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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洞和陇东
黄灯站在甘肃陇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讲台前，调试准备使用的PPT。她要讲的题目是：“看见他们——光环之外的二本学生”。下面的座位可以坐好几百人。她对即将到来的大场面有点担忧，声音和目光在巨大的人群中寻找聚焦点，会更困难一些。她的头上有几十盏灯，光线过于明亮时，会看不见后面的人。
她将要面对的是西部的学生——这是她接受邀请、来甘肃这所二本院校演讲的主要原因。她想比较一下东西部二本学生的差异，或者说，看到更多。她在广东教书多年，接触的大多是广东的二本学生。她将自己这些年和学生相处的所见所得写下，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已经加印多次。二本学生是本科生的主体，但在此之前，几乎从来没人写过关于他们的书。
我站在黄灯背后的幕布旁边，看着过于宽阔的舞台，想起几天前在广州龙洞，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所在的楼层，黄灯站在阳台上，望着周围的院校。这是她教学多年的地方。周围同样是二本院校，相似的篮球场和校园，连缀而成的背景，让人难以一一辨出，好比从广州地铁6号线植物园站D口涌出来的学生，他们成片成片的，如水一般。
龙洞甚至是许多广州人都经常忽略的地方。这里属于广义的“天河北”。“天河北”是某种高速发展的象征。在广州，龙洞显然发展没那么快，这里仍有大片的城中村。周围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楼。多年以来，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点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散落在龙洞的那些二本院校，如同龙洞本身，经常难以被人看见。每天早上，龙洞的公交车站都排着漫长的队伍。更多的人选择地铁，但地铁的拥挤程度，可以排在全国前列。
此时，陇东学院所在的甘肃庆阳，刚刚迎来高铁。庆阳横跨在董志塬上，交通并不十分方便。以往来这里的话，不是通过汽车，就是飞机。黄灯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汽车站一样的庆阳机场时，黄土地正好落下雪花，眼前一片黄白。
学生们从积着雪的户外陆续进入大学生活动中心。秦伟（化名）是其中一个。他是陇东学院地理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他最近的计划是到西安翠华山见习。这里离西安比省城兰州近太多。他也可能去当几个月的实习老师。陇东学院之前的主体是庆阳师专，很多人毕业后都成为了教师。
陇东学院里，许多同学在准备考研，秦伟显得纠结。“对我们二本学生来说，工作确实不太好找，现在好学校毕业生都难找到好工作，何况是我们。大家一提起找工作，就迷茫。想考研，又觉得考不上。”
听讲座的时候，秦伟和自己的老师挨一块儿坐着。他看着老师记笔记记得特别认真。“我们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二本学校，干啥都有点尴尬。”
虽然还在上着学，但秦伟喜欢在课余做些小生意。比如车票生意。许多学生需要在兰州和庆阳之间来回。他跟长途车司机联系，以低于车站的价格，买卖车票，赚中间差价。学校里，许多人叫他“秦老板”。现在，“秦老板”已经不卖车票了，他发现，“学校卖车票的比坐车的多了。”
同样坐在台下的黄牧（化名），已经放弃了考研，读应用化学专业的他，已经和一家化工企业签了协议，月薪是6500块。他内心的迷茫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考研曾经被他自己设定为改变二本学生身份的路径。出身甘肃天水甘谷农村的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活对黄牧来说，意味着各种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宿舍生活。没有过宿舍生活经验的他，室友手机外放的声音都会让他崩溃。从大一开始，他就抱有考研的想法，天天在自习，和室友天天打游戏的生活相比，有些格格不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我几乎在抑郁中度过了两年。”两年之后，这样的生活有所改观。他遇到了前女友。在她的鼓励下，他慢慢摆脱了糟糕情绪。他们还是分手了。“我的家庭情况太差，我还爱她，可是没有办法。”他的考研梦，一直持续到大三的暑假。小他两岁的弟弟生病，父亲陪着治疗了两年。家里几乎没有了什么收入来源。父亲亲口劝他放弃考研。他答应了。
黄灯在台上演讲。关于二本学生和考研，黄灯特意讲了自己的两个甘肃学生，她少数的来自外省的学生。冉辛追（化名）是廣东金融学院劳经系的学生。他是甘肃平凉泾川县人。在平凉一中读高一时，他是班上倒数第一。高二选择文科后，他才结束了“噩梦”，考上了广东金融学院，读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2013年，黄灯在给冉辛追所在班级教《大学语文》。他向黄灯咨询，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到文艺学考研，难度会有多大？黄灯见过太多人想跨专业考研，但鲜有成功先例。“我不想害他，并没有鼓励。”黄灯很坦白。
在2021年初，考研成绩出来之后，我联系上了黄灯的学生闻梅（化名），问她考研的情况。她的回复是：“又失败了。”几个月前，在广东金融学院的餐厅里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第二次考研。她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跟黄灯老师接触很多。黄灯老师的丈夫杨胜刚也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给闻梅上的专业课更多一些。“他们夫妻是真正很关心我们这些学生。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面对的各种难题，他们看得更清楚。有时候，他们会比我们学生更担心我们的前途。”闻梅说。
闻梅读了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提到黄灯在课堂上让学生写《风》。“那天原本不是写这个题目，正好来了台风，就让学生以此为题写作文。”黄灯没想到，这几乎成为了自己调整生存状态的开始。 邓桦真（化名），一位计科系的学生，她在课堂上飞快地写完了《风》。“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她申请贷款未成功，她的父母月收入加起来不到一千块，两个弟弟要上学，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没心情写风。
黄灯看到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学生，仍然经历着自己童年时村里同龄人的普遍困境。她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募捐，邓桦真的问题获得了暂时解决。
这是黄灯打算写自己学生的契机，她想去看见他们。
大学是长大了自己学吗？
傍晚，黄灯从广州家中的柜子里，找出了那篇《风》，还有许多学生写的作文。多年里，黄灯会让学生们写同题作文。其中一个题目是：“我的大一”。
她翻到其中一位学生写的作文——《我的大一》。作者叫朱洁韵，2005级文秘二班的专科生，当年学校升为本科，这是招收的最后一届专科生。
作文用纯蓝墨水写就：“带着父母的牵挂和叮嘱，我们每个人都是怀揣着无限的好奇，憧憬中夹杂着恐惧与不安地踏进了大学校门，跳出了父母‘保护伞’的我，就像只迷途小羔羊，不知所措。失去了父母的呵护与照顾，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习惯了应试教育的我，面对大学全新的学习模式时失去了方向。思想上的稚嫩和性格上的弊端让我在为人处世特别是人际交往方面摔得头破血流……为此，我恐惧、迷惑、愤怒、忧伤、退缩。最后，还是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所谓大学，就是长大了自己学吗？”这是朱洁韵发出的疑问。
对于为什么上大学，来自广东湛江的何达亿和许多考生一样，曾经没有确定的目的。“不懂学校不懂专业，什么都不懂。”通过复读考入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的何达亿，觉得在大学一定要学一门比较实在的技术，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找到工作。
他还差两分不到一本线。广东金融学院在广东是最好的二本之一。他留在了广东。“考虑到爷爷奶奶也比较老了，留在省内读书，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出去。”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此时，他正在准备考研，他这次选择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和他一块准备考西南政法大学的还有佟山（化名）。
佟山来自广东潮汕地区，家庭条件不错。学校和专业都是他自己选的。考完高考，他估摸着分数大概只能上二本院校，跨越不了。“在广东，可能叫普通本科更合适。”
专业实习，佟山已经去过两回。律所和检察院，他都去实习过。实习的时候，他会遇到来自重点大学的学生，对于案件，他们会交流。“确实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些看法挺深刻的，能感觉到他们接受的法学教育会更加细致。”佟山说，“毕竟教育资源的倾斜程度不同。”
佟山觉得二本学生有某种尴尬——卡在了专科和重点大学之间。“想要研究学术，培养学术思维，老师会觉得你智商不够，也不太愿意教这些。”他看到很多重点大学的学生，至少有些学术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空白挺多。
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带他的检察官跟他说，小佟，你如果要进检察院，你还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好一点。“检察院招人基本都是研究生学历起步。”
和许多二本院校的学生一样，佟山大一的时候就想考研。由于学的是法学专业，法考也很重要。所以，一进大学，他就开始为考研和法考做两手准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如今已经在网络上红出了圈。大一的时候，为了法考，佟山去现场听过罗翔的课，大为震动。他把当时还没那么出名的罗翔，推荐给其他同学。为了听罗翔的课，他和同学早上5点多起床，坐地铁从龙洞去到广州大学城。
“罗翔什么影响到你了？”“法学的价值观。”佟山说，“如果说我心中有某种公平正义感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罗翔老师带给我的。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各种法学概念都不清楚。罗翔老师告诉你，公平和正义是绝对的，我们永远画不出绝对的圆，但是我们能画出相对的圆。听了他的讲座，我会对法律更有兴趣和追求。”
佟山把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都看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困难的人。“我周围的同学基本没给我讲过他们的家庭。我数了一下，书里边的学生大概有三十多位，大体上说，家庭都挺一般。虽然他们很拼命，但也只是上了一个二本院校。他们已经很努力了，这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下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如果有更好的资源，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好。”佟山说他看了这本书，会反思自己。“我觉得自己好渺小，我们就这样前进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考研的生活里，佟山早上6点去图书馆，晚上11点回宿舍。佟山带着我去图书馆转了一圈，那里坐滿了人，没有人的位置上也放满了各种占座的物件，在大学里，占座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技巧。
过年回潮汕老家，走亲戚的时候，佟山和家人会见到在重点大学就读的表哥。“你会感觉到大家对他的重视。我那时候以为重点大学的学生才是社会的主角，舞台是他们的，跟我们没啥关系。”
何达亿来自普通农村家庭。从小到大，家里除了课本，没有课外书。他觉得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到广州上学之后，他去过一些同学的家，看到别人家里有很多书柜。假期回到老家，他给自己弄了一个。
如今，农村的中小学生都用手机了。何达亿有了疑问，有了手机之后，农村孩子是更容易考上大学，还是更难考上大学？他跟黄灯老师说，他想写关于乡村手机问题的论文。黄灯很支持。他开始做这个课题组的组长。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队，然后立项。
何达亿上大学之前，“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没有见过高铁，没有见过广州塔，什么都没见过。”然后，他就想着，能不能建立一个渠道，把大学生跟乡村中小学生沟通起来，想用大学的视野和价值观去影响他们。“能让他们树立一个学习的目标也好，思想开阔一点也好，”他想让他们通过互联网，听到一些免费的公开课，“就像我们听到罗翔老师讲课一样。”
向上，向上
许多二本学生，是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叶嘉（化名）有点不一样，她从大地方到了小地方。她现在在岳阳的湖南理工学院就读。她是上海人。
大多数上海人都留在本地上学。“哪怕说在上海也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许多学生更愿意留在本地。但在上海，中文专业的选择少了，我想读中文专业，就到了这里。”
来了岳阳，叶嘉觉得回到上海的话，湖南理工的二本文凭，就不大够用。她是师范生，想当老师。她准备考研，希望能够考一个师范类院校，目标是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或者南京师大。“妈妈就是希望我回上海，她说你就考上海师大，一是因为学校在上海，二是没有那么难考。她觉得我一个小姑娘，以后不一定非要做初高中老师，做个小学老师也可以。”
在学校里，她的老师会很实在地告诉她，学校其实就是为国家输送实用性人才的地方，师范班就是做老师这样比较基础的工作，而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才是培养研究性人才的地方。叶嘉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我们考研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就业，而不是为了做研究。”
叶嘉在校园讲座上认识了黄灯。湖南理工学院由岳阳几所大学合并而成，其中一所是岳阳大学，黄灯曾经是这所大学的学生。“我觉得‘二本学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这些没有考上985和211的普通学生。”叶嘉说，“我觉得能遇到黄灯老师这样的人挺幸运的，我希望在学术上得到老师专业的指导。她又是我学姐，她现在发展得这么好，一定经历了很多。”
黄灯刚进岳阳大学读书的时候，并不是本科生。1992年，黄灯高中毕业，以4分之差，没有获得上本科的机会。她想复读再考，父母觉得那时候的专科和本科差别不是很大，毕业了都是国家干部，女孩子读个专科也挺好。她来到了岳阳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延续了80年代理想主义的余绪，学生精神上普遍放松，没有生活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在岳阳大学，黄灯读的虽然不是师范专业，但每个月也会有几十块的生活补贴，过得挺顺利。
黄灯在2020年离开了广东金融学院，现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她如今面对的是专科学生。她发现现在的专科生最大的焦虑是专升本。“现在的很多工作，起点都是本科文凭，比如说公务员，没有說招专科生的。”
“你当初还是专科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焦虑么？”我问黄灯。
“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中专生的身份认同感，比现在的本科生都要强一些。”黄灯说，“那时候的专升本，是因为人想往上走。”
黄灯读专科的时候，所在班级80%的同学参加了专升本考试。“当年自考极为规范、严格，课程设置和正规的本科院校没有任何差异，课外也没有辅导班，课程的完成完全依靠自学，更重要的是，自考本科文凭的含金量极高，在考研深造、评职称、职务晋升上，和正规的本科院校一视同仁。”1993年10月，黄灯开始了自学考试，到了1998年6月，她获得了本科文凭。“自学考试的历练，一方面锻炼了我自学的能力，另外，也为后来的研究生考试打下了专业基础。”
最近，黄灯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给学生上写作课的时候，竟然一下讲了四个小时，学生们很感兴趣，都不觉得累，这令她大感意外。“学生们不管说得好不好，都敢于表达自己。”她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学生们有超出学习专业技能之外的需要。
许多学生做同样的事情，但可能怀有的想法各不相同。比如考研，即便大多数人是为了找工作，可能对有些学生来说，却不完全如此。
我们再说说来自甘肃的冉辛追。他执意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身份，三次报考中文专业研究生，除了自身对文学的兴趣，还与他的爷爷对诗歌的执着追求有关系。冉辛追还很小的时候，跟随爷爷出门牧羊，老人喜欢诗歌，会用树枝比划着，教他诗歌的平仄。冉辛追当初离开甘肃，报考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老人有些失望，他无法理解什么叫人力资源管理。“他觉得，我丢下了他想传承下去的一些东西。”冉辛追说。
黄灯觉得，这种失望或遗憾，后来或多或少成为冉辛追向上的动力。大学毕业，冉辛追没有加入找工作的队伍。“北方孩子更热衷考研的事实，再一次在他身上得到验证。”这是黄灯多年对学生的观察所得。
入夜，龙洞的街道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大多数是年轻面孔。龙洞城中村的许多房子是学生租住的。冉辛追在龙洞住过四个地方。父母每个月给他三千元的生活费。扣掉房租，还有两千多元，他的生活有足够保障。他参加过三次研究生考试，不接受调剂，目标是复旦大学。他的第三次朝向复旦的考研，在120名考生中，仅有十几人会被录取，其中，又有八个保送名额。他考出了四百三十多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和第一名仅相差四分，尽管他的第一学历不是名校，但他的优异成绩让他如愿以偿。在龙洞，他成为了传奇。
每个早起的考研人，都有激励自己的理由。黄灯当年考研，更多的是因为客观原因。1995年，黄灯从岳阳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工厂背靠洞庭湖平原产麻区，成为了亚洲最大的苎麻加工基地。全厂有五千多职工，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有四十多人，他们在这里成为了干部。
之前在机关，黄灯经常有机会和工厂领导在一起开会，她对工厂的了解是一堆宏观数据，没有具体的人。下到车间工作，工人的真实生活让她震惊，这超出了她原有的经验。她跟着师傅从打结、上卷、接条、换桶、清扫等各项基础程序做起，多劳多得，按件计价。挡车工的劳动强度过大，一个扫地的岗位都要通过关系才能得到。1998年6月，工厂接单受挫，生产大受影响，有限的上岗机会被工长更多地安排给家庭压力繁重的大龄师傅。黄灯只是偶尔被派到车间去打包，工资最低的时候，每个月只有80块的补贴。她实际上成为了下岗女工。
黄灯不敢将工厂遭遇告知家人，那时候，她全靠从朋友和同学处借钱度日。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她决定考研。1998年7月，一位朋友开了家公司，请她过去给十几个员工做饭，每月报酬300块。这给了她一个好的借口，她告知父母，因为要复习考研，已经从工厂请假。
六七个月之后，黄灯通过了1999年1月份的研究生考试，她成为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一到学校，就感觉到一种来自原始学历劣势的压力。武大读研几年，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之前毕业于哪所学校，更没有人知道我曾经的身份是纺织厂的一名下岗女工。”
夜深人静之时，黄灯才会回想起工厂的日子，从而找到某种生命的连续性。一些还留在工厂的人，会出现在她脑海里。比如汪立新，一个来自湘西的大学毕业生。“他毕业于西北纺院，是厂里少有的几个本科生。他被放在车间里，修机、拖卷、端茶倒水、收团费，给领导接电话，总之干的都是一些与自己专业毫无半点关系的琐事。这样耗了将近七年，碰上厂里精简人员，领导很明确地告诉他，两条路：一、到一线当工人，三班倒;二、停薪留职，自己到外面去闯。”
黄灯回忆起关于汪立新的最后一个镜头。有一次，她恰好从他们宿舍经过，碰到了他，他那时已下岗。“在得知我考上研究生后，他用一种很羡慕而又很冷静的眼神望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你的选择是对的’。”黄灯再次听到关于汪立新这个名字，是他因经济纠纷而意外离世的消息。
知识分子与大问题
黄灯的研究生同学，许多人本科毕业于名牌大学。“本科毕业后，他们顺利保研或考研，年轻、有见识，英语好、专业功底深，懂得规划人生，关心最多的话题就是考试、出国、找工作、评奖学金、发表论文、听各种名人讲座。”读研的时候，黄灯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掩饰不了的社会青年气息，这更是让她回避过去的时光。
2003年是黄灯人生的某个转折点。此时，她已经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暑假，黄灯的导师病重，她的博士论文也一直找不到头绪，心情灰暗之至。“我坐在电脑前，过去的生活突然争先恐后钻进脑海，童年的记忆、青春期的叛逆、大学的波澜不惊，直到工厂的点点滴滴，几乎全部在脑海复活。”她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用二十多天时间，敲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随笔，她给文稿取名——《细节》。
作家韩少功是黄灯的汨罗老乡，黄灯将书稿发给他，请他指点。韩少功看了，将此称为“阴阳怕懵懂的放血式书写”，并将其中一部分文字推荐给了《天涯》。《天涯》将题目改为《今夜我回到工厂》刊发。随笔所在专题叫作“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与视野”。
写了多年论文，黄灯没获得多少回应，但这篇随笔，“让很多同样藏匿于生活褶皱中的卑微朋友感触颇深，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我联系，仿佛因为我的心直口快帮他们倾吐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其中一位“朋友”给她写信，表达了对文中农民“天聋地哑”悲剧命运的感受，“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对那些人的生活也极端熟悉，对他们我也有着与你一样的情感……其实一个农民的苦就在他们生而为人、并以人的生命形态活着的每一天中，他们哪一天的柴米油盐、劳作忙碌、送往迎来、生老病死不被苦痛和忧戚充斥，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他们生在现代社会却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一个作家只需把这些无语的人们日常生存的内在真相传达出来，我想，就足以在中国当下文坛立足，但他们总是忘了农民真实的日常状态，也或者是其他的考虑压倒了他们的原始经验和良知。”这位“朋友”就是杨胜刚，后来成为了黄灯的丈夫。
黄灯觉得个人命运跟原生家庭密不可分，而更大的命运跟时代有关。一个时代的转型，就在身边悄然完成，她作为一个见证者，也应该让学生感知。
黄灯一直说——要让学生建立和时代的关系，让他们表达对时代的感受，她认为这样才能呈现年轻人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专业课堂中，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找到一些缝隙，激发学生想问题的欲望，并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训练中，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在文学思潮、文学史所叙述的每一个转折处，我想知道，历史或现实，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和眼前这个群体产生关联？他们能否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
有时候，我觉得，黄灯才是理解这些学生最多的人，超过学生本身。相对于学生，她的师长们可能理解她更多。 黄灯是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人。学生们也许迫于眼前的生存压力，没有把自己放到更深的时空维度中去思考自己所处的位置。
黄灯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书稿后，发给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林岗。
林岗看了书稿，给她回了很长的微信：
读过了你送我的新书，感觉很好。社会就像一个阶梯，由财富、权力、知识锻造而成，人的一生就沿着无尽的阶梯往前行或往上爬。绝大部分的人在这过程中都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疲力尽的早已伤痕累累，不论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多高、有多少知识、掌握多大的权力，他们对往前行或往上爬之外的任何人和事都不感兴趣。我很高兴你是例外，而且你是罕见的能回头看回头关心那些在你身后的人，不论他们愿或不愿、能或不能跟上你，你都在他们身上倾注热情和关怀。做这些事，比你仅仅做教师来得更有意义。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我唯一的建议就是继续下去，发现有意义的题材，写出这个时代的真和伪，写出这个时代的善和恶。
黄灯从纸堆中翻出了2005年写的博士论文《艰难的蜕变——中国当代小说情节（高潮）的命运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拍了照片发给我。这部论文至今没有成书。论文指导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林岗，一位是程文超。程文超在指导黄灯博士论文期间去世，林岗接过了指导黄灯博士论文的工作。黄灯的硕士生导师也在同一年去世，这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她觉得自己写不完论文。她在博士论文后记里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对创作而言，唯有创作个体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和个体生存状态，唯有建立在对自我体验和个体生存状况尊重基础上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才是文体最可靠的承载……能够在自我体验和个体生存体验的触动下自由地表达心灵的流淌，对一个作家而言，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大地上的亲人》的序言中，黄灯曾提到自己19岁的堂弟。堂弟关心初来广州的堂姐，念到博士的堂姐却在潜意识中和他们保持距离。黄灯感到羞惭，追问自己，“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这种自我反省，让黄灯不再回避过往的经历，她放下顾忌，重新走进亲人的生活。
黄灯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中，写了丈夫的一家人，这篇文章当年在网络上被广为传播。丈夫杨胜刚是熟悉自己妻子的人，他觉得“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在文学性上没有多少企图，在个人的生命细节、人性、心灵的描述上也没怎么着力，她叙述个人故事的同时，意在抵达个体身处群体的整体命运，在将群体定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中，考察人生、历史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联，以更大的历史景观，在私人困扰的背后揭示其隐含的公共议题。黄灯的抒情和议论，主要为了凝聚所叙述的事实，让零散的事实获得一个相对明晰的方向，她的非虚构写作，超出了具体的个人处境和具体性格，指向‘大问题意识’。”
大问题意识——许多人是想逃出“大问题”本身。黄灯最初也是如此。当黄灯开始返回“大问题”，她面对的是“知识分子”的问题。黄灯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思考自身，在这一点上，重点大学学生、二本生和专科生，没有什么区别。学生们也需要在自己身上凝聚已经经历的事实，这个凝聚的过程，是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过程。
黄灯把《我的二本学生》給韩少功看，韩少功看到两三万字的时候，说这让他想起了《乡下人的悲歌》，“那也是写下层人的绝境。”“平等和自由是捆在一起的，教育不平等，最后变成了人的不自由。”韩少功给黄灯留言。
2021年3月31日，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作品颁奖礼上，黄灯坦言，“对我而言，需要警惕的是，除了表达和看见，更需要的是行动，我就是一个老师，我希望永远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分担共同的困境。”
杨胜刚认为，黄灯持久而深入的自我反思，目的并不仅局限自身，她更关心的是世界，她自我反思的线索始终围绕着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如何把自己的写作与更广大群体建立联系来展开。
看见群体中的个体
黄灯喜欢到现场。在甘肃庆阳的寒风中，她一直要求陇东学院老师带她去看窑洞。在黄土高原上，她不断地拍下照片。她也非常乐意跟学生和老师交流。在陇东学院跟老师交流的时候，老师们会说起自己的某些无奈，有的人说着说着，就难过地哽咽起来。
一个老师站起来说自己跟学生的故事。她说自己是怪怪的老师，一些怪怪的学生喜欢找她说话。“有一个同学特别有意思，一门心思想挣钱。我说，你保证自己各门课都能过的话，你爱挣钱就挣钱去吧。对金钱的渴望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黄灯记下了这些话。她觉得在广东学生那里，基本没有这个障碍。“广东的孩子都特别热爱金钱，爱做生意。我经常是他们的顾客，他们做生意做到我头上。”对这样的学生，黄灯不太担心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找不到工作可以去做生意。”学生卖东西给她，也不会特别优惠的，她觉得给学生赚也不错。有西北来的学生，到了广州，观念也会转变，读了一年书之后，可以组团带广东的老师去西北旅游。
黄灯的学生，也有赚了钱的。比如说陈燕婷（化名）。她做的珠宝生意，年收入超过两百万，在广州有三套房，有自己的工作室。黄灯分析了她的职业路径，父母和“高人”的支持和指点，在她不断转换的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极少数实现财务自由的学生代表。因为稀少，才凸显了大多数学生普遍的命运。而有的学生，毕业多年，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黄灯的许多学生，连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更多的是不同程度的挣扎。黄灯教过的学生，从整体上来说，80后的生活要好于90后。“八年前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房价压力尚小、经济处于上行的阶段，90%的学生都能安顿自己的生活，教育对他们而言，依旧是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黄灯说。 回到开头，在陇东学院的讲座上，黄灯提到两位在广东金融学院就读的甘肃学生。一位是冉辛追，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另一位叫刘婉丽（化名），来自甘肃天水甘谷县。和那位放弃考研的陇东学院学生黄牧，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刘婉丽年幼时，父亲原本是民办老师，收入少，无法持家，因而辞职，成为了最早的包工头。“一开始赚了不少钱，村里的第一台电视都是他买的。我们那个时候，家里超级好，按现在的说法，是村里的首富。”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她的父亲出了一次事故，从13楼摔下，虽然没死，但身体变得糟糕。这成为了家庭的转折点。父亲在医院住院，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这成了刘婉丽童年的阴影。父亲的生意很快破产。刘婉丽说，这让她看到了人性。“生活告诉我，你不能自立时，别人不可能帮你。就算别人想帮你，如果你很难扶上去，时间太久，人也会有疲倦期，也不会有人帮你。”刘婉丽觉得要好好念书，“要用读书来改变命运。”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么？这也是此时代的年轻人的疑问。大学毕业两年后，刘婉丽再一次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因为第一学历不高，她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最后被调剂到了一所普通大学。她继续着普通大学生的生活。
刘婉丽跟黄灯讨论过很多次，她曾想继续读博士，后来还是放弃了。“既怕考不上，也怕考上后，还得面临找工作。”
念硕士期间，有三个男孩向她示爱，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还有一个没怎么念过书的番禺男生，家里有三栋房子。刘婉丽的妈妈择婿标准倒很简单：是否拥有体制内有编制的工作。
面前仿佛有许多条路，但她曾经都没有什么感觉，“只要自己稳定了，就什么都不怕。”一个甘肃女生，在南方的广州，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密不透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很小的缝，就是这样一条缝，我怎么努力都钻不过去。”
在写这篇文章时，黄灯告诉我，刘婉丽最终选择了家里有三栋房的番禺小伙做男朋友。
采访中我发现，黄灯教过的许多学生，思考能力都不错。这大概是黄灯不断地启发他们去思考的结果。
如今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的穆阳（化名），称黄灯叫“灯哥”。“不知道是哪位师兄师姐传下来的，我们都这么叫。”大家都喜欢灯哥，上大学的时候，教语言学的老师曾带着学生们翘课去听灯哥的分享会。
在穆阳的印象中，黄灯没有架子，是特别关心学生的人。“她很努力贴近我们这群网上冲浪人的日常，就像她努力在跟上自己儿子的脑回路一样。老师在形势与政策课上先完成教学任务，接下来都是与我们的交流。老师还会吐槽我们朋友圈屏蔽了她，让她失去和我们接轨的机会。”她说着笑了起来。
穆阳能清晰地认识到二本生的困境。“我们学校是专升本的，其实转为本科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十几二十年，就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缺少文化底蕴以及更加体系化的培养，当然，这也是现在高校教育的难题。我们老师说，在他们读书的时代，中文系是大热专业，如今金融与计算机火爆，加上学校本身的金融背景，我们专业其实有‘边缘专业’的感觉。所学课程还要加上‘实用性’的要求，加塞金融和秘书课，同学们其实都只是学个皮毛。”穆阳说，“就业方面，部分老师还是以引导我们进入银行为主，连职业指导课上，老师分享的还能是十年前如何成为一个好秘书的故事。”穆阳的同学更愿意去考公、考研，或者进入媒体行业、游戏大厂以及教育行业。“真正从事秘书行业的恐怕只手可数，至于银行，依然有同学第一志愿就是从事这一行业。”
穆阳觉得二本学生更能吃苦，对职场变通也更适应。“正是因为一直认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我们更加珍惜一切拿到手的机会。正是知道自己学历不出彩，我们会有意识地通过实习经历、竞赛经历等提升竞争力。”
毕业后，穆阳觉得，想要改变自己身上這个“二本学生”的烙印，“恐怕只能指望学校努力改名并且发展为综合性大学，跻身一本院校行列吧。”
穆阳记得在“灯哥”的一次访谈中，评论区有网友留言：“二本学生现在有人替他们发声，广大的专科生、职中生，千千万万学历更低的人呢？谁替他们发声？”
“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社会也不会为某一特定群体倾斜资源，二本学生值得有人去观察与看见，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突破与发展，囿于某个身份，百害无一利，对我这个普通人来说，比起过度着目身上的烙印，我更愿意一步一脚印去突破自己，让更多人因为我本身的亮点去看见我，而不是仅看到我的某一身份。”穆阳仿佛豁达的眼光长远者，她继续说，“人是长期发展的，生活是平淡漫长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追随本心，就业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如何去认识自己、悦纳自己、永无止境地学习发展自己，是我更愿意探讨的方向。”
穆阳用到“永无止境”，她年纪轻轻，像是一位长者在回望生活。
黄灯赞许自己学生的看法。她经常会说到70后被忽视的命运，但她觉得，比起如今的年轻人，他们那代人已经幸运太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无论顶尖的北京大学，还是地方上的岳阳大学，在培养学生上，都首先立足将大学生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注重学生的整体素质和长远发展，学生既不会被就业绑架，也不会盲目地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就业技能，而忽略掉更为重要的专业学习。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上，学生也会拥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不会延续高中时代的填鸭模式。”
黄灯考虑更多的，还是学生们的未来。“如果说，考研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让我从一个下岗女工变成了一个研究生，并进一步获得机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那么，负载在结婚生子人生负荷上的买房举动，则让我得以在广州安家，在城市找到一个居留之处。仅仅十几年，放在今天，这两件直接改变了我命运的事情，都不可能实现，这是时代留给我和同龄人的缝隙和微光，也是我2005年进入大学任教后，目睹那些理所当然的机会，竟然在市场化的疯狂下，变成了后来者无法逾越的障碍，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停留、聚焦在二本学生身上的原因。”
10月23日，“2021南方文学盛典”在广东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揭晓并颁奖。《我的二本学生》让黄灯获得了“2020年度散文家”。获奖之后，朋友圈里，许多朋友转发了相关信息。我没有看到黄灯转发自己得奖的信息。我问黄灯为何？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她再发，就没有了信息增量。她倒是在学生群里发了消息，学生们很高兴，觉得二本生这个群体，已经开始被更多的人看到。
在龙洞，广东金融学院里，大片花期过长的洋紫荆在开放，仿佛春天一样。全国范围内，此时已是深秋。北京就要举行冬奥会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过完年，临近毕业的朱洁韵——那位說“所谓大学，就是长大了自己学吗”的学生——找了一家单位实习。“她总是头痛，在小医院看病吃药，不见好转。到了大医院，拍了片，确诊为恶性脑瘤。”
黄灯记得最后一次去看朱洁韵的情形。她在楼下的小花园里等着老师到来。“夕阳的余晖下，照着她苍白但依然闪烁青春光泽的脸庞，她愉快地频频向我挥手，仿佛往昔下课后例行地向我道别，我一时产生错觉，竟然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朱洁韵的父母在她身旁。她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夫妻俩曾在一家工厂上班，后又双双下岗。女儿曾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面对她的倔强和好强，我突然理解了一个女孩的成长逻辑，突然懂得一个女孩有机会迈进大学校门后，想狠命改变家庭命运的急迫。”
2008年12月27日凌晨，朱洁韵去世。她没有参加毕业合影。集体照上，她永远缺失了。
黄灯带我在广东金融学院里转的时候，指着几株高大的玉兰树给我看，她说她会想起在教室里闻到过的花香。我在《我的二本学生》中读到过一段文字：“她（朱洁韵）的课堂作业，始终放在我最重要、最珍贵的角落。抽屉里留下的拙朴文字，显示她曾和我共处同一个课堂，曾在教室的欢笑中闻过玉兰花香。”
座无虚席的陇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黄灯的讲座临近结尾。她说起她最近在做的事情，她去到了许多学生的老家，去了解他们的家庭。去到现场，才会有增量，才会让具体的人生动起来。
黄灯说到一位父母在东莞打工的学生。她是在广东金融学院的食堂吃饭时碰到这位学生的，很聊得来。学生告诉她，他在学校偏僻的荒地上，种了向日葵。向日葵长高之后，特别漂亮。乱栽植物是会被拔掉的。过一段时间，向日葵就不见了。可是，这个学生没放弃。每拔掉一次，他就继续种一次。向日葵以极短的周期存活，但美丽的事物曾经发生，就会投下明亮的光。