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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空间；学校]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中国现代教育走过百年之际，钱学森的发问振聋发聩。同样让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难题背后隐藏的疑问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谈了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
“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习近平之思”这三个“世纪之问”如三记重锤敲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我们该如何迎头赶上，找回我们在世界该有的位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我们的社会氛围、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舆论导向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也是最值得反思的领域之一。那么，面对一流人才的缺乏，面对暂时落后的科技，我们教育该做些什么？确实，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我们也看到，这些改革，并没有给我们的教育带来彻底性的改观。那么，我们现阶段的教育改革，最需要什么？我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
曾经一个阶段，以衡水中学、衡水二中、安徽毛坦厂中学等为代表的教育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其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动辄近百人，重点人数动辄上千人的辉煌吸引了大江南北无数教育者的目光，他们也因此获得了“高考加工厂”“高中生集中营”的“美称”。
仔细剖析衡水教育，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成功的经验是将学生与任何事物的链接全都切断，只让你和学习建立关系。管理上采用封闭式、军事化模式，对学生时间的控制精确到了分分秒秒，让学生在一种接近真空的环境中得到培养。走进他们的校园，没有人散步，学生全都一路小跑乃至快跑，好像赶地铁，学生的神经犹如上紧了发条的钟表，绷得紧紧的。这种高度紧张的节奏，很容易让人想到富士康的员工，当紧绷的神经一旦奔溃，发生N连跳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想见，像衡水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不在少数。可以说，至上而下，我们留给教育的空间太逼仄了，这种空间的狭隘，将我们的一所所学校逼进了死胡同，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戕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剥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远离了教育的本真。最近几年，学生心理压力加大，跳楼惨案频发，给我们敲响了一次次警钟。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被绑架了。我们的学校已被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绑架，被社会绑架，被家长绑架，我们的社会与公众对学校灌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过于情绪化的“关爱”，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说的那样，“使得学校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显然，改革的关键，在于给教育更多的空间。
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给教育多留些空间。教育和企业不一样，人才的培养不可能立竿见影。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教育更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个个都想着将钱砸下去，马上就是“地区第一”，就是“省内知名”，就是“全国一流”，这种用办企业的套路搬到教育上来，导致中国自上而下的教育，普遍刮着功利主义之飓风。就像网上曝光的速生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学生迅速膨胀起来，其结果，只会害了学生，害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最终受伤的是我们整个民族。
社会需要给学校多留些空间。评价一个学校，并非只看它考上了几个清华、几个北大，并非那些重点率、上线率与平均分等冷冰冰的数字。它还承载着呵护学生兴趣爱好，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生探究意识、合作意识，砥励学生志气，让他们成为有责任、有良知、有担当的合格公民之任务。其最终目标，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让他们走向适合他们的岗位。所以，社会对于学校的评价，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要摒弃固有的“成王败寇”的功利模式，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
学校需要给老师多留些空间。教育是一门讲究情怀的学问。老师身心的健康，是学生茁壮成长的前提。提高教育质量，绝不能以压榨老师的生活空间作为主要途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作家武志红认为，假若生活空间受到了工作空间的严重侵袭，那意味着自己的心将忽视甚至忘记爱与珍惜的滋味，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权力，那时自己就会变得悲观、偏执乃至绝望。同样地，假如老师的生活空间受到了侵占，因而丧失了清晰的自我感，也即萨特、加缪和尼采所说的那种存在感，那么，教师的工作很有可能会陷于这样境地：除了知识之外，老师就没有了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诸如思想的，修养的，人格的，情操的……这对人才的培养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
老师需要给学生多留些空间。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胡适则倡导教育的真谛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形成。胡适还经常借用易卜生的话说，对于青年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只有成器，才谈得上有意义的人生，才谈得上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贡献。确实，学生的生命原来是无比丰富的，但在目前不少学校中，学生的活动被死死限定在狹窄的区域，生命的意义被降格到一个纯粹的工具——仅为考试而存在的工具上。这种状况亟需我们去改变。
家长需要应给学生多留些空间。在当前的不少家长眼中，我们的道德、信仰的教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孩子的学习成绩，仅被当作衡量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偏激、狭隘、懒惰等缺点也不被注意。相反，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观、开朗、坚韧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计。他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学习——准确地说是学习成绩——这一中心，一切都为这一中心目的服务。著名学者易中天论及教育问题时，曾举了这么一个事例：
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到游乐园玩一下。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妈妈就问，好玩吗？好玩。那回去就可以写篇作文了吧。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好玩。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 你看，我们家长连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的孩子哪有快乐可言？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我们的学生习惯于应付，学得被动，教条，无奈。于是，我们孩子那些仅有的兴趣与爱好被剥夺，渐渐地远离了大自然，抽离了情感，疏远了各种知识以外的东西。在这种情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来的探究意识、质疑能力与创新精神？
还记得学者何玉兴在《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谈到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时这样认为：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他说，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同样地，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彻底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但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的源头浑浊了。
如果用这种眼光考量我们的教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年，我们的社会生态面临着各种考验：官场贪污腐败严重，娱乐界潜规则无处不在，各类明星刮起吸毒、绯闻风，各类假货毒货冲击人们眼球，医生收受红包出卖良心，河流空气污染令人咋舌，各类安全事故不时发生……我们的道德底线一次次被突破，这其中，教育的堕落才是最令人绝望的：大学教授虚报成果论文剽窃时有所闻，博士招生可以造假，官员博士学位一大堆，教师奸污，猥亵幼女，还有校长门、开水门、投毒案、杀人案……想起了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过的一句话：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教育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民族的事儿。教育不单是水源，更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如果人的魂魄丢掉了，何谈其他？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时候了。想起了一个最近人们时常讨论的话题：民国何以多出大师？除了政府的重视，精英分子自觉投入到教育领域以实现“立人以立国”的理想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像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罗家伦、刘文典、张伯苓、等有思想、敢实践的教育大家，始终坚守着“教育独立是国家民族进步发展的最大关键”的信条。
想起某专家的话，教育不是工业，不是与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学生也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可以在密封的环境中生产出来。教育应是农业，不应养在温室里，不是用花盆的狭小空间来束缚，而要在精耕细作之余，更需给它留足宽广的空间，让她在大自然中吸收阳光雨露，获得滋养，吸收灵气，讓那一颗颗种子，最终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中国现代教育走过百年之际，钱学森的发问振聋发聩。同样让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难题背后隐藏的疑问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谈了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
“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习近平之思”这三个“世纪之问”如三记重锤敲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我们该如何迎头赶上，找回我们在世界该有的位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我们的社会氛围、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舆论导向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也是最值得反思的领域之一。那么，面对一流人才的缺乏，面对暂时落后的科技，我们教育该做些什么？确实，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我们也看到，这些改革，并没有给我们的教育带来彻底性的改观。那么，我们现阶段的教育改革，最需要什么？我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
曾经一个阶段，以衡水中学、衡水二中、安徽毛坦厂中学等为代表的教育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其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动辄近百人，重点人数动辄上千人的辉煌吸引了大江南北无数教育者的目光，他们也因此获得了“高考加工厂”“高中生集中营”的“美称”。
仔细剖析衡水教育，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成功的经验是将学生与任何事物的链接全都切断，只让你和学习建立关系。管理上采用封闭式、军事化模式，对学生时间的控制精确到了分分秒秒，让学生在一种接近真空的环境中得到培养。走进他们的校园，没有人散步，学生全都一路小跑乃至快跑，好像赶地铁，学生的神经犹如上紧了发条的钟表，绷得紧紧的。这种高度紧张的节奏，很容易让人想到富士康的员工，当紧绷的神经一旦奔溃，发生N连跳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想见，像衡水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不在少数。可以说，至上而下，我们留给教育的空间太逼仄了，这种空间的狭隘，将我们的一所所学校逼进了死胡同，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戕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剥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远离了教育的本真。最近几年，学生心理压力加大，跳楼惨案频发，给我们敲响了一次次警钟。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被绑架了。我们的学校已被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绑架，被社会绑架，被家长绑架，我们的社会与公众对学校灌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过于情绪化的“关爱”，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说的那样，“使得学校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显然，改革的关键，在于给教育更多的空间。
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给教育多留些空间。教育和企业不一样，人才的培养不可能立竿见影。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教育更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个个都想着将钱砸下去，马上就是“地区第一”，就是“省内知名”，就是“全国一流”，这种用办企业的套路搬到教育上来，导致中国自上而下的教育，普遍刮着功利主义之飓风。就像网上曝光的速生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学生迅速膨胀起来，其结果，只会害了学生，害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最终受伤的是我们整个民族。
社会需要给学校多留些空间。评价一个学校，并非只看它考上了几个清华、几个北大，并非那些重点率、上线率与平均分等冷冰冰的数字。它还承载着呵护学生兴趣爱好，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生探究意识、合作意识，砥励学生志气，让他们成为有责任、有良知、有担当的合格公民之任务。其最终目标，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让他们走向适合他们的岗位。所以，社会对于学校的评价，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要摒弃固有的“成王败寇”的功利模式，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
学校需要给老师多留些空间。教育是一门讲究情怀的学问。老师身心的健康，是学生茁壮成长的前提。提高教育质量，绝不能以压榨老师的生活空间作为主要途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作家武志红认为，假若生活空间受到了工作空间的严重侵袭，那意味着自己的心将忽视甚至忘记爱与珍惜的滋味，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权力，那时自己就会变得悲观、偏执乃至绝望。同样地，假如老师的生活空间受到了侵占，因而丧失了清晰的自我感，也即萨特、加缪和尼采所说的那种存在感，那么，教师的工作很有可能会陷于这样境地：除了知识之外，老师就没有了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诸如思想的，修养的，人格的，情操的……这对人才的培养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
老师需要给学生多留些空间。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胡适则倡导教育的真谛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形成。胡适还经常借用易卜生的话说，对于青年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只有成器，才谈得上有意义的人生，才谈得上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贡献。确实，学生的生命原来是无比丰富的，但在目前不少学校中，学生的活动被死死限定在狹窄的区域，生命的意义被降格到一个纯粹的工具——仅为考试而存在的工具上。这种状况亟需我们去改变。
家长需要应给学生多留些空间。在当前的不少家长眼中，我们的道德、信仰的教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孩子的学习成绩，仅被当作衡量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偏激、狭隘、懒惰等缺点也不被注意。相反，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观、开朗、坚韧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计。他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学习——准确地说是学习成绩——这一中心，一切都为这一中心目的服务。著名学者易中天论及教育问题时，曾举了这么一个事例：
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到游乐园玩一下。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妈妈就问，好玩吗？好玩。那回去就可以写篇作文了吧。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好玩。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 你看，我们家长连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的孩子哪有快乐可言？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我们的学生习惯于应付，学得被动，教条，无奈。于是，我们孩子那些仅有的兴趣与爱好被剥夺，渐渐地远离了大自然，抽离了情感，疏远了各种知识以外的东西。在这种情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来的探究意识、质疑能力与创新精神？
还记得学者何玉兴在《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谈到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时这样认为：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他说，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同样地，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彻底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但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的源头浑浊了。
如果用这种眼光考量我们的教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年，我们的社会生态面临着各种考验：官场贪污腐败严重，娱乐界潜规则无处不在，各类明星刮起吸毒、绯闻风，各类假货毒货冲击人们眼球，医生收受红包出卖良心，河流空气污染令人咋舌，各类安全事故不时发生……我们的道德底线一次次被突破，这其中，教育的堕落才是最令人绝望的：大学教授虚报成果论文剽窃时有所闻，博士招生可以造假，官员博士学位一大堆，教师奸污，猥亵幼女，还有校长门、开水门、投毒案、杀人案……想起了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过的一句话：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教育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民族的事儿。教育不单是水源，更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如果人的魂魄丢掉了，何谈其他？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时候了。想起了一个最近人们时常讨论的话题：民国何以多出大师？除了政府的重视，精英分子自觉投入到教育领域以实现“立人以立国”的理想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像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罗家伦、刘文典、张伯苓、等有思想、敢实践的教育大家，始终坚守着“教育独立是国家民族进步发展的最大关键”的信条。
想起某专家的话，教育不是工业，不是与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学生也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可以在密封的环境中生产出来。教育应是农业，不应养在温室里，不是用花盆的狭小空间来束缚，而要在精耕细作之余，更需给它留足宽广的空间，让她在大自然中吸收阳光雨露，获得滋养，吸收灵气，讓那一颗颗种子，最终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