年前的这篇旧作写出如下评语：“我在文章中把1921年10月李大钊在女高师的讲演与12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美国图书馆员的训练》弄混了。……功夫不到家，必然出错。科学研究只差一步也不行，这是绝对真理。”[3]当看到自己的学生朱志敏教授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李大钊传》时，他欣然为之作序。也正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用自我批评式的话语表达了对李大钊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的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4]
先生是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其代表性著作是《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对此，党史界有很高赞誉，认为它是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5]“这种结构性、层次性分析对根除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化、原理化思维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救治”[6]。但先生同样并不以此自满，“我以为这本书的主要毛病，是没有能提出一个完整的中介理论体系。”正因为认识到书中的缺憾，所以先生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这个“中介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此后历经十年思考和反复论证，他终于得出一个较为成熟的结论，并将它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是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是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是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助。[7] 一般说来，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它为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素材，成为史学抽象的根据。先生构建的“中介理论体系”，不仅具有推动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党史批评的独特价值。
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先生曾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在有关中共历史研究方面，我提出的新的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张有四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二是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三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四是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我的研究中，毛病是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针对文中的“功过是非”，在《张静如文集》“评文纪事”中，他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信、达、雅”的角度作出了精彩评论。
第一，就真实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思想解放，比较实事求是”[8]。但他也严肃指出一些文章中的不实之处。例如：在《〈汪精卫评传〉序》的“评文纪事”中指出：“文中说在本书出版前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汪精卫传，这话说得不准确，说明我孤陋寡闻。”“看来，不要轻易说‘以前没有过’‘填补了空白’‘历史上第一次’之类的话，说了，常常会被打屁股。”[9]
第二，就思想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有开创性，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观点”[10]。但他也不放过对一些“陈旧”之作的反思。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评文纪事”中说：“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只是把以往的观点集中一下。”[11]
第三，就艺术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自己“写文章、讲话深入，通俗易懂”。但他也对一些文章的叙事文风提出批评。例如：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的“评文纪事”中说：“文中的缺点，十分明显。不仅论断绝对化、简单化，如对胡适的分析之类，而且叙述方法上也很呆板。”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评文纪事”中说：“有些话不通畅，从内容上说是很肤浅的。”[12]
先生认为，“有的学者很在乎自己的对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了当然好，不对改了就是。这类事，我觉得不必隐讳。”[13]正因为能不隐不讳，知错即改，所以在自我评价中才会说出“大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怕自揭其短，却比别人更受敬重的原因”[14]。
千秋功业记
“八十三载人生路，党史学科擎天柱。务实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15]这既是先生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乐育”精神的生动体现。
先生的最大功业，就是率先构建党史学科大厦。党史学属于史学门下的历史学科还是法学门下的政治学科，曾一度成为困扰该学科发展的最大难题。因为自1958年以后，党史被确定为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之一，人们便渐渐忘记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在中国学术界，先生最早关注这一问题。他认为，高校历来都有依据不同时期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教育的需要，选择一定的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被选入的学科，并不因此而改变它们的本来性质。但由于人们长期忽视了这一点，将党史认定为政治理论学科，容易引导人们不是按照史学而是按照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党史学，这样既不利于党史学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也不利于发挥自己的学科特长为高校的理论和思想教育服务。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先生于1987年发表《党史学科建设断想》，首次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16]。
党史学科发展落后，与学科性质不明有密切關系。因此，在阐明党史学科性质之后，先生便呼吁学界加大对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力度。1989年，先生还与访问学者唐曼珍教授合作编写《中共党史学史》，对党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各个时期党史研究概况，以及党史重要文献资料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从理论上提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从而为党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强调：“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每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独立理论，历史学科也应如此。”“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需要建立起一个中介理论体系。否则，无法应用。”[17]先生说他写《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就是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党史学科建设中，先生不仅强调“固本”，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主张“开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王炳林教授曾对其学术贡献作八个方面概括：一是以五四运动为基础的中共历史事件研究;二是以李大钊为中心的中共历史人物研究;三是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研究;四是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五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六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七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八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改革研究。
在以上八大研究领域中，先生均保持国内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先生还积极推动党史学科为现实服务，在北师大党史学位点开设新的研究方向。一是设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方向。自1991年设立这一方向以来，先生带领他的同仁和学生先后发表了《“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再论社会现代化》等一系列论著，从现代化角度观察共产党历史，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从而引领了党史研究的新潮流。二是设立高校党建研究方向。2004年，先生倡导成立北师大高校党建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党史学位点中率先设立了这一研究方向，并得到学术界的初步认可。
先生还有一项重要功业，就是教书育人。在6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践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格言，谱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篇章。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博士、硕士和访问学者近150人，还有更多的编外弟子。先生喜欢年轻人，总是积极创造条件奖掖后学，帮助他们进步。从1986年开始，他就发起组织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每次会议，他都慷慨解囊，对学生论文演讲比赛的优胜者予以嘉奖。现今，这项活动已成为我国党史学界一件盛事，30多年从未间断。先生一生俭朴生活，但他却把节省下的工资收入10多万元贡献出来，于2002年设立“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用以奖励全国范围内党史党建研究的优秀论文成果。这是目前我国党史学界唯一的学术论文奖励基金，对于全国党史专业中青年学术队伍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6年8月29日，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在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我想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对其精神风范作一次深入总结。我以为，我们一定要学习先生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从一个动荡年代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代学术名家，没有这种执着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一定要学习先生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可贵品质。我们还一定要学习先生自信达观的生活态度。他从不因处境的一时困难而终日忧心忡忡，也绝不为追求富贵而往来奔走、到处钻营。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要继承先生的遗志，光大先生的事业。他虽已筑起党史学科这座大厦，但的确还有一些“添砖加瓦”的事，需要我们这些后学者来完成。
参考文献：
[1]贺张静如先生从教60周年[J].北京党史，2013（2）：29-34.
[2][3][8][10][12]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1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299，350，序言，序言，76.
[4]朱志敏.李大钊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序言.
[5]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J].中共党史研究，2007（4）：121-122.
[6]一部凝聚理论思维的创新之作─评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J].北京党史研究，1996（1）：50-56.
[7][13]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3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778，715.
[9]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2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473.
[11]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4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1216.
[14]李向前.人有多真，学有多深—张静如《暮年忆往》读后[J].中共党史研究，2013（3）：121-125.
[15]周良书.张静如先生的学术人生[J].唐山学院学报，2016，29（5）：1-5.
[16]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J].党史研究，1987（6）：18-23.
[17]周良书.“党史学是历史学”—访张静如先生[J].北京黨史，2016（5）：58-6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
张静如先生是党史大家，在他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很怀念他。我是他的学生，这种感情自然要更深一层。回想从第一次拜见先生，到最后一次告别先生，我的脑海中就会闪过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不是用一两篇文字可以表达清楚的。因此，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体会，选取三个角度，裁剪三个片段，然后按照我的方式连缀起来，名之曰“先师三记”，来寄托我的哀思和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张门求学记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1年，经过一波三折，直到2004年第三次报考，才通过考试，被张先生收入门下。对于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是倍加珍惜的。先生言语不多，但在文章上却总有独到的见解。大到论文的主旨，小到注释的规范，我得到的是一套完整的学术训练。现在我也当导师，开始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我总是把先生教给我的东西，作为经典的教学案例讲给我的研究生，让他们从中得到智慧和启迪。
我希望他们像先生一样，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1953年，张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资料员”。那时候，他在资料室内放了一张床，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书。他甚至把《新青年》月刊一卷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期刊中的论文、小说、诗歌、译文、通讯、广告，都一字不落地全部看完。为了写《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7年）这本书，他不满足于刘弄潮在《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中提及的100多篇，也不满足于蔡尚思在《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中提及的200多篇，而是到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李大钊同乡）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的抄件300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件校对。这比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中收录的133篇要多得多。先生之所以被誉为“国内外李大钊研究的第一人”，我想与他有“资料员”的这个经历是分不开的。
大师印象记
石仲泉先生曾赞誉张先生为学问大家，原因有四：一是学问的开创性与创新性，不仅开辟学科建设的新领域，而且还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二是学问的厚重性与深刻性，能做到史料扎实，分析精到，成一家之言;三是学问的广博性和多领域性，能将多门学问融会贯通并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四是学问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著述之丰，加之培养研究生、国内外访问学者之众，在党史界可以说无以出其右者[1]。仲泉先生所说自然不虚，但除此之外，我想先生那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率真”和“自省”，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大师气象。
先生是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他在24岁时就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既是国内学者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首创之作，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李大钊学”的奠基之作。但先生却并不以此自满，他认为“这本小册子基本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之所以说“基本上坚持”，是因为书中“确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如有些结论就说得过了头，有些话说得绝对了些，不甚符合實际”。
如果说这还有些“大而化之”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个自我批评则更见这位党史大家的“真功夫”。例如：在《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己在1980年发表的《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一文，由于没有看到1925年党的十月扩大会议的材料，因而对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就作出了不甚恰当的评价，认为其“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耕地农有是在十月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而李大钊的文章则是依据中央决议精神写的。这种没有弄清情况就妄下结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在这篇文章的“评文纪事”中，他进一步写道：“文中在举例中，对我以往文章中的错误，做了更正，我以为有错就应该承认、纠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2]
正因为以研究李大钊起家，所以先生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自己的这个“老本行”。例如：在《李大钊和北京师大》一文的“评文纪事”中，他就对22年前的这篇旧作写出如下评语：“我在文章中把1921年10月李大钊在女高师的讲演与12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美国图书馆员的训练》弄混了。……功夫不到家，必然出错。科学研究只差一步也不行，这是绝对真理。”[3]当看到自己的学生朱志敏教授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李大钊传》时，他欣然为之作序。也正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用自我批评式的话语表达了对李大钊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的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4]
先生是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其代表性著作是《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对此，党史界有很高赞誉，认为它是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5]“这种结构性、层次性分析对根除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化、原理化思维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救治”[6]。但先生同样并不以此自满，“我以为这本书的主要毛病，是没有能提出一个完整的中介理论体系。”正因为认识到书中的缺憾，所以先生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这个“中介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此后历经十年思考和反复论证，他终于得出一个较为成熟的结论，并将它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是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是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是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助。[7] 一般说来，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它为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素材，成为史学抽象的根据。先生构建的“中介理论体系”，不仅具有推动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党史批评的独特价值。
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先生曾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在有关中共历史研究方面，我提出的新的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张有四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二是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三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四是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我的研究中，毛病是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针对文中的“功过是非”，在《张静如文集》“评文纪事”中，他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信、达、雅”的角度作出了精彩评论。
第一，就真实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思想解放，比较实事求是”[8]。但他也严肃指出一些文章中的不实之处。例如：在《〈汪精卫评传〉序》的“评文纪事”中指出：“文中说在本书出版前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汪精卫传，这话说得不准确，说明我孤陋寡闻。”“看来，不要轻易说‘以前没有过’‘填补了空白’‘历史上第一次’之类的话，说了，常常会被打屁股。”[9]
第二，就思想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有开创性，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观点”[10]。但他也不放过对一些“陈旧”之作的反思。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评文纪事”中说：“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只是把以往的观点集中一下。”[11]
第三，就艺术性而言，先生总体上肯定自己“写文章、讲话深入，通俗易懂”。但他也对一些文章的叙事文风提出批评。例如：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的“评文纪事”中说：“文中的缺点，十分明显。不仅论断绝对化、简单化，如对胡适的分析之类，而且叙述方法上也很呆板。”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评文纪事”中说：“有些话不通畅，从内容上说是很肤浅的。”[12]
先生认为，“有的学者很在乎自己的对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了当然好，不对改了就是。这类事，我觉得不必隐讳。”[13]正因为能不隐不讳，知错即改，所以在自我评价中才会说出“大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怕自揭其短，却比别人更受敬重的原因”[14]。
千秋功业记
“八十三载人生路，党史学科擎天柱。务实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15]这既是先生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乐育”精神的生动体现。
先生的最大功业，就是率先构建党史学科大厦。党史学属于史学门下的历史学科还是法学门下的政治学科，曾一度成为困扰该学科发展的最大难题。因为自1958年以后，党史被确定为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之一，人们便渐渐忘记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在中国学术界，先生最早关注这一问题。他认为，高校历来都有依据不同时期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教育的需要，选择一定的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被选入的学科，并不因此而改变它们的本来性质。但由于人们长期忽视了这一点，将党史认定为政治理论学科，容易引导人们不是按照史学而是按照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党史学，这样既不利于党史学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也不利于发挥自己的学科特长为高校的理论和思想教育服务。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先生于1987年发表《党史学科建设断想》，首次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16]。
党史学科发展落后，与学科性质不明有密切關系。因此，在阐明党史学科性质之后，先生便呼吁学界加大对党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力度。1989年，先生还与访问学者唐曼珍教授合作编写《中共党史学史》，对党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各个时期党史研究概况，以及党史重要文献资料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从理论上提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从而为党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强调：“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每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独立理论，历史学科也应如此。”“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需要建立起一个中介理论体系。否则，无法应用。”[17]先生说他写《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就是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党史学科建设中，先生不仅强调“固本”，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主张“开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王炳林教授曾对其学术贡献作八个方面概括：一是以五四运动为基础的中共历史事件研究;二是以李大钊为中心的中共历史人物研究;三是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研究;四是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五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六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七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八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改革研究。
在以上八大研究领域中，先生均保持国内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先生还积极推动党史学科为现实服务，在北师大党史学位点开设新的研究方向。一是设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方向。自1991年设立这一方向以来，先生带领他的同仁和学生先后发表了《“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再论社会现代化》等一系列论著，从现代化角度观察共产党历史，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从而引领了党史研究的新潮流。二是设立高校党建研究方向。2004年，先生倡导成立北师大高校党建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党史学位点中率先设立了这一研究方向，并得到学术界的初步认可。
先生还有一项重要功业，就是教书育人。在6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践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格言，谱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篇章。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博士、硕士和访问学者近150人，还有更多的编外弟子。先生喜欢年轻人，总是积极创造条件奖掖后学，帮助他们进步。从1986年开始，他就发起组织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每次会议，他都慷慨解囊，对学生论文演讲比赛的优胜者予以嘉奖。现今，这项活动已成为我国党史学界一件盛事，30多年从未间断。先生一生俭朴生活，但他却把节省下的工资收入10多万元贡献出来，于2002年设立“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用以奖励全国范围内党史党建研究的优秀论文成果。这是目前我国党史学界唯一的学术论文奖励基金，对于全国党史专业中青年学术队伍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6年8月29日，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在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我想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对其精神风范作一次深入总结。我以为，我们一定要学习先生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从一个动荡年代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代学术名家，没有这种执着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一定要学习先生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可贵品质。我们还一定要学习先生自信达观的生活态度。他从不因处境的一时困难而终日忧心忡忡，也绝不为追求富贵而往来奔走、到处钻营。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要继承先生的遗志，光大先生的事业。他虽已筑起党史学科这座大厦，但的确还有一些“添砖加瓦”的事，需要我们这些后学者来完成。
参考文献：
[1]贺张静如先生从教60周年[J].北京党史，2013（2）：29-34.
[2][3][8][10][12]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1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299，350，序言，序言，76.
[4]朱志敏.李大钊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序言.
[5]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J].中共党史研究，2007（4）：121-122.
[6]一部凝聚理论思维的创新之作─评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J].北京党史研究，1996（1）：50-56.
[7][13]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3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778，715.
[9]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2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473.
[11]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4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1216.
[14]李向前.人有多真，学有多深—张静如《暮年忆往》读后[J].中共党史研究，2013（3）：121-125.
[15]周良书.张静如先生的学术人生[J].唐山学院学报，2016，29（5）：1-5.
[16]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J].党史研究，1987（6）：18-23.
[17]周良书.“党史学是历史学”—访张静如先生[J].北京黨史，2016（5）：58-6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