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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相对或并举的是“田园”与“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后两者可谓永恒的主题,我们拥有成熟、发达的田园想象或乡土想象的艺术手段。而对于城市的想象则起步较晚且路径曲折。中国文艺中的城市想象出现于20世纪,并且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天津等为数不多的近代发达城市,一直在所谓“乡土中国”的氛围中曲折前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主要的栖息地,21世纪甚至被看作是城市的时代。城市发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成为当今时代一个重要话题,因之,文艺中的城市想象亦趋于兴盛。
人们藉助不同的方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坐标轴上,对城市进行历史追忆或想象建构。这使得城市想象的呈现方式趋向多元化,举其大概如下:一是新闻报刊中分散、感性的城市速写或掠影。无论是晚清民国报纸还是当下的杂志,均涉及有关城市生活、习俗等方面,乃至成为我们了解城市的必由之路。二是影视媒体中的城市叙述与想象。影视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关系,影视记录和反映着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以现代城市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三是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者的学术梳理。他们结合口述记录、文献考辨、文物佐证、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城市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此外,也可通过音乐、绘画、建筑、戏剧等来窥探城市形象。而最为典型与重要的则是通过文学书写进行的城市想象。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能够让人面对完整人生的场所。人们也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城市这一独特的空间对人的各方面的影响。而文学也以最为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对这一空间的各种体验。”当代学者陈平原撰文《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五方杂处”说北京之五》(《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亦称,了解都市各个侧面的希望在于“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而“历史记忆很大程度必须依赖文学作品”。
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文学书写。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得人类生活模式趋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自然也使得文学书写的对象随之改变。人们一方面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与之浮沉,同时人们又通过文学书写对城市加以记载、评价、感悟,进而影响城市。文学书写中呈现的城市想象,通过“记录”与“影响”的方式,建构起文学与城市之间一种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文学书写者在其城市想象的呈现过程中,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进而会影响到城市想象的结果。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两个影响因素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书写者想象的立场,其或采取城市立场或立足乡村姿态,所形成的观照结果几乎会截然相反。二是书写者的文化理性存在与否,直接导致城市想象的丰厚或肤浅。文化理性的缺失,严重妨碍着城市成熟与深化。而确定立场与态度之后,寻找城市中的“诗意”,通过文学书写呈现驳杂而立体的城市想象,往往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其一是对城市的物理空间展开想象。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天津、苏州,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地理特点。自然风光、生活风俗以及空间建筑如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组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存在场景,文学书写者对城市的空间进行描述,并将其外在真实的表象转化成文学内在的想象。以北京为例,因为“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故当代作家想象北京时,往往禁不住从北京大宅院以及宅院中的布置着笔。如韩少华《少管家前传》写京都大宅门的庭院,刘心武写《钟鼓楼》的兴趣亦在四合院等。反过来,文学家的城市想象又成为城市的“名片”,如我们提及上海,会想到王安忆笔下的弄堂,说起天津就会浮现刘云若小说中的海河与码头等。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科朗在《文化地理学》(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中所说:“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并“主观地表达了地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
其二是对城市的文化风俗加以审视。尽管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趋同,但是独具的文化风俗仍然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志。所谓城市文化风俗,包括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习惯,官方与民间的市民公约守则,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俗以及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所谓的心态文化。书写者往往采取“他者”的立场对此进行审视与批判。如北派小说家戴愚庵等多将“混混”这一天津特有的社会现象纳入观照视野,形成“混混小说”,深刻影响着读者对天津城市的印象。
其三是对城市中人与事的描绘与叙述。与乡土文学中的众生相不同,在城市想象中人与事别具面目。书写者或是以“他者”之视角来观照市井众人,或是自我观察与思考并推己及人,用文学的想象展开对城市中人与事的刻写。在这里,往往因观照的角度不同,都市故事与人群也存在很大差异。
若从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的角度来看,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城市想象也在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北京及天津等地文学书写中的城市想象一度成为热点。但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几十年间,随着新政权对城市接管与改造的完成,城市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已经消亡。影响所及,中国文学与其他一切文艺,都被纳入了政治序列。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与城市改革的兴起,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随着社会变化再次变动:早期的城市想象怀着一种现代化的憧憬,随着改革的深入转而描写平庸的城市生活。近年来,在文学的城市叙事中,宣泄倾诉现代化都市中的虚拟与流行、碎裂与漂泊、世俗狂欢与小资返魅则逐渐成为潮流。
必须承认,文学书写中的城市,不是历史实物的原版扫描,也不是来自完全可靠的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城市想象之“想象”,不仅是指思维的自由发散,更是一种对事物的认识、叙述和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所想象的城市不真实,意识世界里的城市和现实城市一样真实,甚至意识世界的城市更真实,它经常会把现实世界未曾显现的一面展现出来。想象城市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对现实城市的一种重新叙述、把握和建构。“想象”城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建构过程。我们若以城市想象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在研究方面无疑具有重大突破意义。一是从城市想象角度来看,城市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对象,也不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简单记录或再现,而是饱含着书写者立场、态度及理念的虚构性想象之物。承认这一前提,我们则可跳出“生活——作家——文本”的社会反映论窠臼,就可避免在“文本”与“现实”或“作家”与“生活”相互关系上兜圈子。二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念,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既注重城市经验,也注重超越城市经验的对城市的叙述。既然基于经验与叙述的城市被书写者赋予了不同的情思与理解,我们可据此获得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策略,即可通过书写的城市想象来获得书写者更为真实的文化与情感诉求。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人们藉助不同的方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坐标轴上,对城市进行历史追忆或想象建构。这使得城市想象的呈现方式趋向多元化,举其大概如下:一是新闻报刊中分散、感性的城市速写或掠影。无论是晚清民国报纸还是当下的杂志,均涉及有关城市生活、习俗等方面,乃至成为我们了解城市的必由之路。二是影视媒体中的城市叙述与想象。影视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关系,影视记录和反映着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以现代城市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三是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者的学术梳理。他们结合口述记录、文献考辨、文物佐证、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城市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此外,也可通过音乐、绘画、建筑、戏剧等来窥探城市形象。而最为典型与重要的则是通过文学书写进行的城市想象。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能够让人面对完整人生的场所。人们也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城市这一独特的空间对人的各方面的影响。而文学也以最为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对这一空间的各种体验。”当代学者陈平原撰文《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五方杂处”说北京之五》(《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亦称,了解都市各个侧面的希望在于“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而“历史记忆很大程度必须依赖文学作品”。
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文学书写。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得人类生活模式趋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自然也使得文学书写的对象随之改变。人们一方面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与之浮沉,同时人们又通过文学书写对城市加以记载、评价、感悟,进而影响城市。文学书写中呈现的城市想象,通过“记录”与“影响”的方式,建构起文学与城市之间一种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文学书写者在其城市想象的呈现过程中,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进而会影响到城市想象的结果。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两个影响因素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书写者想象的立场,其或采取城市立场或立足乡村姿态,所形成的观照结果几乎会截然相反。二是书写者的文化理性存在与否,直接导致城市想象的丰厚或肤浅。文化理性的缺失,严重妨碍着城市成熟与深化。而确定立场与态度之后,寻找城市中的“诗意”,通过文学书写呈现驳杂而立体的城市想象,往往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其一是对城市的物理空间展开想象。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天津、苏州,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地理特点。自然风光、生活风俗以及空间建筑如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组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存在场景,文学书写者对城市的空间进行描述,并将其外在真实的表象转化成文学内在的想象。以北京为例,因为“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故当代作家想象北京时,往往禁不住从北京大宅院以及宅院中的布置着笔。如韩少华《少管家前传》写京都大宅门的庭院,刘心武写《钟鼓楼》的兴趣亦在四合院等。反过来,文学家的城市想象又成为城市的“名片”,如我们提及上海,会想到王安忆笔下的弄堂,说起天津就会浮现刘云若小说中的海河与码头等。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科朗在《文化地理学》(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中所说:“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并“主观地表达了地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
其二是对城市的文化风俗加以审视。尽管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趋同,但是独具的文化风俗仍然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志。所谓城市文化风俗,包括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习惯,官方与民间的市民公约守则,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俗以及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所谓的心态文化。书写者往往采取“他者”的立场对此进行审视与批判。如北派小说家戴愚庵等多将“混混”这一天津特有的社会现象纳入观照视野,形成“混混小说”,深刻影响着读者对天津城市的印象。
其三是对城市中人与事的描绘与叙述。与乡土文学中的众生相不同,在城市想象中人与事别具面目。书写者或是以“他者”之视角来观照市井众人,或是自我观察与思考并推己及人,用文学的想象展开对城市中人与事的刻写。在这里,往往因观照的角度不同,都市故事与人群也存在很大差异。
若从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的角度来看,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城市想象也在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北京及天津等地文学书写中的城市想象一度成为热点。但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几十年间,随着新政权对城市接管与改造的完成,城市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已经消亡。影响所及,中国文学与其他一切文艺,都被纳入了政治序列。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与城市改革的兴起,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随着社会变化再次变动:早期的城市想象怀着一种现代化的憧憬,随着改革的深入转而描写平庸的城市生活。近年来,在文学的城市叙事中,宣泄倾诉现代化都市中的虚拟与流行、碎裂与漂泊、世俗狂欢与小资返魅则逐渐成为潮流。
必须承认,文学书写中的城市,不是历史实物的原版扫描,也不是来自完全可靠的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城市想象之“想象”,不仅是指思维的自由发散,更是一种对事物的认识、叙述和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所想象的城市不真实,意识世界里的城市和现实城市一样真实,甚至意识世界的城市更真实,它经常会把现实世界未曾显现的一面展现出来。想象城市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对现实城市的一种重新叙述、把握和建构。“想象”城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建构过程。我们若以城市想象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在研究方面无疑具有重大突破意义。一是从城市想象角度来看,城市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对象,也不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简单记录或再现,而是饱含着书写者立场、态度及理念的虚构性想象之物。承认这一前提,我们则可跳出“生活——作家——文本”的社会反映论窠臼,就可避免在“文本”与“现实”或“作家”与“生活”相互关系上兜圈子。二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念,文学书写中城市想象,既注重城市经验,也注重超越城市经验的对城市的叙述。既然基于经验与叙述的城市被书写者赋予了不同的情思与理解,我们可据此获得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策略,即可通过书写的城市想象来获得书写者更为真实的文化与情感诉求。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